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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秀山，是广州市的历史名山，早在两千多年前开始，这里就陆续有名人涉足，可以说，越秀山见证了广州的千年历史，也孕育了广州的千古人文。
历史上，越秀山又称粤秀山、越台山、观音山，据说“越秀”之名就是源于南越国时期的越王台。相传在周夷王年间，天上有五位仙人骑着五只口衔谷穗的羊降临到楚庭（广州古地名），赐谷穗于当地人，并言“愿此阛阓，永无饥荒”，言毕隐去，而五羊则化为石；由于五位仙人骑羊赐穗，所以南越之人就有了种植水稻的技术，稻谷的丰收也让南越之人免于饥饿，因此广州也有了“羊城”、“穗城”的雅称。如今，越秀山上五羊石像，就是当代的艺术家们根据以上这个美丽的传说进行构思、创作的，而今这组雕塑已经成为广州市重要的文旅景点之一，被视为广州的城市标志。如今，由“五仙骑羊降临楚庭”传说创作的五羊石像，与始建于清顺治元年的“古之楚庭”牌坊相互辉映，两者都是越秀山上的重要景点，蕴含着广州千年人文的深深底蕴。
秦末中原大乱之时，南海郡尉任嚣病重，临终时召龙川县令赵佗到番禺，委托赵佗继任郡尉；任嚣去世后，赵佗封锁五岭道路，再起兵兼并桂林郡和象郡，然后建立南越国，称南越武帝。汉高帝建立西汉后，派陆贾南下南越国说服赵佗去帝号、称南越王，归顺汉朝；至吕后掌权时，汉越交恶，赵佗再次反汉称帝；至汉文帝时，重新派陆贾到南越与赵佗修好，再次说服赵佗去帝号、归汉。赵佗归汉之后，就在广州越秀山上修建了越王台和朝汉台，相传前者是赵佗接待汉朝使节之地，而后者则是赵佗朔望升拜朝汉之地，这也是南越王赵佗毕生所筑四台之二（另两座分别是今新兴县白鹿台、五华县长乐台）。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越秀山下象岗发掘出的南越文王墓，即赵佗之孙、南越国第二代君主赵眜的陵墓，墓内随葬品丰富，品类繁多，出土金银器、铜器、铁器、陶器、玉器、琉璃器、漆木器、竹器等遗物一千余件，其中以"文帝行玺"金印和"丝缕玉衣"最具价值；该墓的出土，为今人传递了来自两千多年前南越大地的文明曙光，被誉为近代中国五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南越文王墓所在的象岗就毗邻越秀山，所以现在也有不少学者推测南越武王赵佗墓也在越秀山一带。但无论如何，南越武王建越王台及朝汉台于越秀山上，南越文王墓的选址也在越秀山下，这就说明越秀山在南越国时期就已经倍受统治者的关注，这更是越秀山人文史上的丰碑。
自南越以后，越秀山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不断提高，逐渐被视为广州的龙脉、镇山。东晋时期，南海郡守鲍靓在越秀山麓建越岗院，其女鲍姑就在此修道行医；后来，鲍姑仙逝，人们就改越岗院为鲍姑祠，至明代始称三元宫，这也是岭南地区较早的道教圣地，而三元宫与越秀山也被誉为“三元古观，百粤名山”。到了五代南汉时期，南汉国主也以越王台为游宴场所，在登山路上广植金菊、芙蓉等奇花异木，称为“呼鸾道”。在越秀山西麓、象岗之侧，还建有一座芳春园，可舟行溪上，有桃花夹岸，延绵数里，据说南汉末代国主刘鋹常在此摆“红云宴”。及至宋、元时期，越秀山就成为羊城名胜之一，从宋代开始，历代“羊城八景”中都不缺少越秀山的影子，如宋代的“菊湖云影”、元代的“粤台秋月”、明代的“粤秀松涛”、清代的“粤秀连峰”，实际上写的就是越秀山山上山下的秀丽风景。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于明洪武十二年派永嘉侯朱亮祖出镇广东，之后朱亮祖征发军民三万扩建广州城，把北城墙扩展到越秀山上，同时在山上修筑了一座五层楼以壮观瞻，这座楼初名望海楼，后名镇海楼。后至明末时期，清军入关，明朝崇祯皇帝于北京景山自缢身亡，但明朝诸多宗室纷纷南迁，相继建立抗清的南明政权，其中就有朱元璋九世孙、唐王朱聿鐭建立的南明绍武政权，朱聿鐭在广州称帝，年号绍武，但仅仅过了四十余日，绍武政权就在清军的强大攻势下灭亡，朱聿鐭与众多臣僚皆殉难，初葬于象岗北麓，上世纪五十年代、八十年代先后迁葬于越秀山下的木壳岗、南秀湖畔，史称“明绍武君臣冢”。至清朝康熙十四年，三藩之乱前夕，平南亲王尚可喜自觉时日无多，于是在广州越秀山镇海楼上召集画师为自己绘制了七幅画像以流传后世；及至次年三藩之乱起，尚之信发兵围困其父尚可喜府邸，夺取广东最高指挥权，响应吴三桂叛乱，尚可喜闻变后欲悬梁自尽，被左右救起，同年十月二十九日，尚可喜在广州薨逝；尚之信叛清后，因吴三桂索重金助饷，又派将占领冲要，因此心生悔意，遂又降清，但终因凶残暴虐、拥粤自重，被清廷赐死。可以说，越秀山见证了明、清两代的兴衰历史。
至民国初年，由于南北军政的分裂，孙文于民国十年五月在广州就任非常国会推举的非常大总统，接着出师广西，消灭了桂系军阀陆荣廷的势力，准备以两广为根据地北伐。然而到了次年六月，陈炯明由于和孙文政见不合，竟然发动兵变，炮轰孙文设在越秀山下的总统府以及孙文在越秀山上读书治事的粤秀楼，使得北伐事业不得不进入低谷。民国十四年孙文逝世以后，由国民党诸多元老组织筹建的中山纪念堂及孙总理纪念碑分别在越秀山的山顶和山脚建成，另外粤秀楼遗址处则树立孙先生读书治事处纪念碑。而离孙总理纪念碑不远处的越秀山麓，则有两座墓葬，墓主正是中国近代著名外交家伍廷芳、伍朝枢父子，伍氏父子都是亲身经历了中国清末民初这段动荡时期的外交风波，他们都为近代中国外交事业建立的不朽功绩。伍廷芳、伍朝枢父子去世后，原葬于广州先烈东路，上世纪八十年代迁葬至越秀山，两座墓之间建有一亭，中间竖有孙文撰写的《伍廷芳墓表》碑石。可以说，孙文与伍氏父子遗留在越秀山的痕迹，恰好就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
从先秦到当代，从古到今，从五羊石像到楚庭牌坊，从南越国行台到南汉国别苑，从三元古观到八景名胜，从明永嘉侯镇海楼到清平南王画像，从南越文王墓到明绍武君臣冢，从孙总理纪念碑到伍廷芳父子墓，这穿越千年的记忆，都凝聚到越秀山中，所绽放出的正是广州乃至岭南乃至中国的千年人文历史的绚丽，真是令人感叹、令人震撼。对此，我认为越秀山镇海楼上悬挂的一副古对联正好概括对这段历史之感情：“万千劫危楼尚存，问谁摘斗摩星、目空今古？五百载故侯安在，使我倚栏看剑、泪洒英雄！”
 作者：周业锋 图源：网络 （本文获得2021年广州“《我的越秀山故事》征文活动”优秀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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