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对于汉高祖刘邦，受其“私德”有亏以及诛杀项羽、韩信等事件影响，他的风评可谓是饱受诟病，甚至被冠以“无赖”称之。但显然汉高祖刘邦若无真本领、大智慧，在秦朝末年的农民大起义中，他也不会脱颖而出成为最终的胜利者，更不会在短暂的时间内便稳固了汉朝初年的政局。
而在《史记》中，便记载了他在临终前吕雉与他的一段对话，尽显其智慧。对话中，吕雉对于大汉王朝的前途三问刘邦，彼时的刘邦虽弥留之际，但却仍心思谨慎，思虑周全。在他死后吕雉依其言而行，汉王朝也不断发展，而其确立的政治传统不仅保证了汉朝的四百年江山，更是影响千载。
“无赖”立国，智慧尽显，灭异姓王
公元前256年，刘邦生于魏国丰邑中阳里的一户农户家中。按说这普通家庭，当然会养成循规蹈矩的性格才是，可这刘邦却偏偏是生得一副“无赖”秉性。
《史记·高祖本纪》中便直言不讳地记载：“（刘邦）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而在《项羽本纪》、《张耳陈馀列传》中，则更是有：“（刘邦）推堕孝惠、鲁元车下”、“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之语。
可见刘邦的“无赖”不假，但我们却不得不说的恰就是这等脾性，才令刘邦有了定鼎天下的初始资本积累。在身为亭长押解囚徒时，面对囚徒逃跑，在严苛的《秦律》面前本应追逃的他倒是乐得大方，选择“皆解纵所送徒”；而面对项羽大军围困荥阳之时，他更是可以以纪信代之，选择牺牲纪信与二千女子性命逃跑；白登之围中，他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可以说在羁縻的秦末乱局中，豪放、洒脱、豁达得“无赖”秉性就已经保证了刘邦的下限。
在“下限”之外，务实、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亲民的举动也才是他最终能够战胜项羽的根本所在。在沛县起兵后，刘邦便任用萧何、曹参、樊哙等人；而在韩信弃项羽来投，萧何月下追韩信后更是能起而用之，面对张良的运筹帷幄，他皆是采而纳之。与之对比的则是，项羽的有韩信而不用，有范增之谋而不听，高下立判；而亲民上，项羽比之刘邦差的更是不以道理计，在攻破关中后项羽“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反之刘邦采用的却是“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的约法三章。
坦白讲，在历史人物的评价中，阅历亦或者说魄力亦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对于秦朝，刘邦自然有着与项羽一般无二的成见。但能否克制情绪转化胜势上，却在二者的处理方式上显得高下立判，而契机或者说机遇就是这样稍纵即逝，抓住的那位便能得人心得天下。
公元前202年，刘邦即皇帝位，建立汉朝。他的糟糠之妻吕雉被册立为皇后，而在之后册立群臣时，刘邦以“知猎狗乎”论敕封萧何为酂侯，居于第一，同时任命其为相国，身背七十创的曹参次之。
但是此前为了打败项羽，刘邦曾敕封了韩信、彭越、英布等八位异姓王，这样的举措无疑在当时是最佳之选。可是在汉王朝建立后，显然这些封地面积广大的王国却也成为了中央集权的桎梏，必须除之而后快。
此后的七年中，刘邦便开始了征讨这些异姓王。从燕王臧荼到韩信、彭越、英布几乎翦除殆尽，可以说刘邦的举措将帝王的驭人之术展现的淋漓尽致。要知道，这距离他起义反秦才不过十余年而已。其智谋之高，可见一斑。为此，就连毛主席都称赞刘邦“豁达大度，从谏如流”，胜利并非偶然。
临死遗言，奠定四百年大汉基业
然而即便是英雄，也总有落幕的一天。就在刘邦讨伐英布期间，为流矢所中，刘邦病情沉重。但此刻的刘邦，却并不向中国历史上众多的帝王一般沉迷于长生那样，对死亡充满畏惧。面对病情的恶化，这位六十余岁的帝王有的却是坦然的态度。
吕后为了他特意请来了良医，良医口中是“病可治”，可刘邦却说并非不自知，骂骂咧咧的说了医师一顿，赐医师五十金后，便令其离去。
“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
临死前，他还想着医者的安危。是的，就是这样一位皇帝临死前还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而知其不治，吕雉虽为女强人却也不免要问询一下汉朝的安排。
吕雉一问：陛下百岁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刘邦答曰：曹参可。 吕雉再问，刘邦又答：“王陵可。然陵少戆，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馀，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
而待吕雉三问，刘邦则回答：此後亦非而所知也。
在这三问中，吕雉问谁能在萧何死后代为相国，刘邦回答曹参、王陵、陈平，又有令周勃为太尉之语。太尉乃是汉朝的最高武职。可以说，聪明人刘邦为自己死后汉初的政局勾勒好了蓝图。
萧何是刘邦口中的“猎狗”，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馕，不绝粮道的存在，作为一位留守后方的谋臣，萧何自然知晓秦末汉初经过战争后应该如何休养生息。
于是，就有了经济上的“无为而治”、“轻徭薄赋”，就有了政治上的汉律施行。他一改秦末的苛政，对于初立的汉朝经济恢复发展，政治的清明，无疑大有裨益。
而在萧何弥留之际，当孝惠帝问谁能接任时，萧何则不计前嫌（史载，萧何、曹参有隙）的遵从了刘邦此前的遗言——“陛下若能让曹参为相，臣死不恨矣！”
对于曹参，坦白讲很多人是有极深的误解的，就因为“萧规曹随”所给我们带来的墨守成规的印象。但事实上，无论是萧规曹随还是此后的王陵、陈平接替曹参，可以说他们的权能更替都对汉朝基业大有裨益，都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实践有借鉴意义。
与我们印象中不同，曹参虽为文臣，但却是勇武过人，这也是为何曹参能够在汉高祖刘邦敕封功勋时排在第二的原因。而且在担任齐相时，曹参便已广为百姓称赞，而就汉朝初年的政治经济形式而言，萧规曹随无疑是最佳之选。
而在曹参之后，王陵、陈平继任为右丞相、左丞相。恰如汉高祖刘邦所说的一般无二，王陵略显急躁、鲁莽，但陈平却智慧有余，二人之间互有补益，为文景之治的到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不得不说的是也是这一阶段，身为外戚的诸吕势力渐成，而此时刘邦遗言中的另一人太尉周勃则成为了那个“安刘氏天下者”。在吕后死后，陈平联合周勃尽夺吕氏军权，诸吕之乱遂平。
小结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试问一个能写下此般豪曲，能开创王朝霸业的帝王，又岂会无大智慧！而汉高祖刘邦临终遗言中，对未来丞相之位的承袭安排，便可见一斑。而一如“萧规曹随”所确立的“变”与“不变”的传统，则绝不是简单的墨守成规，而是自知、积蓄，它亦对后世组织架构建设影响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