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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芾画像 米芾（1051－1107），初名黻（fú），后改芾（fú），字元章。自号襄阳漫士、鹿门居士、海岳外史等，别号米襄阳、米南宫、米颠等。祖籍太原（今属山西），定居润州（今江苏镇江）。曾任校书郎、书画博士、礼部员外郎等官职。米芾书画不蹈袭前人轨辙，自成一家，工书法，擅篆、隶、楷、行、草等书体，长于临摹古人书法，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外人难辨。苏轼评价米芾：“米书超逸入神。”米芾与苏轼、黄庭坚、蔡襄合称“宋四书家”，代表了宋代书法成就的最高水平。米芾传世的书法墨迹主要有《向太后挽辞》、《蜀素帖》、《苕溪诗帖》、《拜中岳命帖》、《虹县诗卷》、《草书九帖》、《多景楼诗帖》等。
《蜀素帖》（《拟古》） 米芾天资超逸，个性鲜明，不仅有着卓越的书法成就，而且还精鉴赏，富收藏，善诗画，可谓才华绝世。米芾举止萧洒，好洁成癖，喜效唐人穿古服异装，戴高冠，曾因戴高檐帽无法入轿而撤去轿顶,露帽而坐。米芾嗜石如命，收藏奇石极为丰富，宋崇宁三年（1104）他在任无为知军时，向收集到的一块奇石鞠躬叩拜，念念有词地称其为“石大哥”。
米芾拜石图 北宋大书画家米芾是苏轼的挚友。两人相交近二十年，多有书简往来、诗词唱和，会面晤谈，交谊深厚，知无不言。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日苏轼逝世于常州，米芾作《苏东坡挽诗》五首，深切表达对挚友苏东坡的哀悼。因米芾行为怪诞，独行于世，故世人以癫狂视之，世称“米颠”。曾与苏轼共事的颍州佥判赵令畴在《候鲭录》（卷七）中记载：元祐七年（1092）三月，苏轼从颍州移知扬州任上。一天，苏轼邀集十余位名士聚会，其中包括米芾。酒过半场时，在座的米芾忽然站起来说：“苏公，世人皆以我为癫，你说那？”苏轼笑着回答：“我从众”（我和众人的看法一致）。满座听罢，捧腹大笑。 崇宁五年（1106），米芾因书画才能出众，被诏为书画两院博士，觐见皇帝的机会渐多。一日，徽宗与蔡京谈论书道，并召米芾在一面大屏风上题写，徽宗指着御坐前的一块砚台说，就用它吧。米芾一看这方砚台是著名的“端砚”。端砚，四大名砚之一，原产于唐代初期端州（今广东肇庆市东郊的端溪）故名。米芾心甚爱之，他书写完毕后，即捧起这方砚台跪下请求说：“皇上，这个砚台，已为臣下所用，不堪再为上用。”徽宗大笑说：“既然你喜欢，那就赐给你了。”米芾闻言，急忙谢恩。随即，米芾喜笑颜开地抱着端砚就走，墨汁洒满了衣袖也全然不顾。徽宗对蔡京说，看来这个米芾癫真是名不虚传。
大书画家米芾与颍州多有交集。北宋元祐六年（1091）底，苏轼祷雨应验后，兑现“乃益治其庙，作碑而铭之”的承诺，为颍上县张 龙公祠撰立《昭灵侯庙碑》，此后不久，米芾作《辩名志》刻于后，道：“岂有人而名路斯者乎？盖苏翰林（苏轼）凭旧碑（指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十》唐代布衣赵耕撰《张龙公碑》所记载：“君讳路斯，颍上百社人也”）所记，'公名路’应当是句断，'斯颍上人也’，唐人文赘（指文章中多余的词句）多如此。”……南宋时，汝阴（今阜阳市）人王明清曾任宁国军节度判官（治宣州，今安徽宣城市），因调解一宗土地诉讼案件，曾到实地测量、考稽地籍上的每宗地四邻名称，见有宣城令“张路斯祠堂基”等相关房屋资料。由此证明，苏轼《昭灵侯庙碑》所言张路斯尝任宣城令，其名“路斯”无疑，而米芾所辩，则是犯了不明就里的错误。这段关于苏轼《昭灵侯庙碑》事的小插曲，历史学者王明清（1127—1202）记载在《挥麈后录·卷之六》（《宋元笔记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中。
北宋大书画家米芾精于书画鉴赏，其中一幅即与颍州有关。米芾在绘画论著《画史》（第44页）中记载：“颍州公库，顾凯之《维摩百补》，是唐杜牧之摹寄颍守，本者置在斋龛不携去，精彩照人。……余与颍签善，托寻善工摹，须切记似，凡三寄蜡本（以蜡涂绢，临摹原画，称“蜡本”），无一笔似者。或可上之御府，乞国工摹，赐世间为千年之传，如唐文皇（李世民）兰亭岂非一代盛美。” 清道光《阜阳县志》（卷二十四·杂志）也辑录片断：“颍州公库，顾凯之（东晋著名画家、诗人）《维摩百补图》，是唐杜牧之（唐代著名诗人、散文家）摹寄颍守，本者置在斋龛不携去，精彩照人。” 如上关于《昭灵侯庙碑》事的这段小插曲，及米芾“余与颍签善”的记述（或指颍州签判赵令畤），皆给人的感觉，似乎米芾曾在苏轼离颍之后不止一次来过颍州。他既观摩了颍州公使库中的顾凯之《维摩百补图》，又去过颍上县百社的张龙公祠，鉴赏苏轼所撰立的《昭灵侯庙碑》，否则他如何评价《维摩百补图》“精彩照人”，又如何作《辩名志》刻在苏轼《昭灵侯庙碑》后呢！虽《米芾年谱》中未见记载，但这并不排除一生多任闲职的米芾有充裕的时间来过颍州，只不过旧志史料缺裁而已。（以上图片源自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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