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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5月26日中午，大渡河安顺场渡口，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三位红军领导人正在红军先遣队临时指挥部里吃午饭。听着奔腾咆哮的大渡河水声，三位领导人一边喝着米酒，一边谈笑风生。 然而此时陪着三位领导人用餐的红军总参谋长兼先遣队司令刘伯承，此时此刻的心情就如同白浪滔天、急流滚滚的大渡河一样，久久不能平静。  因为上级交给他的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尚未完成，更重要的是，此刻的他还没有想出太好的办法去完成任务。 看到刘伯承心神不宁的样子，毛主席端起酒碗，对刘伯承说：“祝贺先遣司令和干部战士们！” 看到刘伯承一愣，毛主席接着又说：“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口服。你怎么一下子就说服小叶丹了呢？” 听到主席的问话，刘伯承谦虚地说：“主要是我们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 紧张气氛略有缓和了，毛主席又问：“你跟小叶丹结拜真的跪在地上起誓吗？” “那当然，彝族人最讲义气，他看我们诚心诚意，才会信任我们。”刘伯承一本正经地回答。 毛主席点点头，喝下一口米酒，又问：“那彝族人下跪是先跪左腿呢，还是先跪右腿呢？” 原本就心事重重的刘伯承没想到主席回问得这么细，一时语噻，又愣住了。 刘伯承以用兵机动灵活，善打恶仗、巧仗著称，在军中素有“军神”之称！湘江战役后，一度被贬为红五军团参谋长刘伯承升任先遣队司令，肩负起了为红军开道的重任。 在刘伯承的英明指挥下，先遣队开创了在乌江天险架桥的先例，为主力部队从国民党军重兵合围的缝隙中打开一条生路。四渡赤水战役后，红军进入云南，还是刘伯承和他的先遣队，一路斩关闯隘，奇迹般的用6条木船将数万将士从波涛汹涌的金沙江上摆渡了过去。  军神雄风，气壮山河！ 然而此时此刻，面对从峡谷峭壁间奔腾而下的大渡河，“军神”刘伯承却是万分焦急！ 1935年5月21日，先遣队接到中革军委的命令，抢占安顺场渡口并千方百计寻找船只、千方百计架桥。根据警卫员当时的回忆，从接到任务到抵达安顺场的一路上，刘伯承反复念叨一句话：“有船我就有办法。”无论是行军还是吃饭、睡觉，刘伯承的嘴里说得最多的都是这句。 到达安顺场后，刘伯承却失望了——两个“千方百计”，一个也没搞成。红一团3营最先到达，仅仅找到1只船。而架桥的工兵连根据在乌江架桥的经验，将用2号铁丝捆扎的竹排放入河中，很快被流速4—5米/秒的大渡河冲击得荡然无存。  刘伯承此刻急切的心情可想而知！3营占领安顺场后因为找船心切，忘了发信号，一向敦厚温良的刘伯承冲着营长孙继先大发雷霆！ 既然无法架桥，也找不到船，那就只能因陋就简，用现有的船载运一支部队过河，占领对面的渡口再说，或许在对岸能找到船。 25日，孙继先等18名勇士踏上木船，在由一门迫击炮和数挺机枪组成的火力掩护下，开始了强渡行动。战斗打响后，刘伯承和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亲自来到滩头指挥。望着渐渐驶入江心又很快被枪炮弹激起的冲天水柱所包围的那艘小船，刘伯承又一次激动了：那可是一艘寄托着数万红军希望的小船啊！  强渡行动进行得迅速而顺利，孙继先等18名勇士以零伤亡的奇迹跨过了天险大渡河，击溃对岸守军的1个连。 但是这一成功的行动并没有让刘伯承心头的压力有丝毫缓解，因为对岸只找到2只船！ 经过一天一夜的摆渡，只有红1团的千余人到达了对岸。 而根据敌情通报可知，10余万国民党军距离安顺场只有五六天的路程了！写有“石达开第二”的传单也被往来如梭的国民党军飞机撒得满天都是！ “军神”刘伯承遇到了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 就在刘伯承心急如焚的情况下，毛主席、周恩来、朱德三位领导人来到了安顺场。 面对毛主席轻松自如地询问，刘伯承的回答显得极为勉强。众所周知，在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毛主席遇到的险情不计其数。像眼下这种前有天险、后有追兵的情况自长征以来也不止一两次了。 然而无论多么险象环生，毛主席总能保持一种“泰山崩于前而不改色”的领袖风范，任何时候都有一种“拿的起放的下”的伟人自信，一股“人定胜天”的革命家气魄。而无数个化险为夷、绝境逢生的奇谋妙策也正是在无数次险象环生中挥洒出的风范、自信中诞生。  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进入四川，毛主席曾精读了清代文人薛福成写的《庸庵文续编》，这本书详细记载了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的情形。 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毛主席读完此书后，谈到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的原因时认为：石达开兵败大渡河是因为被他收买的那个彝族土司在关键时刻背叛和出卖了他，使得清军得以顺利通过彝族区到达大渡河边。 因此，当确定了红军主力经冕宁向安顺场挺进的决策后，毛主席就告诉先遣队司令刘伯承：
刘伯承率领先遣队忠实地执行了这一决策！ 部队进入彝族区后，走在最前面的工兵连首先遇到了武装的彝族人。给红军当向导的通司马上站出来，用彝族话向手持长矛、弓箭、土枪的彝民大喊：“彝汉是一家，红军与国民党军不同，只是路过，不是杀人放火。”由于彝民之前一直没有见过红军，对通司的话将信将疑，随着一声哨响，彝民们一拥而上。由于红军坚决执行了民族纪律，做到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武器连同衣服被冲上来的彝民抢了个一干二净，最后赤身裸体沿原路返回。 为了避免引起更大的冲突，刘伯承命令先遣队在进入彝族区15公里的谷麻子停了下来。 这场冲突很快在整个大凉山彝族区传开了。  红军战士宁愿被抢也不还手的举动让不少彝族人切切实实感受到了眼前这支队伍与国民党军的不同！ 就在刘伯承与聂荣臻、肖华商议如何通过彝族区时，突然有警卫员进来报告说有一个50多岁的彝民求见。 刘伯承等人赶忙出来迎接，经过一番交流，他们得知大凉山彝族区共有沽基、罗洪、洛伍三个家族，这位50多岁的彝民，正是沽基家族头领小叶丹的四叔。红军到达前后，沽基家族和罗洪家族正在械斗，拦截工兵连的正是罗洪家族的人。于是，小叶丹便派自己的四叔前来与红军接洽，企图联合红军共同对付罗洪。 得知了小叶丹的意图，刘伯承马上意识到这是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区的一个重要契机，思虑再三，他决定亲自去拜访小叶丹。 来到沽基家族的寨子，小叶丹亲自出来迎接。两人略作寒暄之后，转入正题。刘伯承侃侃而谈，从我军的民族政策一直谈到北上抗日的道理，然后询问了彝族人对红军过路的种种细节和各项要求。 一番推心置腹的话令小叶丹大为感动，当头人多年，没少受国民党地方官的歧视和压榨，如今遇上通情达理的红军首长，怎么能不让他感动呢？ 谈完正事，耿直仗义的小叶丹提出要和刘伯承义结金兰。本着从大局出发，刘伯承也爽快地答应了。  于是，二人在彝海边按照沽基家族的传统礼仪，杀了一只公鸡，将鸡血滴入两碗清水，然后跪地宣誓。手捧盛有鸡血的大碗，刘伯承慷慨激昂地说：“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伯承愿与小叶丹结为兄弟，若有二心，天诛地灭。” 两人将血水一饮而尽，刘伯承盛情邀请小叶丹和其他小头人到红军营地吃饭，小叶丹也慨然应诺。 结盟的仪式搞得简单而热烈，红军本着伟大的革命主义热忱，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处处尊重彝族人的风俗习惯，最终赢得了彝族同胞的全力支持。 酒足饭饱之后，红军将10支崭新的步枪送给沽基家族。刘伯承还把一面写着“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的红旗亲自交给了小叶丹。 彝海结盟的消息在整个彝族区迅速传播开来，那个和沽基家族械斗、拦截工兵连的罗洪家族也想试探一下红军。他们派出了一个14岁的姑娘，阴差阳错地来到红军休养连驻地，受到朱德的爱人康克清的热情接待。从此，罗洪家族再也没有袭扰红军。 后来，罗洪家族和洛伍家族也分别派人加入了小叶丹领导的夷民红军沽基支队，共同在大凉山彝族区开展革命斗争。 小叶丹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宁可倾家荡产、拼却性命不要，也对刘伯承这位结义兄弟念念不忘，至死也要保护好那面红军旗。  就在毛主席、周恩来、朱德他们到达安顺场的时候，红军主力还在源源不断的从彝族区畅行无阻的通过。 以至于周恩来也满怀感慨地对刘伯承说：“彝族区都被你赤化了。” 和彝族同胞的关系处理得如此到位，红军还有什么理由会像太平军一样坐困安顺场呢？ 于是，一个使红军绝处逢生的妙计就在四个人看似轻松愉快的谈话中酝酿出来了！  而令无数读史至此的朋友心中的疑虑也诞生了——如果敌人事先炸断泸定桥，红军将何去何从？ 根据4个人商议的结果，红军重新调整了部署： 1、刘伯承和聂荣臻指挥红一军团1师和干部团组成右纵队，继续在安顺场渡河，然后向泸定桥方向前进，限5月27日中午前全部渡完。 2、林彪指挥红一军团2师和红五军团组成左纵队，5月27日拂晓前出发，以两天半的行程沿大渡河南岸直取泸定桥。 3、军委纵队和红三军团、红九军团随左纵队前进，红一军团2师5团在大渡河下游的大树堡佯动，迷惑敌人、掩护主力转移，待5月28日再沿着主力部队的路线转移。 说到“飞夺泸定桥”的故事，往往都会想起红4团，“昼夜兼程二百四”的奇迹打破了红军以往的行军记录，更是创下了世界奇迹。实际上，从新的决策作出部署到1935年6月2日红军主力全部渡过大渡河，各支部队的行军速度哪个不是打破了先前的记录，创下了世界奇迹？尤其是左权、刘亚楼率领的红5团，他们所处的大树堡距离泸定桥长达650华里以上！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那就是红军此时不仅要在比过去更短的时间内走完更长的路，而且面临着敌情未知的因素。 “不打无把握之仗”历来是我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之一，而从大渡河左岸到泸定桥这数百公里之内的情况包括泸定桥守军的实力，是红军在行动前根本难以掌握的。 这也正是蒋介石自信可以在大渡河边毕其功于一役的根本原因所在。 一生崇拜曾国藩的蒋介石对70多年前那段历史也颇有研究，此刻坐镇重庆的他也在精读《庸庵文续编》。在他掌握的情报里，此时红军完全沿着石达开走过的路向大渡河前进，笃信“实力决定一切”的老蒋认为只要在大渡河四周重兵设防，当年石达开“大江横我前，临流曷能渡”的叹息就会很快降临到对手的头上！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老蒋不惜血本，他懂得当年石达开兵败大渡河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四川境内的清军在大渡河层层设防，让太平军面对滔滔大渡河束手无策。对此，老蒋也极力拉拢川军。他专门给大渡河守备司令、20军军长杨森发了一封电报，标题是《委任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指挥并以骆秉章诱杀石达开相勖勉》。 当然，工于心计、长于手腕的老蒋更懂得软硬兼施的道理。拉拢杨森的同时也警告24军军长刘文辉。老蒋在给刘文辉的电报中说：
同时还派出一支军统别动队进驻刘文辉军部所在地——汉源，专门监视刘的行动。 兴高采烈的杨森和胆战心惊的刘文辉都不约而同地向大渡河派出了自己的主力部队。 但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杨森、刘文辉，谁也不会想到红军的行动如此迅速，更没有想到红军会将当年协助清军围攻太平军的彝民搞成了血浓于水的同志加兄弟！ 如果没有红军经过彝族区，就没有“彝海结盟”。 有了刘伯承和小叶丹的“彝海结盟”，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区，才为红军飞夺泸定桥赢得了时间！ 只懂得排兵布阵的蒋介石会懂这些吗？ 直到红军开始向泸定桥方向奔跑的时候，蒋介石才从截获的电报中获悉，匆忙进行新的调整。但是，国民党军的主力部队距离泸定桥最近的也在距离安顺场数百里之外的富林，泸定桥的部队仅有川军两个营。 为钱打仗、派系林立的国军远不能和革命信仰坚定、组织纪律严格的红军相提并论！ 从红军进入彝族区到从泸定桥渡过大渡河这一过程不难发现，红军处处占着先招。读了《庸庵文续编》的毛主席将红军的希望寄托在彝族同胞身上，也就是“群众路线”。而老蒋却陷入了历史的思维定式中，将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历史的重演。 正如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大渡河这一段历史时所说的那样：
如果说泸定桥没有拿下，那么红军该何去何从呢？ 这个问题，毛主席在安顺场就已经给出了答案：
纵观整个红军长征的历史，期间一共出现过13次战略调整。每一次调整都是因为上一个战略方针无法进行，每一次调整都遇上了更为险恶的局面，每一次调整后面临的艰险又都被红军战胜了！ 早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后期，毛主席就预见到红军极有可能来一次前所未有的战略转移。于是，他提前在赣粤交界处探路，为红军转移创造了条件。遵义会议之后，红军按照原计划从川南宜宾、泸州间渡江北上，由于川军布防严密，红军只好调头，在川滇黔三省交界处创下了“四渡赤水”的辉煌战绩。鲜为人知的是，早在红军二渡赤水时，北渡金沙江的计划就已经在毛主席心中酝酿了。 眼下渡过大渡河是红军摆脱困境的重要步骤，而毛主席又认为“顺利渡过大渡河的关键是和彝族人关系的处理”。如果放到当时的大环境来看，红军进入了少数民族聚居区，摆脱困境从根子上来说就是与少数民族同胞关系的处理，也就是民族政策、群众工作做的如何。正如毛主席在评价长征时说：
这也就是毛主席第一个问题的高明之所在！ 既然红军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能在彝族区发挥作用，同样也能在任何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发挥作用。1935年8月，中央红军过草地时，一位60多岁的藏族通司担任向导！ 有人民群众的支持，红军将无坚不摧。 因此，如果两路红军无法在泸定桥会合，刘伯承、聂荣臻这两位四川籍元帅也必将会带着这支精兵强将继续北上，翻越大雪山进入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而红军主力部队从一路向北急行军的速度来说，如果无法从泸定桥过河，那就继续沿着大渡河向北，从丹巴方向过河亦或是向西转入川西的甘孜、炉霍、道孚等地，然后再向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甘孜、炉霍、道孚等地是藏族聚居区，1936年3月红四方面军南下失利后曾进入这一地区休整近4个月，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在这一时期里，朱德总司令和藏族的格达活佛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同刘伯承和小叶丹一样，共同成为两段佳话。而小叶丹和格达活佛一样，都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假如中央红军进入这一区域，绝不会停留4个月之久，因为他们的目标是要和川西北的红四方面军会师。 路过而不停留，这也是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区的重要因素之一！ 这也是毛主席第二个问题的高明之所在！ 红军迅速通过彝族区主要原因在于军情紧急，而红四方面军进入西藏停留4个月主要原因在于这里没有敌情，他们最主要的任务在于休整部队和等待红二、六军团，只要处理好与当地群众的关系即可。 同理，一路急行军上千里进入西藏的中央红军同样需要一个短暂的休整期，也就需要同藏民处理好关系。 既然是同少数民族同胞处关系，尊重对方的信仰和生活习俗自然是重中之重！ 这也是就是毛主席第三个问题的高明之所在！ 因此，无论敌人有没有炸毁泸定桥的13根铁索，骁勇善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红军队伍都不会成为“石达开第二”。历史的有趣之处在于可以从假设中汲取智慧，而历史的严肃之处又在于从来不在假设中行进。 红4团的22位英雄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夺下了完好无损的泸定桥，加速了中央红军的胜利步伐。然而红军队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各民族团结一家亲的革命宗旨继续在漫漫长征路上大放光彩，最终将无数次身陷险境的队伍彻底带向了胜利的坦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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