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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颍州，驿递通达四方。不仅有日夜奔驰疾行于官道上的马驿步递，而且有沿主河道岸边设置的水驿。譬如，宋时在州东四十五里置设“陈村马驿”及管理驿站事务的提举司。明时在城池东泉河岸边设置“颍川水驿”；在州西一百里通往汝宁官道的“驿口桥”设置马驿（旧志称“一虎桥”、“驿虎桥”，相传建桥时有一形大如虎之犬日夜守护建筑材料，故名），以及在城东三里湾设置的“新渡水驿”等等。这些都是古代颍州著名的驿递机构，见证了颍州作为京畿门户重镇和漕运枢纽的战略地位。 北宋时，传递官府文书的驿站通称为“急递铺”。为顺应专制统治的需要，各地的驿递趋于军事化，以兵卒代替百姓为驿递人员。依其速度分为“步递”、“马递”和“急脚递”三个等级，即收即送，不分昼夜，风雨无阻，颇似今天的“快递”。其中“急脚递”速度最快，可以“日行四百里”。宋神宗熙宁年间（1067-1077年）又设“金字牌急脚递”，据说可以“日行五百余里”。
宋代以前，朝廷和管理机关是不允许官员私书擅发急递的，虽三令五申，但屡禁不止。大量官员私书乃至物品，仍通过急递传送，几乎成了惯例。但到了北宋雍熙二年（985），宋太宗为笼络士大夫官员，特别恩准，官员在近系家属之间，可以随官方文书一起传带家信。后因弊端太多，一度废止。到了宋仁宗统治时期，皇帝开恩，再度放宽，于景祐三年（1036）下诏：“中外臣僚许以家书附递。明告中外，下进奏院依应施行”（王栐《燕翼诒谋录》）。开始时官员私书，还只许步递传送，不得影响和干扰国家急递文书，但后来制度逐渐松弛，大量私人书信和物品都通过急递铺附递了。随着诏令官员可以“私书附递”的法律化，私书的通信范围扩大，士大夫中书信往来猛然增多，这既是我国邮驿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也是促进“尺牍”体裁产生的内在原因，并为后世留下了大量名人书札和尺牍史料。据《欧阳文忠公集》记载，北宋皇祐四年（1052）3月17日，欧阳修从南京官邸出发，护送母柩回颍州守丧。当年8月5日，欧阳修在写给时任颍州太守的苏颂（苏颂，字子容，泉州同安人，著名政治家、科学家，官至宰相）的《欧阳修与苏子容书》中写道：“昨急足还府，尝奉号疏必达，秋凉寝味如何，昨闻入京，今必归府”……。北宋治平四年（1067），欧阳修写给《与大寺丞发》（即其长子欧阳发）家书：“初三日，遣急脚子发到亳后第一书，为问山陵致祭事，书必已到。此中两日内，却并得递中来者两书，知汝与诸幼各安”……。北宋熙宁四年（1071）4月9日，欧阳修在蔡州任上，专遣“急足”来颍州给大儿子欧阳发送棉衣，他在《与大寺丞发》书信中说：“今日蔡州大风微雨，斗寒”，“忧汝骤寒，都无棉衣。吾与娘忧心不能安，今立走急足送棉衣去。”上述尺牍内容也体现了欧阳公对友人的关心，对子女的关爱。书信中的“急足”、“急脚子”即急递铺兵卒。
在《苏轼文集》中也有许多尺牍文章，写得隽永可亲。其中常常有“轼启，近递中奉书必达”、“别后递中行二书，皆未果答，专人来又辱专笺”的附言。如苏轼在颍州时写给孔毅父（字平仲，时任秘书阁校理、朝奉大夫）《与孔毅父书二首之二》（《续集》卷六）书云：“到此得所赐书，即于递中上谢，岂不达耶。”这些“递中”字样皆为经过递铺传送的书信。不仅是单纯的书信，苏轼与友人的诗咏唱和之作，也是伴着书信通过递铺传送的。如元祐六年（1091）九月，苏轼对其所作《九月十五日，观月听琴西湖示坐客》一诗十分喜爱。不几天，即把它分寄给了远方的朋友共享，得到和诗之后，苏轼再作《次韵奉和钱穆父、蒋颖叔、王仲至诗四首》。后来，苏轼应颍州签判赵德麟、教授陈师道的建议，将《九月十五日，观月听琴西湖示坐客》诗用大楷书写，又请当地刻石良工精心雕琢，立碑于西湖书院之碑亭，名为《颍州西湖月夜泛舟听琴一首》，这比之原题更加凝练，楷书字体偏大，气势磅礴，丰腴雄壮。苏轼此诗此碑得到各地文人墨客和颍州州学、西湖书院士子的青睐，纷至沓来，欣赏、咏读和拓帖，一时间传为佳话，成为颍州文化史上的盛事。
弥足珍贵的苏轼《颍州西湖月夜泛舟听琴》真迹原石，现为我市著名收藏家范先生所珍藏，这同样也是阜阳之幸事。《西湖月夜泛舟听琴碑》，亦称《一天云水碑》，在四川眉山三苏祠博物馆立有刻石。据徐丽《苏祠漫步》（四川眉山三苏祠博物馆）记述：《一天云水碑》，是元祐六年在颍州知州时的作品。此作赞美了颍州西湖夜月的空明美景，苏轼与友人饮酒，泛舟，听琴的豁达情怀。同时也表明苏轼做人臣的坦荡胸怀，如冰雪一样高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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