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江纳西族政治智慧浅探（上）（和廷罡等）

丽江纳西族政治智慧浅探（上）

和廷罡  和丽梅  张恋梅  和 文

中华文明是一个历久弥新的原生巨型文明，同时是以农耕文明为主轴，以草原游牧文明与山林农牧文明为两翼，并借助传统商业、手工业予以维系，通过现代工业、农业、服务业予以提升的复合型文明。任何文明的硬壳都是政治，如果没有好的政治，再美好的文明都活不下来。在中华文明的实践体系中，政治大一统是其最显著特征。处理边疆、民族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重大课题。从历史到今天，中国政治处理边疆民族问题自有遵循的原则和底线关切。如何回应这些原则和关切，是边疆民族地方发展进步的根本政治任务和战略课题。

本文拟以此为着手点，着力从地理人文环境、发展进步历程两个维度梳理丽江纳西族的生动实践，评析教训与经验，归纳总结其艰辛探索并长期坚持的政治智慧，为谱写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纳西篇章，为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为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一、从地理大碰撞到藏彝走廊看纳西族的生存发展环境 

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2010年纳西族总人口326300人，占比0.0245%，在56个民族中人数排列第27位。主要聚居在滇西北地区，其中以丽江市最多（240580人），迪庆州次之（46402人）。其余散居省内昆明市（11010人）、大理州（4686人）、怒江州（1755人）等；外省四川凉山州、攀枝花市等（万余人），西藏芒康县（1133人）。

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自然基础，是社会物质生活必要的条件。纳西族主要居住地区地理环境非常独特。我们认为，民族基本性格受当地环境的深刻影响，不认真了解地理及人文环境，就不足以客观准确认识研究纳西族。

(一)地理大碰撞

距今大约两亿年前，海水退至怒江一带，横断山区全部脱海成陆。

新大陆开始出现生机，这一温暖时代持续了上亿年之久；6500万年前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猛烈碰撞，青藏剧烈抬升，并向东西两端释放压力，在东端遭到扬子板块的顽强抵抗，短兵相接之处，大地互相挤压、紧缩，形成大规模的褶皱与断裂。在占有川藏滇青甘五省区，经纬度为北纬24°40′—34°00′，东经96°20′—104°30′的中国西南地块，其无可替代的独特性直到20世纪初逐渐被外界“地理大发现”，并开始称之为“横断山脉”。在其范围内，无论是“狭义的横断山（小横断，面积为36.4万平方公里）”，还是“广义的横断山（大横断，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表现为“近南北走向、山川并列”的最基本地貌特征。有“七脉夹六江”之说，在700公里宽的范围内，南北纵列的“横断七脉”伯舒拉岭—高黎贡山、他念他翁山—怒山、芒康山—云岭、沙鲁里山、大雪山、邛崃山、岷山，其主脊线平均间距只有约100公里。这些数不尽的大小山脉拦截来自印度洋的西南季风与来自太平洋的东亚季风，降水增加，加之上游来水、地下水等共同作用，出现了上千高山湖泊，以及“横断六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七脉六江，在此接踵擦肩、紧急集合、敌力角气，组合为高山深谷平行相间，最典型地貌特征如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简称“三江”）及大支流均呈深切河谷形态，两侧山地高大，成为我国起伏高度很大的地区。据地貌分析，大江两侧山地起伏高度都达1000米以上，不少地段超过2500米。构成地球上最壮观、最密集的高山峡谷区。山重水复，横断东西交通，形成自然阻隔，保留相对的原始生态。而山脉、河流走向，形成南北间地理通道，呈典型的“走廊”形态。

高低悬殊的地形地貌、丰富多彩的气侯条件、相对封闭的地域范围，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动植物繁衍生息、缓慢进化的摇篮，成为中国弥足珍贵的物种基因库。也成为人类繁衍进化的摇篮之一。考古发现证实：“元谋人”距今约170万年，为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是迄今所知中国境内年代最早的直立人；“丽江人”为距今10万年—5万年的晚期智人。还有学者认为：“显然，《山海经》记载的是云南西部远古时期的地理。这是我们今天从宏观上定《山海经》地理在今日云南西部横断山脉地区的坚强证据。古昆仑山当然应该到那里去找寻”。

（二）藏彝走廊

人类文明开启后，这片土地以特有的自然禀赋及灵气，以“藏彝走廊”的面貌，不可替代地参与创造了中国西南山林农牧文明。

20世纪80年代，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就横断山地区的人类活动特征，提出“藏彝走廊”概念，且指出它是一个“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并就历史特点作了这样的概括：“这个走廊正是汉藏、彝藏接触的边界，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政治上拉锯的局面。而正是这个走廊在历史上被称为羌、氐、戎等名称的民族活动的地区并且出现过大小不等、久暂不同的地方政权。”

四川大学石硕教授对此做了后续研究，概括出这一区域历史上的民族活动呈现三个特点：第一，作为一个“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横断山区）民族格局的形成过程呈现了极大的开放性与流动性；第二，藏彝走廊是一个具有过渡性、连接性的民族流动通道，也是汉、藏与藏、彝民族接触与互动的边界；第三，走廊在沟通南、北及游牧与农耕民族之间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指出藏彝走廊历史上主要存在五个大的民族流动趋势：藏缅语民族自北向南的迁移，吐蕃向东扩张与走廊的“蕃”化，蒙古族南下，明清时期木氏土司和彝族的向北扩张，明清至民国时期汉人的大量迁入。

藏彝走廊第一次大的民族迁徙与流动趋势，即藏缅语民族自北向南的迁移，“黄河上游的原始人群南迁进入藏彝走廊的时间应开始于新石器时代中后期约距今5500-6000年。”“无论从考古学年代还是文化特征上都明显表现出黄河上游新石器文化向藏彝走廊地区逐次传播、发展的趋势。这确凿地表明藏彝走廊最早的居民来自黄河上游地区且显示新石器时代曾出现黄河上游居民大规模向藏彝走廊迁移的浪潮。”“进入历史时期，特别是春秋战国至秦汉时代，是藏缅语民族南迁的第二个高潮，其中最主要的是氐羌人群的南下。”“总之，藏缅语民族自北向南迁徙是唐以前藏彝走廊最主要的人群流动趋势，该趋势基本奠基了走廊中藏缅语民族的分布格局。”

石硕进一步指出，现在分布于藏彝走廊地区的藏、羌、彝、白、纳西、傈僳、普米、独龙、怒、阿昌、景颇、拉祜、哈尼、基诺、门巴、珞巴等16个民族同属藏缅语族。故这地区既是藏缅语民族的主要活动舞台，也是藏缅语民族发展和分化的重要历史区域。

无论从神话传说、东巴经书、史志及现代学者研究结论来看，当时纳西先民的活动特征与上述结论都有高度的一致性，且有很强的典型性。方国瑜先生说：“纳西族渊源于远古时期居住在我国西北河湟地带的羌人，向南迁徙至岷江上游，又西南至雅砻江流域，又西迁至金沙江上游东西地带。”

神奇险峻的横断山脉、风云变换的民族走廊，构成了纳西族生存、发展、进步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

二、从历史维度述评纳西族政治智慧的形成与实践

（一）秦、汉、唐时期的纳西族——激荡下的扁舟

秦汉唐时期，纳西族先民分布在今天四川省凉山州西南部、攀枝花市盐边县、雅安市和甘孜州南部，以及云南省西北部地区。

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制度，作为其最核心支柱性制度，郡县制和军功制也同步建立。“百代都行秦政法”，中国大一统国家发展道路其时已至、其势已成。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西南山林农牧文明交流融合也驶入快车道，给农牧、游牧地区的族群提出了发展进步的必答新考题，答案优劣关乎兴衰存亡。

东汉及三国时，随着邛人退出历史舞台，“夷”系部族的崛起与向东发展，有“盐铁之利”的“摩沙夷”活跃于川西一带。纳西先民与中央王朝及周边部族的交互频繁，东晋《华阳国志》首次作了明确无误的记录后，逐渐清晰地见诸史籍，可供后人深入研究。

如秦朝在四川纳西先民居住地区实行郡县统治，即“卭、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西汉时“汉习楼船”，为寻明南方丝绸之路而经略西南，当时包含在越嶲、沈黎等郡的纳西先民居住区直接纳入汉王朝统治，东汉时有“白狼献歌”；三国蜀汉时期围绕“旄牛道”、盐池的战和进退记载。

隋唐时期，纳西先民居住地区正处在中央王朝、吐蕃、南诏三强之间，既有铁桥之险、又有盐池之利、还有南北沟通之要，必然成为逐鹿中心。

如何审时度势、顺势而谋、谋定而动，注定要求纳西先民在这场命运考试中答得既快又对。遗憾的是，当时的纳西先民秉持小氏族共同利益优先的政治道德，没有形成更大的族群政治共同体，所以应试成绩不佳，付出惨重代价。

从族群内部看，没能形成有力有效的族群政治联盟，从而形成更大格局及更高智慧。“城邦规模太小，导致统治和管理大规模共同体的制度和策略无法产生。”方国瑜先生云：“迄东晋，定莋麽些分居至今永宁；梁、陈之世，复分居至今丽江；迄唐代族类渐盛，分支渐夥。此时期，麽些诸部似无统一之政治组织，而各自为部落……故其族虽众而势则甚弱，任吐蕃、南诏之侵凌。”这种状况，直至元朝也似无根本改变，元代李京《云南志略》载：“末些蛮，在大理北，与吐蕃接界，临金沙江。地凉，多羊、马及麝香、名铁。依江附险，酋寨星列，不相统摄。”

从对外强族的策略看，对周围情况不甚明了、对发展趋势判析不清，被动应对局势，多次受到致命冲击。

东汉、三国时期，“自东汉桓、灵之世，麽些族盛于定莋。蜀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越雋叟帅高定元叛，在定莋为垒守，磨些当为其所役。诸葛亮讨高定元后，夷众数反，建兴十四年（公元236年）张嶷始平定之。而定莋有盐池之利，嶷往经略，麽些不服……狼岑为定莋磨些之长，以其傲慢，嶷杀之。”公元240年，蜀汉安南将军马忠又征“越嶲郡夷”，怀柔旄牛夷首领狼路，张嶷与狼路盟誓。这样，“千里肃清，复古亭驿”，西南至内陆的旄牛道又畅通了。

隋、唐初期，随着中央王朝经略云南地区的效力不显，及藏彝走廊第二次大的民族流动，即西藏高原吐蕃王朝崛起并东扩，南诏在云南的兴起，地处三强逐鹿中心地带的纳西先民面临错综复杂、关系交织的严峻考验。

现引述几件与纳西先民有关的历史事件于下：

1.“贞观中，嶲州都督刘伯英上疏，松外诸蛮虽暂降附，旋即背叛，请击之，西洱河、天竺道可通也。”由是有了唐梁建方讨击松外蛮一事（司马光《资治通鉴》、杜佑《通典》皆有记载）。郭大烈先生认为，此述松外蛮，或滇西及凉山州西南的昆明，其族都应属于麽些。

2.随着吐蕃向藏彝走廊地区开展强有力的扩张，横断山地区各部族交流交锋交融活动空前活跃起来。纳西先民居住地按方国瑜先生概述：自唐初吐蕃南进，达金沙江、雅砻江流域，至贞元年间，麽些受制于吐蕃者，已百有余年。然自韦皋为西川节度使，虑南诏与吐蕃和好，屡遣使说异牟寻，令归唐化，以断吐蕃右臂。牟寻绝吐蕃助唐，攻破铁桥城，收昆明盐池。唐与南诏犄角坚守，吐蕃之势大挫，麽些之地乃复为南诏所有也。

其中两件事值得细研。

其一：麽些建立的越析诏是南诏统一滇西前的六诏之一，“地最广，兵最强，素为南诏畏忌。”得知张寻求杀波冲（越析诏主），南诏王皮罗阁喜出望外，立即飞报唐剑南节度使王昱，并献了借刀杀人之计。王昱立即带兵巡视至姚州（今姚安），传令张寻求来见，数其罪杀之。张死后，部落无长，以其地并南诏，“南诏不费一矢，坐得花马之国”。而波冲之子于赠移部落渡泸而北，既经营双舍，以泸水与南诏为界，复谋恢复越析故地。又为阁罗凤所败，投水死，越析诏命运盖终于此。从中我们可知：南诏统一滇西前六诏并存，而越析诏相对地广兵强，有做强做大的实力基础；图强并富有谋略的南诏审时度势，苦心经营，夺取先机依附中央王朝，统一了云南；本有实力基础的越析诏有勇无谋，落得失地丧命的结局。

其二：南诏在贞元十年（794年）大破吐蕃于铁桥（今玉龙县塔城乡），基本解除其对南诏的威胁。南诏十分重视对麽些地区的统治和策略，其主要措施有：继续进行军事征服和占领；以联姻等形式进行拉拢；迁徙到其他地方，分而治之。就第3条，方国瑜先生云：贞元十年正月五日，南诏异牟寻与唐使臣崔佐时盟于点苍山神祠，即出兵吐蕃，取铁桥以东城垒及昆明城（今盐源县），在这一地区多为麽些族所居，掳掠一万户人口安置在昆川，这是一次大量人口被迁移。昆川即昆州，在今滇池周边地区，迁到这个地区以后的事迹，不知其详。惟南诏控制被服的麽些族人户，想来不使他们聚居，而是分散在西爨各地，后来融合于爨族，没有单一的麽些族存在了。从中可知：（1）将近万户约五六万的麽些人（应占当时纳西先民人口的很大比例）被南诏强徙至滇池地区，这对当时的纳西人来说，是个元气被重创的历史挫折；（2）被迁移的万户，生命的繁衍并未停止，而作为磨些的民族延传却没有了；（3）如果没有之后足够的总结反思，免犯生存发展问题上的根本性、颠覆性错误，恐怕先后被融合，也就没有纳西族的存在了。

（二）宋朝时期的纳西族——舔舐伤口，痛定思痛

自郑氏篡南诏，武备不修……吐蕃亦自唐末渐衰，种族分散，不复统一。而“宋挥玉斧”，弃大渡河以南之地。故自南诏以后，麽些之境大理不能有，吐蕃未能至，宋亦弃其地，成瓯脱之疆，自为治理，经三百五十年之久。

这段文字是方国瑜先生对宋朝时期纳西族地区治理情况的简述。

由此可知，宋朝时期，给交锋融合激荡下身不由己飘摇沉浮、遍体鳞伤，付出血与泪的惨重成长成本和代价的麽些族，带来了疗养生息的窗口期，足可用300余年十六七代人的时间喘息疗伤、恢复元气、反躬自省、吸取教训、积蓄力量。表面上似乎一切恢复了平静，但此时已非彼时，构成中华文明的农耕、游牧、农牧三大文明的互动交融不可逆转的进入新阶段，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进一步形成。有理由相信：麽些族群的经济生产、社会生活有新发展，民族心理有新启迪，民族能量有新聚集，民族精神更加坚韧，融入发展进步洪流更有智慧。正如此时形成的东巴经《创世纪》里先祖崇仁利恩所说：是杀不死的种族、捶不烂的种族。

（三）元明清初木氏土司时代的纳西族——凤诏每来红日近

随着走廊上第三次民族流动——蒙古族的南下，纳西先民又被推到历史发展的波峰浪尖上。

13世纪初迅速崛起于北方的蒙古为了入主中原，采取“先取西南诸蕃，得志中原”的大迂回战略。其在四川战场进攻屡屡受挫的情况下，1253年，为了“迂回大理，斡腹攻宋”，忽必烈率10万大军“元跨革囊”大纵深作战，分三路由藏彝走廊南下，突破金沙江天堑，一举平定大理，完成推翻南宋的关键布局。

也正是此次“千里跃进横断山”的蒙古族南下，使纳西族地区又一次活跃起来。忽必烈和兀良合台两路大军经过时，星列的麽些部落或迎或拒：具体如永宁和字、丽江麦良、中甸唆火脱因、塔里马等部落首领相迎；而如打郭寨（在今大具）、半空和寨（今石鼓）首领则顽强阻击，终被击破。同年，忽必烈“立茶罕章管民官”，并纳入中央王朝更有效的治理范围。从现有史料看，麽些麦良首领不仅款迎元军于江口，且跟随元军参加攻克大理，以及平息同族及其他民族部落的叛乱，甚至随征到今缅甸。相应的，麦良及其子孙受到元朝廷的信任和重用，屡屡加官进爵，支持其对麽些地区的控制和统一，这实际上开启元朝土司土官制度的雏形。值得关注的是：元朝土司制度尚不完备，但丽江纳西族地区土司世袭制，历经元、明、清初，有的延到解放后。

纳西先民中的觉醒者及时顺应大一统的历史发展趋势，表达对进步力量的认同与忠诚，积极服从服务于元朝统一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红利：一是纳西族历史发展方向发生了重大转折，纳西族地区再次被纳入中央王朝管辖范围，部落首领成了王朝官员；二是纳西族从“酋寨星列，不相统摄”的零散状况，相对统一在几个土司政权下，特别是金沙江以西纳西族在木氏土司经营下，为较快发展奠定了基础，继而形成了纳西民族。

在此，有必要讨论两个细节。

其一，麦良款迎忽必烈元军这一决策的权宜屈从性及自觉选择性，其成分孰大？我们认为，自觉选择性因素更大。理由之一：纳西先民于隋唐时期深度体会了周围强大政权对小部族生存发展的影响威力，躲不开、绕不过，必须直面作出及时而正确选择。之二：宋朝时期“自为治理”300余年间，但经济、文化上与外界交流没有停滞，对外部环境风云变幻信息多少有所了解掌握。之三：北方兴起和壮大的蒙古政权进攻南宋，于1236年攻取成都，进而进攻重庆受阻；似是大迂回战略的实战演练，于1244年派遣一支军队经丽江进攻大理，双方在今丽江九河激烈交战，大理将高禾战死，元兵寻还。9年后，忽必烈“革囊渡江”，丽江纳西先民有足够多的时间、足够准确的信息来判析外部大势，思考部族何去何从，抗附战和的应对方略。之四：对南诏、大理统治者难免心存芥蒂，对南宋王朝心存失望，寻求依附强大政权力量以图更好发展。

其二，忽必烈选择麦良为丽江纳西土司，经历了一个过程。具体史实是：元宪宗四年（1253年），在丽江立茶罕章管民官，先是授半空和寨首领阿达拉之子阿乾银牌，由其管理茶罕章军民事务，九年后的元世祖中统四年（1263年），改封麦良为茶罕章管民官。茶罕章之境域，至元十三年（1276年）改为丽江路（设管民官、宣慰使、总管府、宣抚司，由木氏世袭），领府一（北胜府）、州七（顺州、蒗蕖州、永宁州、通安州、兰州、宝山州、巨津州）、县一（临西县）。这个过程既是中央王朝在纳西先民中选择统治代理人的变化过程，也是纳西先民内部政治战略的选择过程。结果是以麦良为代表的，自觉主动服从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势的战略智慧，终得以成为引领纳西族群发展进步的主导思想力量。

综上两点，边疆民族生存发展进步策略智慧的形成，必然经由现实考验，在汗水、泪水、血水中煎熬成长，在血与火中锻造成熟；其内部的思想统一也非一日之功，需经历优劣对比，甚至生死考验、大浪淘沙的一个过程。

明朝建立、元朝灭亡后的洪武十四年（1381年），鉴于多次招降云南梁王和大理段氏遭拒，朱元璋派傅友德、蓝玉、沐英率30万大军进讨云南，破大理，丽江纳西族土知府阿甲阿得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率众归顺”。明王朝改设丽江军民总管府……仍领州四：通安、宝山、兰州、巨津；县一：临西。此后，在明王朝统治260多年中，两者关系十分密切，明王朝依靠木氏土司加强了对滇西北的统治。而木氏土司在明王朝支持下，不断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同时采取比较开明的开放策略，在大量吸收先进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充实发展自己，在滇、川、藏交界地区，从原有被动处境转变成为主动进取角色。于内，成就了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局面。明代是木氏土司极盛时期，与蒙化、元江并称云南三大土司府。而其中，木氏土司以“土地广大”“守世最远”“富冠诸土郡”，并以知诗书、好礼守义而著称于当时，影响于后世。于外，明代木氏土司与清代彝族向北扩张，共同构成了藏彝走廊历史上第四个大的民族流动趋势。这不仅带来了藏、彝边界的变动与调整，同时也使走廊中“北藏”、“南彝”的民族格局最终趋于定型。还带来了纳西族与藏族之间的密切交融。不仅促成藏传佛教尤其是噶玛噶举派向丽江纳西族地区的传播，也使纳西族及丽江地区开始成为以滇茶销藏为主的滇藏贸易的主要角色与中转站，商贸服务业成为其重要经济。同时，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纳西族与藏族之间的融合。从某种意义上说，木氏土司向北扩张所带来的纳西族与藏族密切联系，使纳西族逐渐成为藏族与滇西各民族尤其是彝语支民族之间的重要联结纽带与桥梁。

此等成就，得益于纳西族木氏土司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发挥政治智慧，审时度势、顺势而动，发自内心主动服从和服务于明王朝的经国战略。中央王朝也对木氏土司褒奖有加，一是明太祖朱元璋赐阿甲阿得木姓时说：“朕自即位以来，十有五载，寰宇全归于版图。西南诸夷，为云南梁王所惑，持其险远，弗尊声教……大军既临渠魁以获，尔丽江阿得，率众先归，为夷风望，足见摅诚！且朕念前遣使奉表，智略可嘉；今命尔木姓，从总兵官傅拟授职……”二是于1384年授丽江府知府时所言：“朕设爵任贤，悬赏待功，黜陟予夺，俱有成宪。惟蛮夷土官，不改其旧，所以顺俗施化，因人授政，欲其上下相安也。乃者命入黔中，土官木德世守铜川，量力审势，率先来归；复能供我刍晌，从我大兵削平邓川三营之地；献岁云初，万里来贡。似兹忠款，宜加旌擢，今授中顺大夫丽江知府。”

明末清初，随着又一个改朝换代时段的到来，纳西族地区面临两大周边环境：一则云南境内局势混乱，二则蒙古族在藏彝走廊上的二度南下，局势错综复杂。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军入滇，“收云南版图，建置各如旧……”丽江土知府木懿继续贯彻既有的政治战略“争先投诚”，也确被批准“仍袭土知府之职，管理原管地方”。这里，需述纳西族与吴三桂叛逆分裂行径的坚决斗争。《光绪丽江府志》载：“吴三桂割江外照可、你那、鼠罗、香罗、中甸五处与吐蕃，钱粮仍归土知府赔纳。康熙八年，豁免赔款。吴三桂又割江内其宗、喇普与吐蕃，钱粮又责土知府赔纳，又以不受伪札，囚木懿七载。”纳西木氏土司及时敏锐察觉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作为中央王朝封疆大吏，心术不端、私心妄为，与蒙蕃结好图谋分裂，处于滇藏南北走廊要冲的木懿土司宁死不接受吴三桂所授伪职，拒绝做吴犬牙。吴三桂叛乱后，木氏土司积极协助清府平叛。表现出这个民族政治智慧成熟后的坚定与决绝，认清并顺应历史大势与方向，不在乎一时的得失与自身的生死荣辱。

后又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清政府出兵西藏时，土司木兴父子奉命带兵助征。与此同时，木兴求请云南总督蒋陈锡奏请朝廷表达中甸、巴塘、里塘归属诉求，也被朝廷准奏。因此，纳西土司连带云南总督蒋陈锡构衅四川总督年羹尧，蒋陈锡、木兴木崇父子很快先后遭难，或病或郁而死。

至此，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诸事不顺。表现为，与吴三桂、年羹尧这两个后被清朝廷檄杀的枭雄屡生争斗。但有一个很清楚的事实是：引领纳西族近五百年的木氏土司屡屡受挫，由盛转衰。但其政治智慧精神遗产却在纳西族中深深植根，继续得以丰富发展。

（未完待续）

编辑：白   浩

校对：和文圣   周寿荣

二审：谭元怀

终审：罗坪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