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卧恒论票三七 大同明堂有何“名堂”之一 建筑形制 姚苏康 文章来源：门票研究报2021年11月 曾为北魏都府平城的大同在鲜卑游牧民族的汉化史上扮演过重要的角色，拥有丰富的史迹，不断地为后人开启着探索之门。1995年在大同城南的基建项目建设中，发现了古代一座大型建筑基础的遗址，中央为方形夯土台基，外围是直径约300米的环形水渠故道及其石坝。通过科学考古甄定，证实了这里就是史书上记载的北魏平城明堂建造处。这座北魏时代恢弘的重要殿堂在2010年大同大规模古城修复工程中得以成功重建，它也是全国唯一在原址基础上重建的明堂礼制性质类建筑物。故物复原，明堂再现，其外观有三点最明显：上层是圆形攒尖顶殿阁（与北京天坛祈年殿相仿），下层是飞檐斗拱式的正方形大殿，庭院则是以主建筑为中心的圆形场地，边缘“镶”着环形水渠（谓之“辟雍”）。（图1）
大同平城明堂为什么是这种建筑模式，其中有什么“名堂”吗？其实，不惟平城明堂如此，史籍显示中国历史上多个朝代建有的明堂如汉长安城明堂、唐洛阳城紫微宫正殿、北宋汴梁明堂等，虽形制并不完全统一，但基本上是方与圆结构相融合再匹配以环状流水沟渠，遗憾的是因时代更替和建材寿命等多种原因导致而今均仅余不完整的地基了。古人为什么要建造明堂，而且虽然不尽相同却又彼此相仿呢？（图2，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
溯源追本往往可梳理出事物现象的头绪。上古时代，生产力低下，大自然对人类活动的制约无所不在，显现不可比拟的力量，而族群的生存本能又必须突破这些制约，在这一过程中，因认知限制，自然界被普遍神灵化，先民认为只有跟神灵沟通，才能“借力”维护氏族的壮大。视觉中集神明之大成者非头顶之天穹莫属，所以，与天“联通”是首要首选，而这样做必须通过特定的仪式与场所空间才可彰显诚意，才能发挥作用。这个初始仪式就是后人祭天典礼的源头，这个空间就是后来明堂的雏形。承担得起如此之大任的空间形状自要与天地形态相仿，那么，此“形”的具体结构又该怎样呢？这就涉及到潜意识中的上古宇宙观，其根本认知是天地混沌初开后形成了被海洋环围的陆地，人类就在这块“巨岛”上生存繁衍。天如圆庐，高远寥廓，笼盖四野；地似方石，苍茫广袤，稳固敦实。天为圆、地为方的概念由此而生，并衍生了包括阴阳五行理论在内的多重文化含义，这就为明堂的基本几何造型勾勒出原则指导思路。这种“宇宙模型”广泛地存在于人类的意识和文化中，是跨区域的，例如藏传佛教中的坛城（曼荼罗）也具有这样的形式。既然是祈求于上苍、实现人神“交流信息”之处，明堂本身必然为缩微寰宇的抽象化身。在这个大框架内，明堂孕育出各种“上通天象，下统万物”的意义，演变为天人合一的神圣之地，其名称夏商时期为“世室”“重屋”，周代为“明堂”，“承天行化”“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崇有德，重有道，显有能，褒有行者也”。明堂多建在城南，“布政之宫，在国之阳”。古代帝王于兹秉承天意、听察天下、教辅世间，而这里的祭天祀祖、宣明政教、发布政令、朝会诸侯等系列活动更一步强化了“君权神授”的意识。
大同北魏平城明堂创建在北魏迁都洛阳（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前夕，为什么即将卸任京邑职能的平城又建起了有“天子之庙”号称的鲜明汉制“明正教之堂”——明堂呢？这似乎有些费解，但从北魏帝王坚定的汉化意志角度思考，便可得到正解。北魏是北朝时期北方鲜卑游牧民族拓跋氏创立的第一个政权，他们进入农耕区一个世纪后，迁都南下挺进中原汉文化核心地带，在此节点时刻，于农牧交融区的帝都平城（大同）高调重申汉化礼制并付诸行动，正是围绕着战略布局下的一盘大棋。政治中心的转移不但不妨碍、而且要更进一步地在北南全境内强调君神合一、全面促进实施既定的汉化方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后来唐武周（武则天主政时代）明堂的修造走向登峰造极。（图3）
历史在延伸，礼仪制度在随之更变。唐代以后，明堂建造走向式微，明堂性质的建筑形式也不再拘泥古制，但核心理念一脉相承，迄今唯一尚存的古“明堂”北京天坛祈年殿即是例证。不仅如此，明堂常有的标配形式“辟雍”还被运用到特殊建筑设计中，北京孔庙内的清代最高学府国子监就采用了圆形水渠环绕方形主建筑的造型，国子监本身也直接称作“辟雍”，生生不息的文化一直在影响着建筑形制的变迁。（图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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