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靖江王在桂林延续了280年，营造王陵及其他的墓葬300余座。经过数百年风雨飘摇，想要厘清每一座墓的主人并非易事。好在，还有石刻的墓志存留。通过这些墓志，靖江王陵管理处才将墓主人一一确定下来。 据工作人员介绍，在中国的丧葬制度中，“坟”与“墓”在古代是有所区别的。  志文。  志盖。 “坟”本指高地、堤岸，引申指墓上堆高起来的积土。而“墓”则取孝子思慕之意，只指埋人的处所。殷代不筑坟堆。周代开始筑坟堆或种上树，以之作为墓的标志，称为“坟”。但这种形式只限于贵族阶层。一般平民则仍是“墓而不坟”，即不筑土堆或种树。所以，平民的墓葬被称为“墓”。 墓碑，亦称地表文，是立于地面，用于记载故者姓名、籍贯、生卒年月的石刻。墓志也称墓志铭，随墓主人一起埋于地下，上面通常会详细记载墓主人的姓名、世系、官职、生卒年月、婚姻状况及丧葬地点。  石碑（复制品）。 现在，靖江王陵博物馆里陈列着约50方从靖江王墓出土的墓志。这些墓志大致分为4类：一是靖江王的墓志；二是靖江王妻妾的墓志；三是靖江王子孙的墓志；四是靖江王之女的墓志。其中，靖江王妻妾的墓志包括王妃、夫人、宫媵的墓志，靖江王子孙墓志包括将军、中尉的墓志。 工作人员解释说，当年，将军、中尉所指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军衔，而是爵位。明代曾明确规定：郡王嫡长子袭封王位，其余诸子则封镇国将军，镇国将军之子封辅国将军，辅国将军之子封奉国将军，奉国将军之子封镇国中尉，镇国中尉之子封辅国中尉，辅国中尉之子封奉国中尉，奉国中尉之子仍封奉国中尉。从此可以看出，奉国中尉是宗室中爵位最低的。  端懿王妃杨氏圹志（志盖）。 墓志一般由两块石板组成，上为志盖、下为志文，盖刻标题、志刻铭文，入葬时志盖与志文的文字相对、合为一体。记者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看到了一方很有代表性的墓志，并从中了解到相当多的信息。 这方墓志的志盖上题有“钦赐靖江端懿王圹志”的字样。工作人员表示，“钦赐”表示“靖江端懿王”是皇帝赐予的谥号。志文中明确记载了端懿王朱约麒的身世、生卒年月、子女、埋葬地点等。“上闻讣，辍视朝一日”，则表示了皇帝对端懿王薨逝的哀痛，即：端懿王死后，皇帝停止一天不上朝，以示哀悼。志文中还提到，“遣官谕祭，命有司治丧如制”。这表示，皇帝曾派遣官员送来追悼的谕旨，并命令朝廷有关官员要按照规定办理丧事。  墓碑石刻。 提起墓志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工作人员如数家珍。 首先，这些墓志为我们判断墓主人的真实身份提供了可靠依据。靖江王在桂林延续280年，营造王陵及其他的墓葬300余座。考古人员正是通过这些墓志，将墓主人的身份一一确定了下来。 其次，墓志印证了史书的记载。《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一记载：朱元璋曾于洪武三年（1370年）将自己的九子及侄孙朱守谦分封为王。事实到底如何？一块残缺不全的墓志中“靖江王与秦晋等府同日受封”的记载，就是史书所记的最好证明。 其三，墓志可以纠正史书上的错误之处。桂林的一些史书曾记载朱相璁为“庄简王第十五子”，而出土的墓志上却明确刻写着：朱相璁为“庄简王第十一子”。 第四，墓志具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研究人员发现志文、志盖的文字书法，大多出自当时名家之手。志盖多是篆书，志文一般用楷书。这些字迹端庄大度、布局得体，用笔方圆适度、刚柔相济，极具观赏价值。志盖虽同是用小篆书写，却有轻重肥瘦之分、苍劲凝重之别，给人以美的享受。墓志的存在，又成为了现在的人们了解明代桂林书法发展的实物资料。 有一块石刻，尤令记者印象深刻。 工作人员介绍说，它应该是靖江王墓群中出土文字最多、篆刻最精美、个头最高的石刻。这块石碑宽71厘米、高114厘米，写满了恭惠王祭祀已故王妃滕氏的悼文。文中不但表达了恭惠王的哀思，还详细地记载了滕氏、郑氏和刘氏之间的争宠纠纷，从一个侧面反应了靖江王府内部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爱情悲剧。  皇明靖江悼妃石刻。 除了墓志，还有两块靖江王陵告示碑也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两块石碑一块立于清光绪三年，另一块则立于民国六年。根据碑上的记载，清末、民国时，靖江王陵屡遭破坏，靖江王后裔不忍惨状，向当时的官府告状。为了保护文物，官府便先后立了这两块告示碑。 相比当年的困窘，新中国成立后，桂林的文物逐渐得到妥善的保护。近年来，随着全国上下对文物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桂林靖江王陵也得以用一种全新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 来源丨桂林日报（记者杨湘沙） 桂林日报社新媒体运营部出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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