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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小时候，写日记是一项明码标价的作业：每周五篇，写得好能得一朵小红花，写不好没有（集小红花可以换练习本等小文具）。翻译成如今成年人世界的语言就是：每周五份工作，做得好有工资拿，做不好白干。于是大家都在绞尽脑汁地想，一篇怎样的日记才能算“好”。由于涉世未深，那些幼小而单纯的小脑瓜并不知道，这个“好”就和老板评判工作一样，除了字数这种明码标价的KPI之外，是没有绝对标准的。大家凭着本能，自然而然地把看过的范文当标杆，依样画葫芦地模仿起里面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犯错、被误会、不被理解、离家出走。这样的题材隔三岔五就要写上一遭，经过不断回炉加工打磨细化，看得老师心惊肉跳。但在我们贫乏而单一的日常生活里，这些是我们能想到的、自己能驾驭的最离奇惊险的故事了——毕竟我们确实“直接或间接”地见过这些事。就算没经历过，也看老师读过范文。于是，挨打是高潮，认错是升华，父母是反派，反派充满爱。父母拿着我声情并茂的日记，让我的人生再次迎来新一天的高潮。惩罚完后母亲坐在椅子里喘粗气，不明白她如此掏心掏肺地为这个家，自家孩子为什么总把她编排得像个凶神恶煞的“母夜叉”。在大人眼中，这种“胡编乱造”和“撒谎”没什么两样，都“造成了极其不好的影响”。我撅着屁股迷迷糊糊地犯委屈，好像知道了这样写会让父母不高兴，但并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高兴：我又没有真的离家出走，我只是为了小红花。让父母形象受损这种事幼小的我们是断然理解不了的，我抬头看看面前大马金刀坐着的人，正好和母亲大眼瞪小眼地交换了一个眼神，连忙低下头，愈发觉得自己写得没啥错。 
如今再回头看，那“一周五篇”和“小红花”对应的，无非是孩子没东西可写却硬要写，还要写“好”的结果。日记不是作文。生活并没有那么多引人入胜。让孩子每天写一篇不重复的“好”日记，恐怕比要求他们编一个峰回路转的童话故事还要掣肘。毕竟“编”这种事，又称之为“创造”，是孩子从会说话开始，就已经无师自通的本领。他们给歌谣改词，为一句话换主语；他们是诗人，是艺术家，是创造大师。虽然大师的有些“创造”会被大人定义为骗人。骗人不好。但在孩子的世界，这件事未必这么解释。为什么我们总说孩子的想象力是最丰富的？平日里那点鸡毛蒜皮反反复复都写完了，只能靠“创作”。毕竟生活有限，脑洞无限。想要小红花，只能将有限的生活，投入到无限的脑洞中去。被误会离家出走这种剧情，天然包含起承转合，从孩子十来岁的视角看去，那是最出格的叛逆，足以引人入胜，发人深省。相比之下，生活中的琐碎实在不值一提。加之一个“好”日记的标准在头上悬着，心心念念是漂亮的签字笔小本子，就更加卯足劲从平淡的生活里“衍生”出子丑寅卯来。首先，家长和孩子都要明确记日记的目的：日记给了让孩子观察生活的方向，让他们养成用文字表达情感的习惯，而不是要他们像作家一样写一个跌宕起伏的完整故事。
允许一句话日记：如果孩子觉得没什么可写，可以只用一句话写出今天的心情和产生这个心情的原因，越简单越好；甚至可以要求必须在15字之内写完。孩子绞尽脑汁缩减字数时，也是在与文字建立某种连接。 可以将日记改为周记：拉长“素材库”，让孩子拥有更多备选的时间和趣事，不用每天“憋”故事出来。 条件允许情况下，多带孩子出去玩：增加孩子的阅历，让孩子多经历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有东西可写。 《菊次郎的夏天》剧照
让孩子多看书，少看范文：日记是最不需要“范文”的一种文体，它是许多孩子开始走进写作的敲门砖，是把孩子和写作建立起情感连接的桥梁，应当发自内心。每一句都表达孩子想表达的感受和意图——注意，是“想表达的”，而不是“真实的”——这些感受和意图可能未必百分百“真实”，有夸张的情绪，甚至有幻想的成分，这都不重要，只要那是孩子真切想表达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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