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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6日，国务院参事室原主任陈进玉先生，国务院参事、住建部原副部长仇保兴先生到友成基金会调研乡村振兴方面的工作，并与友成基金会理事长王平女士，国务院参事、友成基金会副理事长汤敏先生及基金会秘书长、副秘书长等座谈。在听取了友成的工作汇报后，仇保兴副部长对友成基金会在公益创新、扶贫和乡村振兴领域所做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和鼓励，并基于他多年来丰富的工作经验，就乡村振兴的话题发表了真知灼见。在征得仇部长同意之后，我们整理了他发言的主要内容，形成六个方面的观点，涵盖了乡村发展政策、挖掘和发挥乡村的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本、农产品品牌建设、村庄建设等方面。这些具有深刻洞见的观点，对指导在乡村振兴中实践的我们无疑有宝贵的价值。专此刊出，以飧读者。怎么做乡村振兴，我经常讲一句道教的话：守正用奇。“守正”，指的是始终激发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农民（包括返乡农民和来自城镇的新农）是乡村振兴和农业发展不可取代的主体；“用奇”是指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始终坚持一切从乡村实际出发，不唯书、不唯上，一切有益于乡村振兴、农民增收的奇招、新招都应以实践加以检验。 据听说，我祖先是从北方迁移到福建，又从福建迁移到浙江农村。浙江南部农村人多地少，很穷，我的农村知识就是从那时候积累的。刚小学毕业，因文革被迫回老家农村生活，当时就觉得我就这一辈子就在农村了。我到了住建部工作后，第一件事就是决定在城镇化大潮中把农村历史文化遗产保存下来。当时进行的新农村建设，基层出台了很多错误的政策，例如用城市建设模式来建设乡村，把乡村城市化，甚至要取消农民的养殖权。这都是不懂农村农民的决策者搞出的坏政策。最近这些年，借着在中央党校讲课的时候我敞开讲了这个问题。有一次甘肃当地政府叫我们去看易地搬迁，我就一路上给他们讲：这样做意义何在？市场机制已经把能自主搬出来的农户都吸引到城镇里了。这时候你们又强制把剩余的人从山上搬下来，把老房子拆掉，当地老百姓肯定是不愿意的。农民的幸福感在哪里？我在农村呆过，我有些经验，当时作为“少年人”哪怕去采个红花，一天赚两毛钱就很幸福。为什么？因为农村的生活成本很低，吃的用的住的都很便宜甚至免费。以前我在农村生活的时候，村里面有一个老秀才很有知识。我们经常聊天，我们觉得农村生活水平不能以人均 GDP收入来衡量。如果用人均GDP衡量在农村里是绝对的错误。在农村，老母鸡生了个鸡蛋，自己吃掉不算GDP，你拿到集市上卖掉，这样理论上就算GDP。人均GDP这种事情在农村没意义。所以三农工作的事情没城里人想象的那么简单，但也有规律可循，我们只要把农村互联网、电、水、卫生院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做好就可以。有人提议仅用行政动员来驱使农民进城，我反对这样的观点。有很多人喜欢把大拆大建这种模式搬到农村去，我也坚决反对。在这过程中，有一个香港的慈善组织“无止桥”联系到我。负责人是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大学董事。他们专门为边远农村修桥。每次修桥的时候都是请香港的那些大学生义工，让他们在修桥的过程中体会中国传统文化。但他们每一次都碰到了地方上一些很奇怪的事件，比方这个桥修好，修桥的钱他们出，但地方上却不给修路，有的时候材料运不进去。我说：“这些事情我给你们办。”他们每次遇到问题，我就打电话下去，找市委书记、市长说一声。然后市委书记就找县镇书记干预。这是对老百姓有益的事情。2003年，我为了启动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评选，给国家文物局负责人打电话：“你们干不干？你们不干我找别的部门。”因为他们知道我定了的事就会做到，赶紧把手下那几个意见不同的副司长找来到我的办公室，我说“今天如果你们说不干，我就找文化部来干。”最终他们同意了。从此便开始了我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评选工作。前几批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牌匾是用青铜铸造的、是永久性的，本身也是宝贵的文化资产，现在也可称之为文物了。不仅如此，“全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授牌等相关活动也深得中央电视台的支持。由于当时抢了这个先机，率先把5000多个价值最高的历史文化名村保护了下来，这等同于把农村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保存了下来，显然意义重大。因为我国有着70多万个村子，每一个村庄都有自己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每一个村庄都是一段故事，一个文化瑰宝。如果把村庄拆除，把村庄的土地变成城市里边可以拍卖的土地指标，这种做法反而破坏了每个村的历史文化和农产品地理证明资源。其实80%以上被拆的村子都能通过历史文化传承弘扬和农产品的改良重新振兴起来。比如我们老家村子的祠堂，在明代迁过来以后就形成了，周边的村庄也是如此。实际上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这些文化对于生长在城市里的人，是吸引他们入乡旅游的“新鲜玩意”。我在金华市工作的时候，就发现金华的农耕文明最早可追溯到11000年前农耕文明的遗址。我们对农村的认知不够，传统村落的价值，村落与周边自然环境的生态价值目前仍远远被低估。社会学上有一个词叫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社会资本在中国被人误解为民间资本，其实这是社会学概念。社会资本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对周边环境气候的认知程度所带来的效率提高。比如一个村子，它有自然资源，比如水、肥沃的土地，还有人力资源，有一群务农的农民。还有物资资源，比如集体积累和基础设施等。除了这些资本外，其实还有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西方社会学发展出来的新流派，这一派认为，实际上乡村除了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物质资源等资本外，还应有社会资本，共同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作用。例如，在农村什么事情都是互帮互助，这是非常密切的邻里关系。当地人在这个地方生活多年，世代相传，对当地的自然、文化、土壤气候的认知等等就构成了社会资本，这也是农村生产力的重要部分。但是这项生产力长期以来被主流经济学忽视了。我在杭州当市长的时候，我们国家正在进行三峡移民，分配到杭州几百人。我们给了移民很好的物质资本。每户移民补助10万元钱，两亩土地，房子由市政府盖好，同时移民自己带来人力资本。但后来80%的人都回重庆去了。这更增强了我对社会资本的理解。他们为什么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好地方待不住？因为社会资本没有了、归零了。我国农村长期仍处于是小农经济状态，如果缺乏社会资本扶助，务农和生活成本会非常高。外地移民带来了人力资本、地方上给足了土地资本和物质资本，但失去了社会资本，他们一算，不合算，回去算了。后来我到了重庆给中心组讲课，专门讨论了当地的移民问题。我主张最好别让人家移民，他们宁可住在非常窘迫的环境，也不愿意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杭州来，这就是社会资本的力量。但是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城市里的农业专家都很少会讲这个资本。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壮大，只要不是土地规模经济，不是机械化、电气化，不是工厂化流水线操作所贡献的生产率，那就是社会资本的贡献。但是我们把这个东西抹掉了。因为这跟我们原来那套所谓“正宗”的经济学、“正规”的政策文件不是同一个视角。我们研究中国的乡村振兴，就必须和社会资本结合起来。西方的社会资本理论也是在挑战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现在还在萌芽状态。中央现在明确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讲农村的生态价值。生态价值要围绕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是扩展了社会资本。如果把人撇开，仅讨论生态或社会价值是没有意义的，应该把社会资本扩展到生态价值范畴。中国的农耕文明是世界上最早、最健全的传统文明。两河流域和埃及的农耕文明历史更早，但他们民族消亡了，只有我们的中华文明延续了下来。那么如何去保证农产品品质呢？我们现在有电子信息技术。农业部也有，叫有机产品认证。我们的价格相对便宜很多，而且离线都可以检测。这是新的低成本的溯源方法，一旦推广应用，可以把很多高级的产品跟一般的产品分开，保证有机产品的市场认可度。另外，在每一个主产区，政府成立专门保证金，如果有农药超标之类的问题，就要赔偿。这样农民的增收就有平台保障。这种现代化的溯源技术，成本很低。有现代化的溯源技术保障，然后扩大销售范围，整体成本就可降下来，农民收益就上去了。另外，在科技应用方面，现在我国和欧盟搞了个原产地证明互认。实际上原产地证明是地理标志证明，以村庄为中心。像法国就有红酒1万多种，香槟酒1万多种，每一种高级的农产品都是以村庄作为地理的证明标识中心的。我们为什么保护这些原始村落？就是为了保护农民未来农产品的增值潜力。地理证明商标最终还是以村庄为核心的。既然以村庄为主，我们和欧盟之间将来农产品的优质化一定要把地理证明商标贯穿至乡村始终，以村为品牌，把历史上的、现代技术的、品质改良的农产品与一般农产品区别开，高质量生产，保证不施农药，这样的农产品就能获得比一般农产品高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价格，这也很符合西方国家的需求。总之，农产品品质一定要可追溯，而且地方政府要背书支持担保。例如上世纪末金华火腿这个商标被一家省属公司注册，结果11个省和市都生产金华火腿。金华地区农民生产的地道金华火腿，每一只就要交50块钱。当时金华市政府听了很气愤，马上在商业局挂一个牌子：金华市人民政府火腿监制局，在每只本地生产的火腿上盖上政府监制印章。把这家商标公司搞难受了，就说：你的政府别这样搞了，我们没生意了。金华生产的火腿商标费免费。我还是不依不饶，最后还让省长劝我说：算了，你们已经胜利了。由此可见，保证农产品高品质，地方政府担保大有可为，还可把许多生产企业拉进来。相对于企业而言政府的信用还是很高的，政府可以有无限的威慑力。企业可以破产注销，县乡政府不能。农村品牌产品包括有机农产品很大一部分可以从历史文化来培育，比如我国许多农村在明代、清代都生产过大量的农产品贡品，就可以进行现代化培养，再加上申请地理标志。只要不施农药、品质保证，农民收益就可成倍增加。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社会失信，需要重塑信任。农村是熟人社会，对信任很珍惜，现在只要导入现代通讯技术，用手机就可追根溯源，就可以保证品质。我国现在优质的有机农产品很稀缺，就是因为我国没有农民贴心优质认证机构。我有个初步想法，可以先与大学合作，大学出场地、设备，我们适当投入，负责一片地区的优质农产品检测认证。一定要用现代的技术为优质农产品生产工艺和质量背书。城市规划学有三条最高宗旨：第一，尊重当地传统文化。文化实际上是一种社会价值的沉淀。地方文化其实是地方知识，不是通用知识。第二，尊重当地老百姓的利益。这个利益是长远利益。第三，一定要尊重当地的自然环境。村庄建设尽可能不与当地的山水冲突。传统建筑都是与当地山水景观融为一体的，现在的建筑师都追求个性表达，很突兀。所以，我主张：第一，不要建像4A景区旅客中心那种标志性的大而无用的建筑。我主张修建当地民俗博物馆，可以让企业赞助命名。各种非物质文化包括老百姓家里的传统劳动工具、劳动用品都可以放进去。现在国家在政策上支持。我国农村的宅基地是广义的三块地：承包地、宅基地、公用地。农村的宅基地空地很多，但农民会把它变成菜地、树林、活动场所等。中国农民从来不浪费土地，天生勤俭。乡村振兴不要把城里的东西搬到农村，我们住建部科技司发展了一套低成本、免维修、民主化的农用小型技术。现在一些地方新农村建设追求工业化城市化的模式，是当地干部搞错方向了。现代城市景观和建筑模式单一，缺乏地方特色，城市景观和建筑往往大江南北难以区分，但农村一定要坚持本地化、多样化。现在少数地方热衷整村搬迁村庄，建房子都照一个样子造得一模一样单调乏味。友成的雷山、龙胜两个点选得很好，乡村一定要有当地的风格、用当地的材料，然后结合一些现代技术。但现代技术不能抹杀乡村传统文化，而是要为她添彩。把城市的那一套搬到乡村是不行的。我们的旅游部门热衷于建标准化的游客中心，实际上用一个民俗博物馆就可以代替，一物多用。中国南方80%以上的村庄都有祠堂，后来祠堂变成小学，现在又变成祠堂，可以将祠堂部分建筑改成民俗博物馆。住建部做过中国各地农村民居图册的收集整理工作，这些资料可加以应用。农民自己创业结合当地建筑风格开办民宿是有前景的，如进一步把房子出租给有文化的人，让他们去找设计师，结合当地的传统文化设计，做出来的东西才是对城里人有吸引力的。现在江苏住建厅、贵州住建厅都做得不错。要注意的是，农村的传统村庄许多都是木结构建筑，一旦涉及连片建设，就有防火问题。村落房子可以改良，要保持原来的风格，但防火一定要做好。可以用一些水泥仿木房子做防火墙。城里的设计师进入农村，一定要结合当地传统文化。我们做四川灾后重建，也是这样要求的。一定要记住：用城市的规划建设的模式去建设农村是失败的；用城市工业生产的模式去替代农村农民的生产方式往往是失败的；用城市产业工人的要求去组织农民生产生活也是错的。我国已经提出了双碳战略。但现在少数农村也在盖高楼大厦，也是学西方上能源农业，如果农民也是大车大空调，这对碳排放是个大考验。美国1个农民等于3个城市居民碳排放，我们国家正好反过来。我们是小农，他们是机械化土地规模经营，两者碳排放相差9倍。
以后农民要生活好，农业要发展好，也要看碳排放。如果城市碳排放控制住了，就要看农村了。第一，我估计城市碳排放三年后能控制住上升势头，进一步碳达峰潜力在农村。第二，农村有发展太阳能、小型风力、小水电条件。如果农村的小水电、太阳能、风能等都合理利用起来，农村的低碳是可低成本实现的。再一个，农村的建筑应该尽可能就地取材。我国传统的建筑称之为土木建筑，材料全来自于土地。我们在四川灾后重建时，特别试点了两个村，用传统的夯土建筑。过去是依靠人力夯土，现在则是由机器夯，不仅方便快捷，夯土的质量也比过去要好。这种结构具有抗震性能，造价仅400元/平米，而且就地取材。我特别反对板房模式。板房不靠谱，成本一算每平米1500多，仅三年寿命，还要盖70多万套，没有必要。夯土建筑仅需每户2万元就可以搞定，夯土墙，竹子木材做屋顶，就地取材，不仅低碳环保而且有当地的风格。
今天听了你们的介绍，我想到“友成”这两个字，取得很好。这个名字从易经来，但是与西方的文化是相通的。现代城市规划学的祖师爷霍华德就是英国人，他在130年前写了《田园城市》这本书，奠定了现代城市规划学的基础。霍华德发现进入工业文明以后，城市的毛病很多，他就从理想主义出发写了这本书。他在书中提出了城市空间规划变革、社会变革、管理变革的具体原则。他在书中讲到：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男朋友和女朋友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成功，新的文明才能萌发，新的繁荣才能到来。 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城市和农村应该是阴阳关系，有阴阳差别才能融合互补发展，也就是男朋友和女朋友的结合才能成功，字面的意思就是“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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