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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春，在南京军事学院合同战术课上，来这里当学员的我军高级将领赫然发现，给他们授课的居然是蒋军败军之将、原蒋氏西南军政公署中将副参谋长刘宗宽。不少参加过解放大西南战役的军长、兵团司令员颇为不解：“解放军的军事学院，为什么要让这些屡战屡败的蒋军军官来教我们？”院长刘伯承特意给大家介绍：“刘宗宽同志是我们自己人，解放西南立了第一功，进军西南，我采纳了他很多宝贵意见，你们可不能歧视他……”刘宗宽，陕西省蒲城县人，从陕西省立师范学校毕业后投奔杨虎城，由于表现突出，杨虎城特地保送他就读于黄埔军校第三期。1934年，刘宗宽又进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二期就读，在结业考试中荣获第一名，获授蒋氏亲自颁发的文凭，蒋氏还特地委任他为少将高参。虽然戴了“黄埔+陆大”两顶帽子，但刘宗宽却没有成为蒋氏的亲信，在杨虎城的影响下，他很早就对蒋氏的专制极为不满。1936年的“西安事变”，刘宗宽因在陆大就读，没有参加。杨虎城被捕后，刘宗宽一直为老长官鸣不平，直接拒绝了蒋氏的委任状，因此连续坐了好几年的冷板凳，一直到1940年才被任命为暂编15师师长，真正开始带兵。没多久，当刘宗宽带队伍开到黄河边执行河防任务时，发现麾下有个团长，组织小团体搞走私，还公然向蒋管区倒卖鸦片和大烟。为整肃军纪，刘宗宽监禁了这名团长，没想到捅了马蜂窝，因为这个团长是胡宗南安插在暂编15师的亲信。1941年10月，早就看刘宗宽不爽的胡宗南，反诬刘宗宽“走私”，并向蒋氏密告，说刘宗宽是杨虎城的外甥，在陕军中策动反蒋，派宪兵将刘宗宽押送重庆监禁。此案报到蒋军执法部门，有关人员经过核查，查证走私和杨虎城外甥两事均为莫须有，刘宗宽是无辜的。但在当时，胡宗南炙手可热，在蒋氏面前颇为受宠，核查人员不敢得罪他，只好和了稀泥，判处刘宗宽几年有期徒刑，意图迅速结案。结案签呈送到蒋氏那里，蒋氏因为经过西安事变的惊吓，对与张学良、杨虎城有关系的人都恨之入骨，一看报告上写着刘宗宽是杨虎城的外甥，也不调查，就立即批示“枪决”。刘宗宽妻子崔东亚大喊冤枉，为这事四处奔走，找了军界的许多重要人物如白崇禧等。这些人了解蒋氏一向刚愎自用，都不敢出面说情。最后才由冯玉祥亲自去找蒋氏，蒋氏的怒气已过，也了解到刘宗宽只是杨虎城的侍从副官，并不是甥舅之亲，于是下令枪下留人。但蒋氏仍然不肯放过这位陕军将领，下令把刘宗宽改判13年徒刑，刘宗宽这才侥幸留下了一条命。以后，刘宗宽又得到他在军界的朋友，诸如韩练成等人的帮忙，以“保外就医”为名走出牢笼，在西北军将领、兵役部长鹿钟麟的帮助下，进入蒋军陆军大学任教。从冤案中死里逃生，让刘宗宽对蒋氏集团更是恨之入骨，反蒋之意愈来愈浓，从此常悄悄与进步人士来往。1945年初在重庆时，刘宗宽还在曾家岩50号受到周副主席的宴请，鼓励他斗争。他也决心以具体行动来支持革命事业。双方和谈破裂后，蒋军特务准备搜查重庆的我方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就是刘宗宽事先托人通知了四川书记吴玉章，使我方得以早做准备，烧毁了重要文件和密电本。随着西北军系统的日益失势，刘宗宽也失去了再出任军长师长的可能。但是由于他在陆军大学任教时表现出来的军事学识，还是得到许多蒋军将领的敬重，而且不少人知道他那次险遭枪决全是冤枉，也就不对他怀疑，而争相邀他入幕。刘宗宽先后担任了重庆行营参谋处少将处长、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分管作战的第三处处长、中将副参谋长。1949年11月，在解放军进军西南的关键时刻，刘宗宽就积极利用他担任蒋氏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代参谋长的有利条件，在部署防御时，在川、湘、黔交界的三角地带为解放军留下一道缺口，有意让解放军迂回此处，将宋希濂集团全部包围。刘宗宽还把蒋军在西南地区的各个军师的战斗序列、部队战斗能力、布防地区，以及各个部队将领的个性、特征、倾向、军事素质等情况，提供给在重庆的地下组织，请他们转送刘伯承司令员、邓政委。他还建议第二野战军应该先进军贵州占领黔北，截断蒋军向云南撤退的后路。这些将把蒋军置于死地的良策，都得到了刘伯承司令员的采纳。当时，虽然在重庆的特务密布，而且由军统的大特务头子徐远举亲自指挥搜捕我地下组织和进步人士，但他却怎么也想不到，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却是由长官公署送出的。而且，重庆地下组织和二野敌工部派驻重庆的联络干部，就隐藏在公署代参谋长刘宗宽的家中。蒋军的西南地区防御作战方案，是刘宗宽将军在1949年春夏之间拟定的。他对川陕边境、川东、川黔边界、叙永、泸州与云贵交界等地区，应该有几个军师防守，都有周详的布置。唯独对川湘黔三省交界处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这一呈半岛状从四川伸向湖北、湖南的狭长地区隐而不提。既不派兵驻守，也不明确划入宋希濂的“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管辖，使之成了个三不管的空白点。当时，宋希濂的司令部驻在湖北恩施，正忙于抗拒溯长江而上的解放军的攻击，还顾不上对这一带的防御体系详加推敲，更没有注意这一不起眼的右翼侧后。而其他军事集团的将领也是忙于自己的兵力调动，没有精力对四川的整体防务进行分析。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这块地方既然在湖南、湖北、贵州的夹峙中，当然是在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防区之内。同时，也相信刘宗宽这个熟读兵书、善于谋划的状元，在部署上不会有差错。只有那个当过师长、军长、集团军总司令，如今的四川主席、蒋军上将王陵基，看出了其中的破绽。他是四川人，熟悉四川地形，对全省的防务也就比别人看得仔细。有一次他来重庆时，特意询问刘宗宽：“为什么要在秀山、酉阳、彭水留下个空隙？”刘宗宽也担心有人追究，早就做好了应对的准备。他以那些兵团司令官都在收缩兵力，不愿扩大防区为借口来回答，并说：“请王主席放心，我们正在补救，准备成立一个川黔边区绥靖指挥部，把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和湖南的松桃、沿河等县划入，请第八行政区专员度贡庭任指挥官。”王陵基不了解刘宗宽的底细，对这个挂中将军衔的“军中才子”并不疑心，见漏洞能堵住，而且是把这一地盘交给他的手下人来管辖，也就放心了。王陵基还夸奖刘宗宽：这样一调整，固守四川的军事防御部署就非常严谨地完美无缺了！
当时，防守川湘鄂交界的是宋希濂集团，共6个军又6个师，计20万人马，又依托险要山势构筑防御体系。计划进攻的解放军第三兵团的官兵在战前认为，攻入川东歼灭宋希濂集团，将是一场不亚于淮海战役的恶战。刘伯承司令员为了迷惑宋希濂，命令湖北军区及第四野战军的第42军、第50军共7个师作为右路，声势浩大地沿川鄂公路向建始、恩施、宣恩进攻，形成了将对宋希濂集团正面压过去之势，以吸引敌军主力的注意力。同时命令第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指挥的第11军、第12军以及第47军2个师共8个师，沿川湘公路分别经湖南慈利、大庸、永顺、桑植入川。攻下永顺后，三兵团摆出将继续直奔湘川边境的龙山、来凤，攻击钟彬的第14兵团的架势，但是这都是虚张声势。真正的袭击方向却是按照刘宗宽提供的情报，隐蔽地以一部分兵力转向保靖、花垣，经茶峒过酉水河，从“空白点”秀山插入川东，切断宋希濂集团败退入川的退路。茶峒与秀山接壤的酉水河不太宽却很深，平缓的水流犹如深潭般碧绿。河上有一座木桥，由敌人地方部队的一个营守着。这一带，长久没有敌情，敌军官兵也就麻痹大意，不小心设防，营长连长都去河边的吊脚楼里找女人、玩麻将了，士兵也散乱地在河边乱逛。这天，蒋军官兵突然发现解放大军的部队如浪潮一般涌来，都慌了手脚，哪敢抵抗？纷纷逃往对岸的四川秀山。为了阻止追兵，他们提了几桶桐油泼在桥上，点火燃着，把大桥烧毁了。敌人逃过河后，不想凭河据守，更没有组织火力向河这边压制。解放军的工兵部队也就能比较顺利地在当地苗族人民帮助下收集船只竹筏，迅速架起了一座临时性的浮桥，让大部队通过。秀山地势恰如其名，高而苍青秀丽，过了河就是一道陡险的长坡。如果不是刘宗宽故意在这里留下一段防御空白，蒋军但凡安排一到两个师在秀山驻扎，居高临下封锁酉河，压住从茶峒方向过来的解放军，估计解放军要经过一番苦战，付出较大伤亡才能渡过河攻上秀山。攻克秀山后，宋希濂集团20万大军果然阵脚大乱，宋希濂本人一口气从鄂西咸丰逃往川东黔江，钟彬的第14兵团8个师被歼灭6个。丧失川湘鄂天险的宋希濂只能漫无目的地向西南狂奔，在大渡河畔被我军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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