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野战军军史（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国际国内形势异常复杂，但总的方面对中国人民是有利的。在国际上，战前的6个帝国义强国中，德、意、日被打败，英、法受到严重削弱，只有美国发了战争横财。美帝国主义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与军事力量和对原子弹垄断，支持各国反动势力镇压人民革命运动，企图称霸全世界。但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各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争取民主和民族独立的斗争蓬勃发展，资本主义各国人民反对美国控制和本国反动派的斗争不断高涨，世界和平民主力量有了很大增长。在国内，政治形势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革命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新时期的斗争集中表现在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上。经受长期战争苦难的中国人民，迫切需要和平与安定，要求实现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中国共产党顺应广大人民的愿，主张把中国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而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则在美国的支持下，企图垄断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进而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在中国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用武力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是蒋介石的既定方针，内战危机严重威胁着全国人民。但由于中国共广党及时揭露了蒋介石的阴谋和国际舆论的反对，加之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完成，特别是他的主要兵力还远在西南、西北，运到前线尚需一定时间，所以他在策略上采取了反革命的两面手法。一方面装出一副要和平的姿态，以国民党政府主席的名义，于1945年8月14、20、23日三次致电，邀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共同商讨”“目前各种重要间题”；另一方面却积极调动军队抢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对解放区实施分割包围，企图待时机成熟后，发动全面内战。介石在给各战区司令长官的一份密电中说:“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要地、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这就是其真实意图所在。

针对蒋介石集团假和平、真内战的两面政策，中共中央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方针。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分析国内外形势，研究党在新的环境下所应采取的方针和对策，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谈判，以争取实现全国人民渴望的和平与民主。中共中央于8月25日发表了《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宣言》，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指出:“我全民族面前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谈判。经过43天曲折、复杂的斗争，双方于10月10日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但是，在军队整编与解放区的政权两个根本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意见。10月11日，毛泽东飞返延安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继续在重庆与国民党当局判。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又达成停战协定。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闭幕，通过了包括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等五项协议在内的《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案》。在谈判期间及达成各项协议后，中共中央清醒地估计到内战的严重危险性，一再告诫全党全军，对蒋介石不应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要把一切工作的立足点放在国民党背信义大打内战的基础上，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充分做好自卫还击的准备。明确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真诚的争取在中国实现和平、民主的新局面，但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挑衅，必须“针锋相对，寸土必争”。随蒋介石集团破坏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的行动日益加剧，中共中央一再强调全党全军要提高警惕，做好应付国民党统治集团发动内战的各项准备工作。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仍以大于陕甘宁边区人民解放军6倍以上之兵力严密封锁、包围着陕甘宁边区，沿边区周围加修据点工事，囤集军火物资，不断发动局部进攻和袭扰，派遣特务进行侦察。陕甘宁边区军民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方针，在对国民党军保持高度警惕的同时，不断加强边区的各项建设，争取和平、民主的实现。

抗日战争时，陕甘宁边区首先倡导与推行了“三三制”政权，对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推动全国的和平民主与团结，陕甘宁边区于1945年10月至12月，进行了乡、县、边区级政权的改选。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积极支持这次民主选举，专门发出了关于选举边区人民代表的指示，要求各旅广泛开展宣传工作，积极参加选举，加强军政军民团结。通过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共选出边区参议员169名。在此基础上，于1946年4月2日至27日召开了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推选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刘景范为副主席。会议号召全边区军民，继续发扬团结精神，为赢得全国和平民主的完全实现而奋斗，提高警惕，加强军事保卫工作和人民自卫力量，坚决保卫边区，保卫边区人民的和平与建设。陕甘宁边区的民主选举，是抗日战争利后全国第一次进行的自下而上的普遍民主选举，它不仅推动了边区民主建设，而且对全国和平民主运动和做好应付内战的准备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减租和生产运动，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为了加强解放区建设，做好战争准备而采取的重要决策。194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的党内指示，指出:“全国规模的内战已经存在。我党当前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站在自卫立场上，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保卫解放区，争取和平局面的出现。”为达此目的，“只有减租和生产两件大事办好了，才能服困难，援助战争，取得胜利”。此后，中共中央又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强调“减租和生产两大任务是否能够完成，将最后地决定解放区政治军事斗争的胜负，各地切不可疏忽。”随着中共中央这些指示的发布，一个轰轰烈烈的减租、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展开，原来减租比较彻底的地区，普遍进行了复查，减租不彻底和不普遍的地方，进行了减租退租、勾欠、换约，保护了佃农的利益。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从减租减息开始转向分配地主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新阶段，使各阶层农民普遍得到了土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强了内部团结，为发动群众保卫边区奠定了基础。在生产运动中，陕甘宁边区军民发扬自力更生战胜困难的光荣传统，努力增加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产，以改善人民生活，保障军队的需要。边区政府召开了千人动员大会，要求边区广大军民坚决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大家动手，发展生产，厉行节约，积极备荒，把边区的建设工作搞得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好。为了支持春耕生产，边区政府宣布从1946年起，停止征收公盐代金，发放救济粮4000石（每石约合150公斤），移民贷款1000万元（边币），并为工农业投资贷款。各级政府全力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总结经验，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到1946年6月，全边区共种棉花35.1万亩。夏季收获细粮9万石，全年收获粮食180万石，比1945年增长50％。驻边区的人民军队也积极投入到生产运动中，开荒种地，解决了部队粮食、蔬菜大部分所需。同时，还积极帮助群众耕种与收割，密切了军民关系。通过生产运动，改善了军民的生活，为自卫战争作了重要的物质准备，也为各解放区树立了和平建设的榜样。

为了反对蒋介石的内战、卖国、独裁政策，粉碎国民党军可能发动的进攻，巩固边区和平民主建设成果，中共中央西北局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领导西北军民开展了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除积极领导西北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开展爱民主运动，反对抽丁、征粮、征款的斗争，通过各种不同方式团结教育广大人民外，还针对西北敌军内部派系复杂的具体情况，开展了争取非嫡系军队起义的工作。当时，在安边担任封锁边区任务的邓宝珊部新编第11旅，是一支长期受共产党影响的部队，党的地下组织在该旅有很大发展。该旅旅长曹又参对国民党歧视杂牌部队非常不满，赞同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同共产党地下组织关系密切。1945年夏，党的地下组织在该旅建立了统一战线性质的进步组织“西北民主运动促进会”，团结、教育广大官兵反对内战，争取民主。蒋介石、胡宗南因新编第11旅不是嫡系而加以歧视，对这支部队的政治倾向感到不安，抗战刚刚胜利，就命令邓宝珊将新编第11旅调往绥远整编。并密令该旅第2团团长史钫城、副团长张鼎臣等，到革命力量比较强的第1团宣扬整编的“好处”，企图用封官许愿的卑劣手段瓦解第1团中的进步力量。对此，中共地下党组织一面领导进步官兵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一面请示中共三边地委准备组织起义。经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同意，新编第11旅10月25日举行起义。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派警备第3旅前往策应。

10月24日晚，新编第11旅党的地下组织成员牛化东、冯世光、王子庄、赵武臣组成起义指挥部，牛化东任总指挥、王子庄任副总指挥。当晚，警备第3旅抽调17名干部战士隐蔽进入安边城，协助地下党组织控制了城防要点。25日佛晓，第1团官兵1500余人及旅部和直属单位500余人宣布起义，起义部队扣押了旅政治部主任吴棻等特务分子，击毙了第2团副团长张鼎臣，顺利地控制了安边县城。26日，警备第3旅7团在起义的新编第11旅1团配合下，包围新编第11旅2团据守的宁条梁镇，守军向榆林呼救，联防军乘敌援军未到，增调了警备第3旅8、9团围歼该部，经连续一周攻击，全歼这个团击毙团长史钫城以下100余人，俘虏800余人。

新编第11旅的起义，拔除了国民党军长期锲入陕甘宁边区内的一个反共据点，解放了约800平方公里的地区进一步巩固了陕甘宁边区。这一胜利，不仅削弱了边区北线敌军的力量，壮大了我军力量，而且给国民党军指出了一条光明道路。毛泽东称赞这次起义是解放战争期间一系列国民党爱国官兵起义的“火车头”。新编第11旅起义后，编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仍沿用新编第11旅番号曹又参任旅长，高峰任政治委员，郭宝珊、牛化东任副旅长，白寿康任参谋长，杨林任政治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