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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發表於《歷史文獻研究》總第47輯（廣陵書社2021年11月），此爲作者word版，引用請以原刊爲準。感謝蘇芃老師授權發佈！ 2020年3月31日，時值疫情禁足之際，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的熊少聰同學發來三則張守節有關的史料，皆輯自《册府元龜》，其中一則涉及其爵里、生年、師承等重要信息，宋刻本已佚，明刻本作“李守節”，從未引起學界重視。少聰咨詢我的意見，我也認爲當是“張冠李戴”之誤，建議他覆案《册府元龜》其他版本。令人驚喜的是存世的四種明抄本此處皆無“李”字，有三種作空圍，於是鼓勵少聰詳加考辨，其後少聰不斷思考，深入論證，撰成一篇扎實謹嚴的力作。4月26日，應北京大學博士生高樹偉之邀參加綫上沙龍，討論“學術檢索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我講到數字檢索時要警惕古籍的版本異文與訛誤時，正好提及這處“張冠李戴”的問題，沙龍甫一結束，樹偉就打來電話，說他在碩士階段也關注過《册府元龜》另兩處記載，而且寫過專文，尚未刊發，而“張冠李戴”這處材料山東大學的周浩賢同學在學年論文中也已發現。浩賢又與我聯繫，轉來他的論文，他主要側重從《史記索隱》《史記正義》引文討論《管子》注本問題，其中涉及對《册府元龜》張守節生平資料的考察，與少聰的文章相得益彰，因此建議他析出單獨發表。其後，他們三人也由此相識，並藉助微信群不斷切磋討論。 有鑑於此，我向《歷史文獻研究》編輯部諸位老師提議，希望能將少聰、樹偉、浩賢三位同學的論文合爲一編，呈現給讀者，以期能從不同視角重新審視張守節的相關問題，在徵得編輯部同仁首肯之後，又經幾輪審稿往返修訂，特此開闢“張守節研究”專欄，彰佈這三篇考證之作。 2020年10月12日 又按： 這組論文待刊之際，又見《渭南師範學院學報》2021年第36卷第1期刊發了王亞橋先生的論文《唐張守節與司馬貞同爲張嘉會弟子考》，這篇文章亦用到《册府元龜》中“李守節”的有關資料，與本組三篇論文部分觀點重合，這讓三位作者深感遽惶。我又向多位國内期刊專家請教應當如何處理，大家一致認爲如果能够肯定論文是各自獨立完成的，没有學術不端行爲，那麼可以照發不誤，但需要加以說明。想到在去年4月26日“學術檢索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綫上沙龍，我已有“劇透”，這應該可以證明本組論文的材料與觀點與王亞橋先生的大作只是不謀而合。 驚惶之餘，我也在思考一個問題：爲何張守節生平的千古懸案忽然之間備受關注？有朋友開玩笑說：“張守節顯靈了！”其實，這絶非巧合，而是和兩方面條件變化有關：一是古籍數據庫可以提供便捷的檢索手段，一是古籍數字化帶來了豐富的新材料，文史考證中多重材料的覈驗與比較正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所在。我曾問過少聰，這個問題起初是如何發現的。少聰說，他讀到前人有關張守節與張嘉會關係的論證，希望能有新突破，嘗試在“中國基本古籍庫”中檢索“張嘉會”，發現了《册府元龜》中被誤爲“李守節”的資料，進而展開的研究。另一方面，諸位研究者有關“李守節”爲“張守節”之誤的論證，都得益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和臺北“國圖”所藏的明抄本，而這四種《册府元龜》明抄本目前都可以通過網絡媒介獲取圖像，這是千年未有之便利。 如此一來，重新審視這組論文的價值，恐怕不僅在於考訂張守節、司馬貞生平等問題，或許還能啓迪大家對數字時代文獻考證方法的思考，這一點在高樹偉論文篇末也有補充討論，讀者可以參看。 於是，我與執行主編王鍔教授以及編輯部同仁再經商討，最後決定依舊按照原先組稿面貌刊出論文，如有争議，全部責任由我個人承擔。 蘇芃於2021年6月26日再識 相关链接： 蘇芃丨“廿”“卅”“卌”唐宋變革説——以《史記》傳本用字演變爲例 蘇芃丨玄應《一切經音義》暗引《玉篇》考——以梁諱改字現象爲綫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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