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败退到台湾的老蒋仍不甘心失败，在大陆设置了大批的特务，暗中开展各种破坏活动。这些特务不仅对我群众的生产生活进行破坏，甚至还妄图刺杀毛主席等领导人，这其中破获“东北地下技术纵队”就是最为凶险的一次。
1949年11月中旬，新中国刚刚成立一个多月，我军截获了一份台湾“国防部”保密局发往北京某地的密电，内容是敌人准备在毛主席访苏回国时，在铁路上做手脚，刺杀毛主席。 事情紧急又事关重大，情报很快传递到了毛主席的案头。毛主席对于美蒋特务的卑鄙手段早已司空见惯，面对此事波澜不惊，大手一挥：“公安部，在我回来之前，镇压了这个反革命。” 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立即组织成立专案组，自己亲自督办。专案组成员则是调集各部门的精兵强将，骨干力量为公安部调查研究处处长李广祥、副处长苏玉涵，调查研究科科长曹纯之、副科长成润之，北京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等人。 但案件侦办伊始，就面临着极大的困难。专案组除了掌握敌特密码电报的破译文和署名“0409”的特务代码以外，其他资料几乎没有，要想突破此案，只能从“0409”这个代码入手。 按照当时特务的电码思维，“0409”这组数字最有可能代表的汉字是“郭、国、顾、巩”中的一个字。于是当时专案组双管齐下，一方面调用公安部的电讯测向车在敌特电台发报密集时间巡逻，搜寻敌特电台；另一方面则是查找北京市范围内“郭、国、顾、巩”姓氏的局面，排查敌特。
但两种工作方式全部是既耗时又耗力，都属于大海捞针，短时间内想找出敌特位置不太现实。但是时间紧迫，如此的突破口时间显然不够用，想要破案就得再从电文入手。 专案组经过对大量电文的分析比对，发现了电文中反复提到一个人“计小姐”，而且还提到了关于汇款的问题。专案组立即意识到，敌特很可能以季小姐为收款人，在接收台湾给他的汇款。 因此专案组将调查重点转向查找汇款接收单位和汇款接收账户，但经过一番查找后，北京的银行、钱庄、邮局等所有可以办理汇兑的单位，都没有查到可疑的汇款和户头，因此专案组将调查范围扩大到了天津。 公安部调查研究科科长曹纯之带领侦查员前往天津，很快在天津金城银行的账簿中查到一笔可疑汇款，这笔钱是从香港金城银行汇出，给北京新桥贸易总公司的货款，取款人为“北京新桥贸易总公司计爱琳”，这正与 “计小姐”的线索吻合。
之后又在天津的中国银行查到一张存款单，存款人依旧是这个“计爱琳”，除了这个专案组还有另一个重大发现。计爱琳在办理转存业务时，留下了一个详细地址：北京市和平门外梁家园东大院甲7号沈宅。 消息反馈给北京后，专案组立即查明了梁家园东大院甲7号的情况。户籍档案显示，该院中一共有三户人家，其中确有一户沈姓人家，户主登记的是沈德乾，其家中有3位计姓女子，分别是其妻子计致玫，妻妹计采楠，以及计致玫的侄女计雪玲。 因为在敌特电报中被称作是“计小姐”，从年龄比对看，最具嫌疑的就是29岁，尚未结婚的计采楠。侦查员又通过调查新桥贸易总公司得知，计采楠确实为该公司的一名员工，这下专案组基本确定了计采楠就是他们要寻找的“计小姐”。 为避免打草惊蛇，弄清楚这个敌特组织的具体人员数量，专案组对计采楠进行了电话监听和行踪监视。同时以走亲戚的名义，安排进大院一名侦查人员，日夜监视计采楠的一举一动。
另一方面，专案组对计采楠的户籍也展开了调查，很快有了重大发现。计采楠有一个弟弟，名为计兆祥，当侦查员看到这个名字时，心中就明白了大半。这个计兆祥，正是北平特警学校1948年最后一期的毕业生，其接受特训的内容就是潜伏、爆破、暗杀等。 专案组从在押特务叶清林等人口中得知，当时在北平部署的“留置任务”，计兆祥确实是其中一员。 与此同时，电台侦测车也取得了战果，在距王府井不远的南河沿磁器库南岔道一带，找到潜伏电台的大概位置。通过对南岔道一带的居民筛查后，确定7号张家大院的计旭有重大嫌疑。 为确保万无一失，曹纯之从在押敌特中找出两名认识计兆祥的人，利用计兆祥外出时机进行辨认，最终确定计旭就是计兆祥。经过所有的线索集中，专案组认为，这个计兆祥就是“0409”。 专案组发现，计兆祥频繁搬家，在一个地方住不会超过三个月，但其搬家轨迹却与我电讯监听车监测到的敌潜伏台发报讯号变动轨迹基本一致。查询计兆祥家的电表发现，计兆祥家用电量是正常人家的数倍。
这两点都证明了计兆祥具有重大嫌疑，为了进一步证明，李广祥派侦查员在大院的西屋安装了一个能监测电报讯号的装置，装置上有一个灯泡，会随着发报的信号闪烁，通过灯泡的闪烁情况，确认潜伏台发报时间与监听台收到的敌台发报时间完全相同。 这些线索都指明，计兆祥就是“0409”，此时专案交由李克农处理。这个时候的台湾保密局也察觉到了危险，开始在电文中指示计兆祥在近期不要让计采楠取款，款项将汇至计兆祥妻子吴岚的表兄天津忠祥棉布庄吴光宇的账户上。 通过在北京、天津两地的布控，李克农已经完全掌握了整个敌特潜伏台的关系脉络。在毛主席即将回国之际，由李克农亲自部署，展开了对敌特的收网行动。 1950年2月26日上午，北京、天津两地同时收网，将还在睡梦中的计兆祥抓捕归案。从其家中搜出美式电台一部、密码本4本、收发报底稿2本、《通报统计》和《人员通讯联络法》各1本，以及美式左轮手枪1支，在计采楠的住处搜出 “计爱琳”手章1枚。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计兆祥等人对间谍行为供认不讳。由此得知，这部电台从台长、报务、译电及情报都集中于计兆祥一人身上，其余人员不过都是外围辅助人员，这也是敌人为何称其为“万能台”的原因。
被捕后的计兆祥交代，从1949年2月至1950年2月26日，在一年时间中，其先后发报215次，传递情报达3万余字。曾引导蒋空军6架B-24轰炸机，轰炸我南苑机场，炸毁我飞机4架，更是参与策划了刺杀毛主席的行动。 计兆祥在将毛主席访苏路线汇报给毛人凤后，毛人凤便在老蒋的指示下召集潘其武、叶翔之、毛钟新等人开会，制定刺杀毛主席的计划，决定利用在东北的敌特组织“东北地下技术纵队”，刺杀回国的毛主席。 计兆祥还交代了刺杀计划分为两个，一个是在长春，破坏14号铁路，使列车出轨，然后截杀毛主席等主要领导人。另一个则是在哈尔滨车站埋设定时炸弹，直接将火车炸毁。 根据这一情报，我公安人员在敌特降落的地点守株待兔，台湾派过来的特务跳伞刚落地，就被我守候多时的公安战士俘获。之后再由我侦查员假扮台湾的“特派员”，打进东北敌特组织内部，顺藤摸瓜，最终将“东北地下技术纵队”一网打尽。 1950年6月2日，“万能潜伏台”主犯计兆祥判处死刑，并被执行枪决，其他一干从犯，均依据其犯罪情节轻重，受到了严惩。建国后蒋特第一次针对毛主席的刺杀行动，在我公安人员的不懈努力下，以我方的全胜告终。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