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刘全红 “糖包”是家乡土话，顾名思义就是装着糖的包。以前家乡过春节，都是用“糖包”作为拜年礼物。 在那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糖是高档营养品，也是紧俏物资。每到年关，政府按每人一至二两的标准给村民发放“糖票”，村民凭票从供销合作社把糖买回来，然后做成一个个专用于拜年的“糖包”。 “糖包”的做法简单。一般是将报纸或牛皮纸折上好几层，包上少许红糖，然后叠成三角锥样的形状，在顶上放一条红纸签当点缀，最后用线捆牢，就算完成了。 各家做的“糖包”，从外看大同小异，区别在于包在里面的糖的成色和分量。最好的糖是从合作社买回来的，成颗粒状，颜色发亮，甜味纯正。而土法熬制的甘蔗糖，成一块块疙瘩，颜色发暗，喝起来有糊味，不受待见。 一个“糖包”包多少糖，没有统一规定，有的多，有的少。 因此，拜年时一定要认准哪个“糖包”是哪家带来的，以便原样还回去。 正月初那几天是拜年的高峰期，亲戚多的人家，一天能收到很多“糖包”，这对家庭主妇是一个考验。男人拜年去了，主妇一人在家，既要招呼客人吃喝，又要记住哪是哪家的“糖包”。我的一位婶娘，没有哪一年把客人送的“糖包”记准了，一直被人取笑。而我母亲，则从未出过差错。 客人来的时候，母亲会留意他带来的“糖包”的形状、颜色。客人走后，她又会默默地核实一遍。 到了晚上，她还要将白天的事在脑子里过一遍，不只是对“糖包”，还有白天小孩收的钱等，都要逐一核对，直到准确无误，才开始准备第二天拜年要用到的东西。那几天，母亲每天都要忙到很晚。 每当看到母亲在油灯下，面对着“糖包”凝神静气、苦思冥想的样子，不免有些于心不忍。我说，都是糖，差不多就行了，何必分得那么仔细？ 母亲则很坚决地说，一定要分清楚。谁家拿多少来，我们就要还人家多少，不能让他吃亏。我们再穷，也不能占人家便宜，这是“礼性”。 如今回想起来，那个年代的人，尽管很穷，却很淳朴。他们都不想占别人的便宜，恪守着“一礼来，一礼去”的礼性，一旦“来而不往”或“来而少往”，会受人指责，导致亲戚关系出现裂痕。 那些年，跟我们家来往的亲戚很多，每家又是人多、事多。从老人过生日到小孩出生，从婚丧嫁娶到乔迁之喜……母亲都是用脑子记住，按照“礼性”规矩一一打理，真正做到了“礼性周到，让人无话可说”。 我始终不明白，那些没有规律的日期，那么多琐碎的事，那么繁杂的规矩和讲究，母亲大字不识一个，只凭脑子去记，却记得那么清晰、那么牢固，她是怎么做到的？ 我自愧不如。我的记性非常糟糕，即便是自己的生日，也经常忘记了。对自己的事尚且如此，对别人的事便可见一斑了。 母亲常骂我，说我不长记性的原因是不用心，不用心待人。要是用了心，哪有记不住的道理？ 想想也是。人的记性，没有好与不好之分，全在于是否用心。用心了，再远的人，思念和祝福都会送达，再小的事也记得住，就像我母亲那样。没有用心，再近的人，都会视而不见，再大的事也是过眼云烟，就像我记不住我生日那样。 一天很长，一生很短。回想起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感受着他们在岁月里的变化，很多该珍惜的，因为大意没有珍惜，因为不懂而伤害。如今，只有深感忏悔与自责了。 从现在起，要做一个有记性的人，将眼前飘过的人和事，都记在心里。 （原载于2022年2月11日《鄂东晚报》)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