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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靖二十六年颍州城图
清乾隆时期阜阳城图。从明初至民国，颍州古城墙形制规模亦无大的变化 长期以来，阜阳坊间（媒体）流传诸多“明万历二年（1574），知州赵世相扩建南城、扩建颍州城、建角楼奎星楼（望霍楼）”一类的说辞，若网络搜索，铺天盖地，不胜枚举： 万历二年（1574）知州赵世相扩建颍州城。 万历二年（公元1574），颍州知州赵世相扩建颍州城。 明代知州赵世相扩建颍州城，修南城砖墙。 明代万历年间，颍州知州赵世相大修城墙，留下了现在的格局。 明万历二年（1547 年），知州赵世相扩建颍州城，自鼓楼跨西向南增筑南城砖墙，周长5里 44步，使南北二城连为一体，总周长9里44步。 明朝万历二年，颍州知州赵世相，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还是决定大修颍州城，将颍州南、北城墙合二为一，全部改用砖砌，并在城墙四隅各建角楼。 大明万历二年，颍州知州赵世相决定，扩建颍州城，将南、北两座城墙合二为一，全部改用砖砌，并在城墙四隅各建角楼一座。 奎星楼始建于明万历二年(1574年)，原是颍州知州赵世相修筑颍州城墙时所建的敌楼。 奎星楼（三蓬塔），“原为明万历二年（1574年）知州赵世相扩建南城所建敌楼。”（此条见2021年7月28日《阜阳日报》第二版《奎星楼维修工程预计9月结束》） 奎星楼（望霍楼），“明万历二年（1574年），知州赵世相为扩建颍州的南城，在东南角所建的敌楼。”（此条见2021年8月10日《阜阳广播电台》“今晚630”《探秘奎星楼的“前世今生”》，采访市文物部门负责同志） …… 其实，以上这些添枝加叶的错误性表述，既有对旧志的曲解成份，也有旧志本身表述的含混和舛讹所致。2018年出版的《阜阳城乡建设志》（黄山书社，2018年10月第一版）吸纳了当地文史专家的研究成果和建议，勘正了这个史误。阜阳市文物局竖立在明代建筑“望霍楼”（奎星楼）下的介绍牌，也将“万历二年（1574）知州赵世相建望霍楼（奎星楼）”，更正为“明正德年间颍州按察分司（兵备道）佥事孙磐、曾大显砖甃南城时建望霍楼（奎星楼）”。砖甃（zhòu），即用砖石垒砌。
首先，让我们先了解一下赵世相从政的简历，以及在颍州任上的政绩。 赵世相，字荩斋，临城（今河北省临城县）人，生于明正德七年（1512）。明嘉靖二十八年己酉（1549）举人；嘉靖四十二年癸亥（1563）“因五试春官弗第，乃就选筮（抽签）”，授山东东昌府濮州知州，其“三载绩最”，提升为山西平阳府同知。明隆庆五年（1571）正月，“山西平阳府同知赵世相，为按察司佥事”（《大明穆宗庄皇帝实录》卷之五十三），并兵备宁武。明万历元年（1573）戊子，“住宁武兵备佥事赵世相降调（即降级职处理），阅臣吴百朋题参也”（《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之十三），此后左迁颍州知州。清康熙《临城县志》（卷之六·人物，第73页）也记载：“升山西按察司佥事兵备宁武，后坐诬遂左迁颍州知州”。所谓“坐诬”之事与被吴百朋“题参”（上本参奏，弹劾）之事相吻合，只是所持立场不同，说法不同而已。“左迁”，意即降低官职使用，即“降官”，犹言下迁。赵世相自撰《明奉政大夫佥事赵公暨配李宜人合葬墓志铭》记载：“继逰颍州，守平阳、大同二府（即同知），及宁武道佥宪”。赵世相因被皇帝特命派遣巡视宣州、大同、山西三镇的钦差大臣吴百朋所“参劾”，而左迁官职来颍州，但他刻意淡化了知颍州的这段经历，用了“逰颍州”三字，一个“逰”（古同“游”）字颇为玄妙，在流传后世、盖棺之论的碑铭中既掩饰“降官”之事，也点出了在颍州任上的宽慰心情，还说明了他在颍州就任的时间较短。后复出，任山西大同府同知。明万历十年（1582），赵世相年逾70，在山西提刑按察司佥事、整饬宁武兵备岗位上自请退休。退休前他足不涉公府一步，不给官府添麻烦，严以律己、公私分明。回乡后敦睦亲族，专心教导后人。他有个兄长80多岁了，而他自己也逾古稀之年，还亲自服侍兄长，并御寒防暑，问候起居，周到备至，堪称人伦楷模。赵世相逝世后，入祀家乡临城县文庙的乡贤祠，立有“秉宪坊”。 赵世相知颍州时间虽短但政绩卓著。但阜阳旧志“宦业”“传记”均未记载，查阅其家乡的清康熙《临城县志》（卷之六·人物，第73页）则有这样的记载：赵世相“在颍州，复有政迹，蠲浮税，置学田，禁埠头私索民，至今称之”。意思是说，赵世相在知州期间，务实清廉、恪尽职守，多有建树。他为了减轻百姓的沉重负担，果断去除多余的赋税和苛捐杂税，深受群众称赞。他重视儒学和书院教育，置买学田，租给贫士耕种，以其收入充实学校教育经费。他针对少数官吏在颍州码头、船行等商贾云集之地敲榨勒索等问题，整饬吏治，严令禁止，违者严惩不怠。
没有拓展小西门加盖“望湖楼”前的城图局部 赵世相在颍州北城西北隅创建了“望湖楼”。改朝换代之后的清代颍州第一部州志，即清顺治《颍州志》（卷之三·建置志·城池）记载：“小西门旧在西城水门上隘。万历二年（1574），知州赵公世相稍移西，凿城设门，建楼于上，额月城门曰望湖，以近西湖名，门外空无居民，尝闭”。明万历二年（1574），知州赵世相组织工匠，在颍州西北隅的城垣“小西门”处向西凿城墙扩门洞，筑建墩台楼阁，额曰“望湖楼”。清顺治志的这段记载无疑是正确的，接着的记载则与赵世相建楼无关。创建此楼，给古代颍州平添了一处登高远眺的景点，人们伫立在“望湖楼”上，观赏着碧光粼粼、广袤美丽的西湖秀色，体味着身临仙境的感受。并不排除，赵世相在创建“望湖楼”的同时，也可能对颍州城墙的其它风化、坍塌、损毁的部分进行了相应修缮，对渲泄城内余水的“水门”通道进行了疏通，使城内水患无虞。
明万历二年知州赵世相创建'望湖楼“后城图局部 阜阳地方史研究专家邓建设先生最早指出，“万历二年（1574）知州赵世相扩建颍州城”的说法是个史误。2003年－2007年，阜阳市地方志办公室在对清乾隆《颍州府志》进行点校编审时，对这一重大史误作了勘误考证，其校记认为：“颍州南城，为明正德年间兵备佥事孙磐、曾大显所筑（指在原夯土之城墙壁外包砖），竣工于正德十年。”（清乾隆《颍州府志》卷之二·建置志·城池，第66页） 2007年，阜阳市地方志创办首期《志鉴》杂志，刊登了地方志办主任、主编邓建设撰写的《谁筑颍州南城》（2007年第1期“旧志辨误”专栏）一文，转述了清顺治《颍州志》的记载：“小西门旧在西城水门上隘。万历二年（1574），知州赵公世相稍移西，凿城设门，建楼于上，额月城门曰望湖，以近西湖名，门外空无居民，尝闭”。而之后的清康熙《颍州志》基本照录了这段话，但却将文中“凿城设门”的“凿”字，错写成了“筑”字，于是就有了“筑城设门”的字样。古代文人精于推敲、惜字如金。但用“筑”字代替“凿”字，却是一个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败笔，不知当时的编纂者是用意何如。后来的颍州修志者在“参酌”旧志的过程中很可能受了“筑城”二字的误导，并且这种史实错误“对后人误导严重”。清康熙《颍州志》以降的阜阳旧志和建国后的新志，在这方面均没有脱出这个“筑”字的窠臼，皆沿习了“万历二年（1574），知州赵世相筑南城”之误。古人说：“一字入公文，九牛拔不出”，这一古训，修志者应引以为之戒，免得给后学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另外，追溯阜阳城建沿革史，有史料证明在唐宋时颍州业已形成罗城（南城）与子城（北城）的重城规制；加之考证明代颍州城墙两次大规模的砖甃工程，均说明颍州城池格局早已定型。明洪武九年（1376），颍川卫指挥佥事李胜将军奉明太祖朱元璋之命，筑城立卫，砖甃北城；明正德七年至十年（1512－1515），河南提刑按察司颍州按察分司（兵备道）佥事孙磐、曾大显针对土城“不堪御备”接续砖甃了南城。从此奠定了日后500多年南城（罗城、新城）、北城（子城、老城）砖垣一体，城周方圆总计九里四十四步（约今11华里），城高均为一丈八尺（约今6米），门楼角楼齐备、军事防御体系完备的城墙形制和规模。直至民国二十八年（1939），国民政府通令全国拆城墙前，颍州古城墙形制规模亦无大的变化。
著名国画家李伯英描绘的古颍州南城城池、望霍楼及惠湖胜景图 要知道，在古代建一座城池很不容易，所以当时的建置格局都有延续性，不可能伤筋动骨大拆大建。明代洪武年间颍州卫指挥佥事李胜、正德年间颍州按察分司（兵备道）佥事孙磐、曾大显，也只是在古代的夯土城墙内外包砌了一层大青砖（局部用青石奠基）用以修葺加固。我们通过阜阳最早可见、规范完整的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颍州城图》，与清代的顺治、康熙、乾隆、道光等《颍州城图》相对照，颍州城池的形制规模和地界四至、城池内外的著名历史建筑和名胜景点，均无根本的移动变化。如此这般，明万历初年知州赵世相在颍州任职很短，他是出于什么动机要拓建南城，又是怎么拓建南城的呢！再者，人们所熟知的“望霍楼”，与赵世相创建的“望湖楼”也是仅一字之差，且“湖”与“霍”音同韵似，并不排除因此产生混淆错误，坊间将赵世相所创筑的“望湖楼”讹传为建“望霍楼”。 总之，阜阳市地方志办公室在整理点校清乾隆《颍州府志》时所作的“校记”、邓建设主任《谁筑颍州城》一文的“旧志辨误”，以及《阜阳城乡建设志》（黄山书社，2018年10月第一版）对这一问题的勘正，都非常之重要，都对旧志的记载错误进行了纠正厘清和拨乱反正，这应该成为我们正确表述这段历史的基本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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