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时唐朝以德治为主，开放包容，注重人才赢得后世赞誉

“贞观之治”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常常成了王朝繁荣盛世的代名词，在唐太宗李世民的治理下，唐朝贞观年间出现了繁荣昌盛的盛世局面，唐王朝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外交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经济上，唐太宗在房玄龄、长孙无忌等的辅佐下，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促进农耕，减轻徭赋，救灾恤贫，扶持商业，农商并举，使汉初的经济取得了非凡成就；在政治上，唐太宗任用贤臣、虚心纳谏、勤政节廉，采用清明政治措施，创造了历史上少有的开明政局；在外交和文化上，李世民十分重视与周边邦国的修缮关系，重视民族自治，免四方纳贡，特别是注重与周边邦国的文化交流，既让唐王朝威望空前，而且也从诸邦国引进各种文化艺术成果，促进了唐朝的大繁荣。

李世民治下的唐朝，之所以能创造“贞观之治”的繁荣盛世，这与李世民以稳妥而有效的治国思想来管理国家是有密切关系的，李世民的治国思想和治理方式有很多值得深入探讨和认真借鉴的方面。

第一，“仁义为治”“德主刑辅”

隋灭唐立，李世民亲眼目睹隋朝灭亡的过程，对隋朝失败教训记忆犹新。

隋初建时，隋文帝锐意改革，政绩显著，但是，文帝晚念疑心日重，杀功臣，废太子，立杨广，造成朝局不稳。而杨广继位后，确实也政绩显著，他建洛阳，修长城，挖运河，建宫殿，是很有作为的帝王，可是，因为大兴土木，广征民力，民怨极大；之后，又征高句丽，穷兵黩武，劳民伤财，让民众难以承受，逼民造反，加上他后期骄奢淫逸，专权霸道，导致了隋朝的败亡。

杨广

隋炀帝的失败教训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没能疏解民怨，而是以残酷措施进行镇压。比如，剿灭杨玄感起义时，屠杀三万多人，杀戮扩大化，民怨极大，逼民走向绝路，激起更大规模的造反；二是滥杀忠臣良将，动摇官吏信念，分化了朝中管理团队。隋炀帝不听忠臣谏言，肆意对有异议的大臣杀戮流放。比如，开国功臣高颎、贺若弼因为对隋炀帝的荒唐行为上陈谏议，就被隋炀帝杀了。三是隋炀帝沉溺于骄奢淫逸之中，怠于朝政，丧失了即位初期的积极有为治政风格，使朝政日衰。

李世民积极吸取隋朝失败的历史教训，认真引以为戒，所以，李世民一登基，便采取了与隋炀帝完全相反的治政方略：

一是李世民坚持“仁义为治”的治理原则，把坚持“仁义”作为治国的基本理念。他尊重文臣武将，与他们建立了友好互信的关系，仁义对待属下众臣；他善待民众，比如，唐初有盗贼出没，李世民反对有的大臣所主张以严酷刑罚对待盗贼看法，认为盗贼的出现是因为民众经济上无法承受，不得已而为盗。他以孟子的思想来治理，强调：使民有恒产，认为，“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因而，李世民主张，要防止盗贼出现，朝廷应节省费用，减少赋税，任用廉洁官吏，让民众能吃饱穿暖，而民众有吃有穿的，也就不会当盗贼了，没有必要用严酷的刑罚。

李世民十分重视儒家的仁政思想，把以德治国看成是唐朝根本性的治理原则，他还强调：“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显然，李世民把德治视为是主要的治理措施，而把刑罚看成是辅助性的。

李世民

二是李世民主坚持“德主刑辅”的治理原则，反对滥用刑罚。首先，在《贞观律》中，废去了很多残酷刑罚。比如，废除斩趾酷刑，以增加奴役替代；减少旧律中的重刑条款，处罚比之前轻了；缩小了族刑、连坐的范围；对于死刑的判决强调复奏等。再次，李世民认为：“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他下旨规定将前定死刑三复奏皇帝核准改为京城五复奏、州县三复奏，并严令：若“不待复奏报下而决者，流二千里”。此外，他下诏敕要求：“据法合死而情有可矜者，宜录状奏闻”。

第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李世民是古代社会比较重视民本观念的帝王，而这是与他的仁德治理思想是统一的。

比如，李世民赞赏和接受了魏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观点，魏征曾对李世民说过：“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而李世民听了魏征的话之后，极为赞赏，他把魏征的话当成治国的要领之一，常提醒自己。

其实，李世民所赞同的这一民本观念是与孟子的“民贵”思想相一致的，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李世民一贯推崇孟子思想，所以，他接受魏征关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观点其实正表现了李世民一直是比较注重民本思想的。李世民被称为明君，这与他有重视民本思想是有密切关系的。

李世民

再如，李世民曾说过：“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他又说：“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敢多言。”这种“抚民以静”的管理原则其实就是汉初的“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李世民推行了一系列富民措施，便是他的民本理念的体现。

《贞观政要》记载：“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帝治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自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贞观之治”的繁盛与李世民的仁治政策是分不开的，用德治，少刑罚，“抚民以静”，这是李世民的治国思想的鲜明特点之一。

第三，廉洁自律，兼听纳谏

李世民被称为明君的很重要的一个根据是他能廉洁自律、兼听纳谏。

李世民是古代帝王中能做到自省自检、勤勉治政、善听建议、反省失误的少有的帝王之一。

李世民从谏如流、兼听纳谏使他成了史上最为开明的帝王典范。他曾强调：“治国无他，纳谏任贤即可。”他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纳谏好比是照镜子，人要照镜子，而忠臣就是君王的一面镜子，常听忠臣谏言，犹如君王照镜子，有利于戒骄纠错。

魏征

李世民善于纳谏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虚心纳谏。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能虚心听取直臣、谏臣的不同建议。史书记载，贞观年间有多达30多位大臣屡次向李世民上书进谏，其中，魏征的进谏是最多最厉害的，他“所谏前后二百余事”，达数十万言。魏征的谏言常是李世民不喜欢听的。此外，刘洎、岑文本、王珪、褚遂良、马周、虞世南等也都敢于面折廷争，向李世民进谏，甚至对李世民直接提出批评。

李世民对于大臣们的谏言虚心听取，认真观省，他曾对司空裴寂说：“比有上书奏事，条数甚多。朕总粘之屋壁，出入观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尽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寝。亦望公辈用心不倦，以副朕怀也”。

二是鼓励进谏。李世民不仅虚心纳谏，而且他还大肆鼓励大臣们进谏，他常常对于敢大胆进谏的直臣进行奖励。宋代史学家曾巩曾说：“余观太宗常屈己以从群臣之议，而魏郑公之徒，喜遭其时，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无不谏诤，虽其忠诚所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则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称贤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渊源皆出于此也。”曾巩认为，李世民之所以能在治国上远胜于之前历代君王，正是因为他能屈己而虚心纳谏。君王能虚心听，忠臣敢大胆说，朝中才有正气，决策错了才能有效纠正，治政才能减少失误，这是强国之道。

第四，君臣和谐，如鱼与水

帝王与文武大臣之间的关系是史上最复杂的关系之一，是政治活动中最难处理的关系。在中国古代，有一不是规律但极像规律的现象：历代历朝，常常是立朝前君王与文臣武将因为目标一直，能合力一处，所以，关系比较和谐，能一起争天下；可是，立国之后，帝王与开国功臣们因为失去了强有力的对手，关系立即出现了变化，君臣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于是，帝王对功臣大开杀戒是常有的事。

李世民

可是，唐太宗李世民不仅在他是还秦王时与秦王府的文臣武将关系很好，而且，在他即位之后，也依然与文臣武将们关系很融洽，君臣能和谐相处，而没有与功臣名将们产生激烈冲突，这是很难得的。

显然，李世民能够与文臣武将携手共进，这能创造“贞观之治”的重要原因之一。

李世民对于文臣、谏臣表现出少有的能从谏如流、虚心纳谏的关系。他非常注重与谋臣、谏臣们建立融洽关系，让文臣们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且，他还基本上能闻过则喜，对言过者不责不罚。

李世民对武将也是关系非常密切，他与武将的关系可以说是史上君王与武将关系的典范。

在中国历史上，帝王与武将的关系极难处理好的，新朝建立之后，屡屡出现帝王杀戮功臣将帅的悲惨事件。如刘邦杀功臣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而李世民却与武将们建立很好的关系，他与唐初的大多数开国武将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其中，李世民与李靖的关系，堪称史上典范，他与李靖互相信任，经常在一起研究军事战略，讨论兵法，真诚交心，气氛和谐，令人赞叹。

李世民有很深刻的关于君臣关系的思想，他把君臣关系看成是鱼水关系。李世民曾说：“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匡救，冀凭直言鲠义，致天下太平。”显然，李世民与他的大臣们能如此肝胆相照，如鱼与水，这是十分难得的。

李世民还说：“既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极言无隐。倘君臣相疑，能备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就是说，君臣要关系和谐，就必须双方都能尽责尽力，携手治理好国家。李世民对大臣的要求是：“夫为人臣，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所以共为治也。”

第五，重视人才，量才用人

房玄龄

李世民的人才思想是他的治国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李世民是最善于吸收人才和用好人才的帝王之一。早在秦王时期，李世民就非常注重于吸取人才，在秦王府，可谓是人才济济。秦王府聚集着很多人才，这是“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之所以能击败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人才优势是获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李世民靠房玄龄、杜如晦等谋臣出谋划策，所以有一句很有名的说法，叫“房谋杜断”，说的就是房玄龄善于谋划，而杜如晦善于决断，有这样的谋士帮着李世民出主意，他在谋略上就占有了优势。同时，李世民对于武将也是很善于使用的；当时事变中，李世民让尉迟敬德冲杀在前，威风凛凛，对玄武门的决战起关键作用，而且，当尉迟敬德杀了李元吉之后，李世民又让他进宫去“保护”皇帝李渊，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棋，李世民充分信任尉迟敬德，有他在宫中，李世民彻底放心。而对于不愿直接参加李世民兄弟之间互相杀戮的武将秦叔宝，李世民却没有让他到玄武门，而是留在秦王府护卫秦王的“根据地”，显然，李世民在秦王时期就非常善于用人，能很巧妙稳妥地使用文武人才。

李世民登基之后，在用人才方面显得更老到更高明了。他正义凛然、敢说敢谏的魏征做谏臣；他用深通兵法的战神李靖平定萧铣、安抚岭南、平定辅公祏、灭东突厥以及远征吐谷浑等；他用猛将李勣去破东突厥、灭高句丽；他房玄龄出谋划策、典管书记、选拔人才、综理朝政，兼修国史等；他用戴胄处理朝中琐碎事务，等等，他善用人才，能用好人才，让人才充分发挥其优势。

李世民坚持唯才是举、人尽其才的人才政策对于李唐王朝的发展繁荣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贞观年间，是历史上人才的鼎盛时期，当时朝中人才济济，他们辅佐李世民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繁荣盛世，而其中，“凌烟阁二十四功臣”是唐初杰出人才的代表。李世民能用好如此多的杰出人才，难怪他能开创历史上少有的盛世。

第六，修缮邦交，开放包容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开放的朝代，唐朝在创立过程中，与西域边陲各国交流接触也比较多，同时，李唐王朝的统治者也比较有包容思想。在李世民执掌皇权的贞观年间，实行了非常开放包容的对外政策，而且，这一政策一直延续至开元年间。而这种开放包容的政策在文化交流方面表现得尤其显著。

首先，华夷和汉蕃通过交流互动，在习俗风尚上不断交融互相吸取对方的优秀因素。唐王朝当时呈现出文化艺术上多姿多彩的风格。节日的长安城常常艺术活动盛况空前，集会规模异常之大，多民族的艺术表演在长安舞台上盛放，灯火嘹亮，歌舞升平，百戏竞演，热烈非凡。比如，西域各国的音乐、印度的宗教艺术、胡人的服装、拜占庭的建筑等，都在长安城应用和或传播，长安城成了各国的艺术展览大平台。

其次，随着唐朝与各邦国友好交往的不断增强，各种各样的交流活动不断增加，外国留学生、商人、外交官、宗教人士、学者、药师、画家、乐师、杂技魔术师等，都进入了长安，与唐朝官员、民众广泛交流，平等交往，和谐共处，非常活跃，充满了和谐欢乐的气氛。

最后，在唐朝，宗教信仰自由，宗教的活动和交往非常活跃，大唐人可以选择自己所信奉的宗教流派，无论是儒教、道教、佛教还是伊斯兰教、基督教等，都可以选择，甚至可以同时信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宗教，宗教理论在长安的传播是很活跃，也是很自由的，长安城有各种各样的寺庙、道观、教堂等，宗教活动很繁荣。

总之，唐朝是中国古代最为开放和繁荣朝代之一。从贞观时期到安史之乱前，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繁盛的国度家，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令历史上很多大政治家叹，也使世界上研究中国著名学者羡慕。

日本著名作家池田大作和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是对中国古代历史和文明非常赞赏的外国学者，据说，有一次池田大作问汤因比：“阁下如此倾情古老的中国，假如让你选择在古代生活，你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哪一个时代？”汤因比回答说：“若是有机会选择，我会选择在唐代！”池田大作又说：“你首选的居住地，必定是长安！”

显而易见，无论是池田大作还是汤因比，对中国的唐代和唐长安都非常赞赏，长安让他们很向往，并吸引他们的极大兴趣。贞观时期、开元前期的繁荣盛世，长安城的富裕和繁华，确实是非常值得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