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3
2020.3
2020.3 我在宣城插队落户的日子 叶荣鼎 微信版第1089期 八年时间的赭壤砂石，总在拼诵淡忘的史诗，拼绘依稀的画面。过往只有直播没有重播，历史只有结果没有如果。回望当年在宣城农村插队落户的日子，充满了艰辛、煎熬和艰难，经历了热望、失望和绝望，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回忆。 那年间欢送喜报贴上门，锣鼓敲到家门口，东海之滨的上海到处呈现一派送别知识青年奔赴农村的景象。六八届和六九届中学毕业生分配政策是一片红，除了病号，都要打起背包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了七零届中学毕业生被分配时，政策人性化了，只要有哥姐已经落户农村、三线或边疆，就可留在上海大城市里工作。我算是例外，哥姐三人都在上海工作，别无选择，去三线也不可能，只能去边疆屯垦，或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没去过农村，也没去过边疆，但是，那时看过《林海雪原》小说及电影，少剑波和杨子荣带领小分队剿匪的帅气画面时常浮现在眼前，从而对那片皑皑白雪笼罩的黑土地充满了好奇，遂向发小见果同学打听。 “想报名去黑龙江军垦农场，我俩一起去好吗？” “好呀，是想去，刚成立林海雪原战斗队，明天来我们教室加盟。” 第二天上午，天色蔚蓝，万里无云，我乘上延安东路轮渡站去浦东的轮渡船，渡过母亲河黄浦江，走进位于烟厂路上的临江中学校门。径直去了见果七班的教室，只见林海雪原战斗队的队员们正在商量什么，见我要求加盟欣然同意，要我拿起毛笔按大家所说的内容写《决心书》，末尾还要我画上迎风飘扬的林海雪原战旗。最后，大家在落款处郑重签名，派代表送到学校毕业工作组。那天傍晚，我回到九江路老宅躺在床上翻来覆去，通宵做着至今难忘的美梦：孤独站在银装素裹的雪地里，精心制作上海知青保卫北疆的冰雕。 翌日清晨，天空就已经早早下起了雨，秋天就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昨日还是晴空万里，今日窗外却传来淅淅沥沥的雨声……我睡眼惺忪，撑伞去粮站买米，回来快要到家时，屋里传出一阵熟悉的说话声，于是蹑手蹑脚地靠近，从门缝朝里窥探，原来是班主任马老师在我家里，正在跟母亲说话，遂赶紧推门鞠躬。马老师转过脸对我说：“小叶，学校毕业分配工作组分配你去安徽宿县，但那里生活更艰苦，瞧你个头长得又小，我硬是给你争取了去安徽宣城插队落户的名额，那里地处江南，主产水稻，不吃粗粮，离上海也近，你明天开始准备行李，十月十九日上午八点发车，通知上写有上车地点。” 我当时有点懵，昨天那份交给学校毕业分配工作组的《决心书》上明明有我的署名，他们却不尊重我立志去遥远的黑龙江的选择。后来在农村入团时，才醒悟到没被批准守卫边疆的真正原因。 马老师站起身，跟母亲道别后回学校去了。母亲说：“你去农村插队落户，往后就是独立生活，把哥哥们用过的书箱带去，都是你爱看的书，我外出买人造革箱和网袋，出发那天我和姐姐送你。” “嗯，您放心吧，我会抓紧学会农活，认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其实，说那番话时我的脑海里压根儿就没有农村概念，也没有意识到农村生活有多么艰苦。尽管在校时最后学年去工厂学工、去农村学农、跟着部队野外拉练学军，但那都是蜻蜓点水，象征性的体验。 出发那天早晨，气候有点燥热。我双手拿着小书箱和行李袋前往上车地点，母亲提着人造革箱子，姐姐拿着装有脸盆等洗漱用具的网袋。我们担心迟到，一路快步行走，相互间几乎没说什么话。抵达上车地点时，已经人山人海，有的同学脸上笑嘻嘻的，正在与亲朋好友说告别话；有的同学哭兮兮的，周围的亲朋好友不停地安慰。我赶紧跟母亲和姐姐告别，害怕她俩流泪。上车后找了一个空座坐下，还没坐热，车上满员了，我朝站在车窗外的母亲和姐姐挥手，示意她俩快回家。 长途汽车缓缓启动，刹那间，前排座位响起了某女同学惊雷般的哭声，把我吓了一跳。车子开了半小时停了，好像是到徐泾镇了。我隔着车窗朝外望去，不远处站着几名领导模样的人，脸朝我们说着什么，多半是鼓舞我们去广阔天地认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内容。道路两旁，红旗招展，锣鼓喧天，还有欢送队伍在喊什么口号，估计也是激励的言辞。片刻后，喇叭里传来毛主席语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一会儿，市领导模样的人朝我们挥挥手，车队蠕动了，渐渐地加大了马力，窗外的景色不断地消失在车后。这当儿，车上开始热闹起来，有说有笑的，去农村插队落户似乎变成了一场郊游。 到了下午，出发时浩浩荡荡的车队变得稀稀拉拉了，好多长途汽车中途改变方向去了其他县城。接近傍晚时分，只剩下我们去宣城金坝的车队了。金坝当时是公社所在地。没过多时，车身更加颠簸，泥石路坑坑洼洼，有同学忍不住呕吐起来。迷迷糊糊过了不知多少时候，传来嘎吱的刹车声响，车队停在不大的广场上，司机示意全体下车。我们开始从座位上站起来，一下车便被等候多时的农民兄弟团团围住，他们手拿扁担和麻绳，挑起了我们的行李，领队男子笑容可掬地说：“我们来自松林南阳冲，是来接你们七名上海男知青去我们那里插队落户的，请大家跟着走吧。” 记得去松林插队落户的上海知青，分布在大王村（七名男知青）、大房（七名女知青）、三房（七名女知青）、姚村（七名男知青）、南阳冲（七名男知青）、下台冲（七名男知青）和小树（七名女知青）七个自然村。当时自然村叫生产队，领导班子成员有：生产队长、政治队长、妇女队长、民兵连长、生产委员、会计等，貌似军队建制。 走了一会儿，四周天色暗了下来，开始行走在宽约三五十厘米的田埂路上。一路上，我因重心不稳好几次掉到田里，幸亏田里没有灌水。  傍晚，我们终于到达松林大队南阳冲的新家。草屋，土墙，分东间、中间、西间和灶间。东间小些，放两张床。中间的正面墙上贴有毛主席画像，左右两面墙上靠着一大堆农具：钉耙、锄头、镰刀、砍柴刀、扁担和箩箕等。西间大些，放五张床。从中间出门，朝右转弯走五六步便是灶间，灶台紧挨西墙，嵌有铁锅，灶台边上放着光线微弱灯苗飘忽的油灯，烟囱朝屋顶外伸出，灶旁堆有松树枝，炉膛口前放有矮凳，灶间左侧有大水缸，缸盖上放着舀水用的葫芦瓢，缸边有水桶和扁担，缸里水装得满满的，干净清澄。走出灶间，回到西间，善良的农民兄弟已经对号入座，把行李放到我们各自的床边。 这时候，肚子咕噜咕噜地叫唤起来，门外恰好也传来“开饭喽，五七班同学吃饭喽”的喊声。那晚农民兄弟请客，有荤有素，量也不少，饭也管够。我们七个人也许对新家还没有适应，或许还有城市人那种腼腆，不过，农民兄弟可能挑行李累坏了，大口吃肉，大口喝汤，大碗吃饭，加上对于我们的加盟感到高兴，欢聚一堂的光景犹如昨日。饭后，农民兄弟送我们回新家，天已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路高低不平，好几次险些摔倒。 走进新家，铺床支帐，接着去灶间烧水，我把干透的针叶松枝塞进炉膛，噼哩啪啦地燃烧。洗漱完毕，躺在床上，还没来得及回忆白天的情景，就已经酣睡起来。 第二天休息，第三天早晨，我也醒得早，一听到出工哨声赶紧起床，洗漱时听到有人大声吆喝：“今天是带锄头捞田！”我赶紧扛起锄头出门，跟上出工的队伍。那天是捞田，也就是用锄头把翻开的泥土捞成长陇，清理出长陇两边的沟壑。我模仿着别人的姿势，一会儿手上就磨出了血泡，手臂酸疼。可是，农民兄弟说我只能算是半个劳动力。这就是说，我每天从早干到晚只给五分工，比女劳力少两分工，比男劳力少五分工。即便雨天出工，到年底也只能做到百八十个工。不过我没有表示异议，自己也确实不会农活。 就这样，起早摸黑地干了两个月后，也不知怎么回事，队里让我担任记工员。这是明摆着得罪人的活，当然这也是农民兄弟对我这个上海知青的认可。不久，我发现一位农民兄弟多日没有出工，一打听，原来是去金坝公社学习班了，我还以为是晋升干部前的镀金学习，后来才知道是去接受惩罚性学习。原来他家人口多，就悄悄在自留地旁边开垦了一分地，种了些蔬菜，岂料遭到举报，被强制送到金坝公社割资本主义尾巴学习班学习一个月，学习期间不准回家，一律自费，日日旷工。这亏吃得可大了！ 那年我没有回上海过春节，既然户口都迁到农村，不再是上海人，而是正儿八经的宣城农民了，应该静下心来，扎根农村，和农民打成一片。好客的农民兄弟听说我留下来过年，家家邀请吃饭，大户人家邀请洗澡锅，还常去西北角李家门前晒场学拉二胡唱花鼓戏。 一九七二年三月初，村干部找我谈话：“从今天起不用干农活了，教孩子们读书识字。”说完，把我带到仓库改建的教室，里面放着好些用粗树枝支撑的桌子，桌面刷有红漆。我摸了摸觉得手感挺好，问：“这是什么材料做的？”他答：“牛粪，黑板也是用牛粪做的，表面刷有黑漆，不影响用粉笔写字的效果。” 第二天开学，来了一群叽叽喳喳的孩子，个个脸上充满了好奇又兴奋的神色。我让能说会道测验成绩好的李莲英担任班长。课间休息，孩子们去教室门外晒场做游戏玩耍。西侧有一水塘，孩子们放学后常跳下去嬉水。 我是工分制民办教师，每到春耕插秧和夏忙双抢季节时，学生放假回去做家务，我便扔下教鞭去田里干活挣工分，拔秧，插秧，耘田，割稻，挑稻，掼稻，撒粪，捞田，翻地……除了驾牛犁田不会，其他农活都干过，左手中指还清晰地留有割稻时被镰刀割破的疤痕。一九七二年的春耕、双抢和三秋出了满勤，定额包工挣了不少工分，但披星戴月累得够呛，好在一日三餐承蒙在陈家搭伙解决了后顾之忧。 一九七三年春节过后，我从上海探亲回到松林接到通知，说：“学校搬入松林自然村了。”教室改善了，可卜家小孩不慎患上关节炎，无法踏地行走，父母下田干活顾不上他。为了不让孩子失学，我上学背他到校，放学背他回家。那年农忙季节没有下田干活，一来新校离户籍地南阳冲远了，二来有些学生年龄小，放假回家反给家长添麻烦，于是带着他们下田做些力所能及的义工。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五日，我光荣地出席了宣城县教育战线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大会，首次走进了宣城县政府大礼堂。会议一结束，我就心急火燎地赶回学校给孩子们补课。几天后，村团总支嵇书记找我谈话，翌日递交了入团申请书，接受共青团组织的考验。
一九七四年春天，我被调到松林完全小学担任毕业班主任，遇善解人意的同事吴善书，常去他家交流，兼带家访。他弟吴善焘时任毕业班的班长，性格内向，学习用功，以身作则，我的得力助手。 那年四月二十四日傍晚，团总支嵇书记找我谈话：“小叶，入团申请批下来了，你在松林教育战线的出色表现有目共睹。今天第三次讨论你的入团申请，大家一致举手通过。恭喜你！过几天参加宣誓。今后别忘了参加党员积极分子会议，争取早日入党。” 一九七五年，我与同事吴善书、张允贵、程小芹、都甦影为松林村培养了首届小学毕业生，四月十九日在宣城照相馆集体留影。
那年九月，我又奉调前往松林大队童村小学，这里原是童家祠堂，砖墙瓦顶，校门朝东。四年级班长童同学是我的得力助手，学习用心，责任性强，是同学们的好榜样。晚饭过后，风雨无阻，无论土路多么泥泞，准时赶来学校为我打手电照明陪同家访。 回顾六年历程，整个松林大队下辖十八个自然村都有我的家访足迹。无论调到哪里任教，我都是铺盖同行搬到学校住宿，把节省的往返时间用于晚上的家访、备课与批改作业。 一九七六年十月，宣城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兴修华阳河运动，我也被大队派到华阳河工地担任记工员和宣传员。 松林民兵营担负的华阳河工段在黄渡公社境内。每天工地上都是红旗招展，人山人海，高音喇叭播放革命歌曲。我每天上工地点名记工后，也肩挑装有泥土的畚箕，跟着爬坡，喊口号，挑到堤顶外沿倒土。虽每天大汗淋漓，腰酸背疼，但远超电影《红旗渠》人海战术的壮观气势总是让我忘了每天的劳累。直到今天，那情境还常在脑海里涌现。 工地是集体生活。工棚里两侧是铺有稻草的地铺，跳蚤格外猖狂。雨天里工地上无法作业，民兵们都呆在工棚里，有打牌的，有聊天的。晴日里天上星星和月亮还没有离开，厨房里已经传出打水声，厨房外已经响起洗漱声。吃完早饭，大家便拿起扁担畚箕上工地挑土。  比较坚硬的地段需要用炸药爆破。每天下午四点，爆破手们统一埋炸药和雷管，敷设导火索，五点统一爆破，十分钟后喇叭里一声令下，爆破手们统一返回工地检查炮位有否哑炮。 一天傍晚五点，工地上像往常一样响起阵阵爆炸声。十分钟过后，爆破手统一进入工地检查，忽然毗邻工地上又响起了爆炸声，只见一个爆破手被抛向天空，随后重重地摔到地上。远远望去，浑身是血，紧接着被救护车送去工地卫生所抢救了。事后才知道，那名爆破手故意在工地交界处留长了导火索，企图把他所在工地上的石方炸到我们工地上，减少他那工地的工作量。难怪他那工地总是下午两三点就早早收工，还老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后来华阳河工程指挥部通报批评了这种“巧干”行为。 那年头猪肉紧张，没有油水，籼米饭又不经饿，加之工地上干的是重体力活，饭量越来越大，眼看就要断粮，食堂司务长整天愁眉苦脸，领队又回村开会了十天后才能返回工地。我建议司务长去当地农村用米换肉改善伙食，兴许还能节省粮食。当时，四斤米可换一斤猪肉。大家听说有肉吃脸上都笑开了花，连续一周开荤后果然奏效，不再断粮，但没想到上茅房的人排起了长队。 一九七七年四月四日，我再次走进了宣城政府大礼堂，光荣地出席了宣城县会战华阳河工程群英会。
从华阳河工地回到松林，我被安排在大队林场，时值宣城县政府号召开荒种树，便又跟着毛场长起早摸黑，高举钉耙挖坑，弯腰插枝，培土浇水。 十二月二十六日，告别了见证知青在松林成长的独山，我从宣城乘车至芜湖换乘客轮，二十八日抵达上海。 光阴似箭，我离开宣城已四十余载，回眸砥砺奋进、洒过青春热血的人生轨迹，倍生感慨，终生难忘！
（作者2015年重回插队落户的松林村）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