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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卓之所以让天下人惧怕，个人的军事能力倒是其次，毕竟说到打仗能力，他在皇甫嵩面前就是个弟弟。他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掌握了当时东汉最强的军事力量。
首先明确一点，董卓进京前的身份并不是凉州刺史。恒灵二帝期间，他先后担任过并州刺史、河东太守、东中郎将、中郎将等职务，活跃在对付西羌、韩遂、黄巾军等一系列战事中。 公元189年，朝廷鉴于他常年在外、桀骜难控，先后封其为少府、前将军、并州牧，命其把手下兵马交给皇甫嵩后进京。 不过董卓死赖着不动，他连续两次上书朝廷，理由是：“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牵挽臣车，使不得行”；或者“士卒大小相狎弥久，恋臣畜养之恩，为臣奋一旦之命”。简单来说，就是说自己手下的将士们不愿意自己走。于是董卓最后“驻兵河东，以观时变”，待在河东观望。 朝廷对此竟然一点儿办法都没有。
没多久，为了逼迫何太后对付宦官集团，何进、袁绍下了一步臭棋：“乃私呼卓将兵入朝，以胁太后”。 刚刚进京的董卓，手下只有步骑3000人。最开始，出于担心镇不住人，董卓费尽心思地想了个盘外招：每隔四五天就偷偷在半夜里派兵马溜出城外，等到天亮故意大张旗鼓进来，让人们以为自己在西北的部下陆续前来增援； 没多久，原何进、何苗俩兄弟的旧部都归于董卓；紧接着，董卓通过收买吕布，杀掉了原并州刺史、骑都尉，后来带兵进京、担任执金吾的丁原，吞并了其麾下兵马。 这个时候的董卓，才真正让天下人惧怕。原因是什么？ 当时朝廷的待御史郑太曾经对此做过一番分析，原文较长，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看《后汉书·郑孔荀列传》，其中要点是：“光武以来，中国无警，百姓优逸，忘战日久......关西诸郡，颇习兵事，自顷以来，数与羌战，妇女犹戴戟操矛，挟弓负矢......天下强勇，百姓所畏者，有并、凉之人，及匈奴、屠各、湟中义从、西羌八种，而明 简单一句话：当时汉朝的精兵强将集中在西北，均归于出身陇西的董卓驾驭，这就是短时间内没人动得了他的原因。
郑太之为啥提到了光武帝刘秀？东汉建立后，刘秀对王朝的兵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当初的西汉采取的是全民皆兵制，成年男丁按照特长被划分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等兵种，忙时耕种、秋后讲武；自汉武帝起，西汉常年对外用兵，而且沿用了秦朝的完备军功制，西汉由此形成了全民尚武的风气、奠定了“强汉”的基因。 新朝时期，饥民之所以能迅速形成足以推翻王莽的军事力量赤眉、绿林，刘秀兄弟之所以能崛起，正是得益于这种军制。 因此，当东汉建立后，刘秀也许是担心旧事重演，刻意砍掉了这一制度：建武七年(公元31年)，他下达诏书：“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宜且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 同时，获益于西汉打下的赫赫威名，东汉的外患并不怎么严重，而且朝廷大多采取温和的防御政策，东汉长期安宁祥和，寻常老百姓几乎没多少被紧急征调从军的机会，所以郑太才会说“百姓优逸，忘战日久”。
到了中后期，东汉却因为这一政策吃了大亏。 汉和帝期间，原护羌校尉去世后，后继官员镇抚不力，引发了羌人的大规模反叛。这次战事持续了十多年，西北的凉州、陇西地区首当其冲。客观而言，当时的叛军远远比不上西汉的匈奴；但东汉朝廷征调了20多万将士屯边，却常年师老无功。 原因无他，此时的汉军大多是步兵，对于数量不多、但以骑兵为主的羌人可谓鞭长莫及，而且将领水平下滑的厉害。由于战事绵延、耗资巨大，汉安帝时期甚至有人提议放弃凉州。后来，大将任尚根据虞诩支的招，建议朝廷废除屯兵、建立起一支精干的骑兵队伍，从此才改变了汉羌战争的形势。 到了公元118年，第一次羌人反叛被平息，但代价极为沉重，史称：“军旅之费二百四十余亿，并、凉二州为之虚耗。” 但这种和平是暂时的，汉顺帝（公元125—144年在位）后期，第二次羌乱爆发，朝廷为此耗费80多亿；桓、灵二帝期间，第三次羌乱席卷而来，耗费44亿。 经过这几次的折腾，东汉国力大受影响，埋下了衰亡的隐患。
不过，万事皆有利弊，常年的战争也再次激起了汉朝的尚武风气。 无论是窦宪大破北匈奴、还是旷日持久的羌人反叛，东汉的战事基本固定在西北一线。所谓久病成医，并、凉二州百姓常年面临战火，不得不重拾兵器、步上战场；但山东地区（崤山以东）则常年安宁、歌舞升平，所以出现了“山东承平日久，民不习战；关西顷遭羌寇，妇女皆能挟弓而斗”的两极分化现象。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东汉朝廷经常就地取材，在那些归附中原的少数民族中征调兵员，因此董卓才会提及“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郑太强调“并、凉之人，匈奴、屠各、湟中义从、西羌八种”。 同时，由于常年无事，士大夫们在朝廷里只能按部就班、排队升迁。但汉羌战争的爆发，则让他们看到了获取功名的捷径。因此，在持续数十年的西部战事中，大批能征善战的将领就此涌现；其中，那些出身西北的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更容易获得成功，赫赫有名、战功卓著的段颍、张奂、皇甫规、皇甫嵩等都是凉州人。
依靠这股习武风气，东汉虽然饱受外戚、宦官专权的负面影响，却能轻易绞杀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毕竟双方的战斗力根本不在一个层面； 但精兵强将都集中在西北，却也带来了无穷后患：当董卓坚决不进京时，朝廷一点办法都没有；当董卓兼并了丁原旧部，麾下汇集了并、凉两州核心军力，并且还拉拢了大量少数民族“胡兵”后，山东诸侯更是望而生畏、无能为力。 最终，只能靠董卓集团内部出现问题、其他诸侯在战乱中茁壮成长，此消彼长之下，形势才发生了转变。但这个过程中的代价也太沉重了，“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东汉前期的安宁景象一去不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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