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发动湘西攻势，把围追堵截中央红军过乌江的十几万敌军吸引过来，确保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1934年1月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变本加厉的推行。在这种错误领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迫使红军放弃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成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的行军速度非常缓慢，致使敌人有充分的时间调集兵力，对红军实行围追堵截，红军在突围过程中损失惨重。为了摆脱尾追和堵击的敌军，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企图，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在会议召开前，当时中央交给红二、六军团一项特别任务，命令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发动湘西攻势，攻打常德、沅陵和桃源一带，尽可能多的把追堵中央红军的敌人吸引过去，确保遵义会议有足够的时间胜利召开。常德离长沙很近，常德一开打，蒋介石果然立即把围追中央红军的湘军十多万人调了过来。这样一来，使原先追堵中央红军的二、三十万敌军一下减了一半多。中央红军为什么能够在遵义停留12天？这是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大休整，有了这12天的安定，遵义会议才能不受干扰的如期顺利召开，这就是策应的作用，这就是红二、六军团对遵义会议所作的历史性贡献。1989年国家副主席王震和黄新廷将军到广东珠海休养期间，作者曾去看望和拜访过两位老人，当我问起"为什么说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红二、六军团功不可没"这个话题时，王震副主席说：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是全党全军共同努力的结果。因为，这次会议决定着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我们红二、六军团的主要任务是发动湘西战役，"把敌人多背点过来"，保证遵义会议安全顺利举行。黄新廷将军讲：当时，贺龙说了一句话，特别能反映他的性格。贺老总说："舍了老本，这仗我们也要打。我的追求就是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将来领导老百姓翻身过好日子的那个事业，所以就不计一切了"。这就是他的性格，那怕我们受挫折，这一仗也坚决要打好。这和南昌起义时候的举动是一模一样的。南昌起义时贺龙率领的20军一共有3个师近两万人，那个时候的南昌起义，用我们现在做经济的语言来分析，那是高风险的投入，那就是理想和奉献。1934年12月7日，红二、六军团按照中革军委的指示沿沅江东下，乘虚向常德、桃源地区进攻，此时湘军回师不及，蒋介石急调鄂军罗启疆独立三十四旅从湖北黄陂乘船赶到常德、桃源一带防守。红军得知罗部布防立足未稳，抢先将该敌的701团和712团歼灭，并击溃700团一个营，迅速占领了桃源县城。蒋介石得知此情况后，不得不从贵州调回堵截我中央红军的4个师的兵力，以对付行将成大势的红二、六军团。红军围住常德城历时两天两夜，一度兵临常德城西大门。鉴于各方敌军已被我调动北援，12月9日，中央军委作出了建立川黔边根据地军事行动的决定，指示红二、六军团重新向永顺西进，然后再向贵州边境行动，以便牵制在贵州铜仁之敌薛岳部，以及在印江、思南的黔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当时客观形势，红二、六军团于12月20日由常德、桃源主动撤离，接着兵分两路向永顺、大庸回师。至此，湘西攻势胜利结束。四、粉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政治图谋，全力促成红四方面军北上抗日。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后，到达四川懋功达维地区，与李先念率领在此迎接中央红军的红四方面军第30军会后。14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到达了维镇。接着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了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大会。两军会师后，由于在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致使两军不欢而散，逼得毛泽东不得不连夜带领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抵达毛儿盖，等待红四方面军的到来，以便协同执行《松潘战役计划》，消灭胡宗南部，控制松潘地区，打开北上甘南的道路。为了团结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一道北进，中共央在两河口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作出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还主动把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让给他当。可是，所以努力都没有把他拉回到正确轨道上来。张国焘是有野心的，要求由他担任军委主席，并给以"独断专行"的大权。同时，他惧怕同战斗力较强的胡宗南部队作战，所以借口给养困难，反对北上，主张南下，向四川、西康边退却。由于张国焘的一意独行，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北上后，张国焘大批调换甚至逮捕、杀害拥护中央北上路线的干部，后来在率领红四方面军南下途中损失惨重，由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时的八万多人，减到不足三万人。更为严重的是，张国焘于1935年10月5日，在理番县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足木脚)的白沙喇嘛寺庙里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宣布成立以他为首的"临时中央"，分裂党。红二、六军团的领导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政治图谋开始并不清楚，只是在长征途中很长一段时间与中央失去联系，后来王诤同志以"伍豪"(周恩来代号)的名义明码呼叫红二、六军团。贺龙、任弼时立即联名给周恩来回了电，要求说明湘鄂川黔省委委员姓名，以证明关系，辩别真假。可是，这封回电却落到了张国焘手中，随即以朱德和他的名义用密码发了回电。直到此时，红二、六军团领导才知道中革军委的译电码落在了张国焘手中，判断张国焘必有不可告人的目的。1936年7月1日，红二、六军团全部到达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合。两军会合后，听了朱德、刘伯承的介绍，以及向四方面军的同志了解，才知道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一些内幕。张国焘原本是不希望红二、六军团向他靠扰的，因此公开提出过反对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后来迫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一再要求他准备迎接红二、六军团来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合的指示，才不得不同意。但在张国焘的心里也有个如意算盘，那就是采用欺骗、引诱、拉拢、恐吓等手段，妄图让红二、六军团上他的这条船。可是，张国焘太小看了红二、六军团广大指战员坚决拥护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的决心；太小看了以任弼时、贺龙同志为主的红二、六军团领导班子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面前决不让步的正气；同时，也太小看了红二、六军团的领导最终能够争取、团结、促使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一道北出甘陕与中央红军会合的智慧。红四方面的师以上干都清楚：张国焘目中无人，不尊重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根本不把这些人放在眼里，但他却害怕贺龙，原因是早在南昌起义时，张国焘曾动摇军心，遭到贺龙的严厉斥责，打这以后张国焘竟不敢见贺龙。当红六军团先期到达甘孜附近的普玉隆时，贺龙就告诫过王震，要他小心张国焘的小动作。果然不出所料，张国焘派红四方面军干部曾传六到六军团驻地，除了灌输毛泽东的北上抗日是葬送中国革命外，还带来了分裂党和红军的《干部必读》小册子，要求王震把这个小册子发到六军团的每个连队，遭到王震拒绝。后来贺龙命令把这些小册子全部烧掉。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红二军团领导人到达甘孜的当天晚上，张国焘又派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来到二军团指挥部妄图进行游说，而且也带来了一些《干部必读》小册子，均遭到二军团领导人的当面批评。贺龙对他说："昌浩，你回去告诉张国焘，他的底细我最清楚，他要是再胆敢分裂党和红军，莫怪我贺龙动`军阀'"。陈昌浩走后，任弼时、贺龙、关向应、李达、甘泗淇五人一起开了会，统一了思想。决定：一、要以热情的态度对待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大搞联欢活动，让他们感受到红二、六军团的友好和热情；二、坚决反对和禁止一切反对党中央和不利于团结的言行论。并由政治部甘泗淇主任将此精神在部队干部中传达。第二天，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直奔张国焘住处。见到张国焘后，任弼时首先单刀直入亮明观点。他说："国焘同志，我要告诉你，你要明白，我们红二、六军团的全体指战员对党中央是坚决拥护的，如果谁想使坏心眼，胆敢强迫我们反党，可别怪我们翻脸。"接着，让张国焘带着他们三人去见朱德、刘伯承(这二人实际上被张国焘软禁)。为防不测，贺龙特意安排朱老总、伯承、张国焘、任弼时、关向应和自己同住一幢两层的藏民楼里，贺龙则与张国焘同位一个房间，整个住处的警卫是贺龙从红二、六军团警卫人员中精心挑选的，每名警卫人员配备两把驳壳枪，子弹充足。这样，实际上把张国焘监控起来了，他再有野心，也不敢动手。在此基础上，除贺龙继续留在张国焘身边做他的工作外，其余红二军同领导人分头找红四方面团以上干部谈话，讲紅军北上的重要性，团结教育他们认清形势，一道北上。任弼时、贺龙对付张国焘这个野家的确有一套，除了上述工作外，还向张国焘要人、要枪、要粮食。贺龙在与张国焘的谈话中以红二、六军团缺乏过草地的经验为由，要求张国焘把走过草地的原红一方面军九军团留下的红32军划归红二军团。尽管张没有明确表态给还是不给，但贺龙和任弼时立即联名给中革军委打了报告。1936年7月5日，中革军委下达了组织红二方面军及其领导人任职的命令：总指挥贺龙，副总指挥萧克，政治委员任弼时，副政治委员关向应，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下辖第2军(原红二军团)、第6军(原红六军团)、第32军(原红一方面军九军团红32军)。经过一系列斗智斗勇和深入细致的工作，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一致要求北上，张国焘也不得不放弃个人"另立中央"等一系列错误主张。从而避免了党和红军的分裂、以及中央红军独处陕甘孤军难鸣的历史悲剧的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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