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安中心县委考虑到,柯成贵出身学生,不是惯匪;他的队伍主要成分是贫苦农民和渔民;他们主要是劫富济贫,与国民党军队势不两立;认为这样的队伍还是可以改造的。他们愿意接受收编的主要目的是国民党军队进攻时,他们可退到我们的陆地苏区,依靠我们求得生存。而我们与柯成贵的队伍搞统一战线,也不是没有好处。我们可以利用该岛作为对国民党斗争的海上前哨,利用该岛四通八达的有利条件,作为加强渔民工作的海上基地,还可作为购买医疗用品、枪支弹药等战略物资和生活用品的中转站。 为此,中心县委决定,由陈亮陪同我,以中共福安中心县委的名义到西洋岛,与柯成贵谈判并收编。 陈亮是个小个子,但他意志坚定且很有胆量,西洋岛这个地方,一般的人不敢去,但他却可以在此安营扎寨。他虽不信佛,但生来吃素不吃荤。在 途中我曾用猪油凉拌紫菜让他试过,他一入口便敏感地吐掉了。这是一个不错的同志,不知什么原因,后来被错杀了。 那是1934年年初的一天,我们乘坐一只渔船前往西洋岛。 小船在大海上航行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下午时分,远处一个孤岛隐隐约约在海面上出现,陈亮指着前方对我说:“那就是西洋岛。” 船终于靠上了海滩,岸上已经有几十个人守候在那里,为首的是一位三十来岁英俊威武的男子。陈亮告诉我,他就是闽东沿海赫赫有名的“江洋大盗”柯成贵司令。只见他首先大步迎上来,执情地与我和陈亮握手。我没想到他的举止如此得体,言谈也不俗。此时军号哒哒,鞭炮齐鸣,约有30名壮汉举枪列队,夹道迎接我们进入驻地。 晚上,柯成贵设四桌酒宴,隆重款待我们。酒宴结束后,请我们去祠堂看大戏。有意思的是,戏台上居然打出了“曾县委加冠”字样的牌子(其实那时我还不满23岁),接着又打出了“陈县委加冠”字样的牌子。按旧风俗,打谁的加冠,谁就得给赏钱。我们事先没准备,弄得措手不及,只好临时找了张红纸,各给了两块现大洋的红包。 第二天,我们与柯成贵及他的参谋长、副司令举行了会谈,柯成贵自称司令。柯成贵说:“我们干这一行是迫不得已,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国民党政府军队千方百计要消灭我们,因此我们与他们水火不容。这一点请曾县委相信!” 他们的宗旨是劫富济贫,不是一切过往船只都打劫,而是专挑那些渔霸、大商人和国民党的运输船下手。得到的东西,大部分作军饷,一部分救 济本镇和附近渔村的穷人,有时还送一些给船上的苦役船工。这支队伍的经济来源,除主要靠打劫海上船只财物外,还抽取镇上大烟馆、酒馆、赌馆收入和商业税收。 柯成贵相当真诚地说:“我们知道共产党为中国的工农谋幸福、求解放,没收地主豪绅土地,要打倒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还要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我十分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决心跟你们共产党走,这也是我们的唯一出路。” 我对他的表态和行动表示赞赏,并提出几点希望:一是希望他们把西洋岛的革命斗争发动起来,教育官兵不要侵犯贫苦渔民利益,支持他们开展反霸斗争。二是希望整顿队伍,进行革命军队的纪律教育、游击战术学习和文化学习,使之成为一支真正的革命队伍;必要时,我们可派同志来西洋岛, 帮助他们开展工作。三是希望队伍在购买医药物品、枪支弹药方面为苏维埃政府提供支持和帮助;如果遇到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队伍可深入我苏维埃区域;如果他们给养上有困难,苏维埃政权将鼎力相助。至于部队番号和职务,待福安中心县委研究后再授予和任命。 以上我所说的这些,柯成贵满口同意。下午他们还热情地带我出去视察了西洋岛街道和附近渔村。西洋岛有一条石板小街,几十家商店,周围都是渔村。附近还有两三个小岛,也都是渔村,几个大小岛屿合起来不足30华里,人口1000多人。 我回来后不久,福安中心县委便决定将柯成贵部改编为“闽东工农红军海上游击独立营”,柯成贵任营长。 后来我听说,柯成贵没有食言,带领这支队伍在截击敌人海上交通、筹集财政款项、购买武器和药物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35年春,国民党重兵“围剿”闽东连罗苏区时,一批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党的干部撤退到西洋岛。为了保护大批党的骨干,柯成贵率队与进犯的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战斗, 最后英勇牺牲,结束了他从海匪到红军指挥员短暂而壮烈的一生。 主持闽东土改,拟定《分田纲要》 敌人偷袭赛岐,我们慌忙撤出,把柯成贵送的半袋紫菜和新买回米的印机都丢了。我和福安中心县委的几个领导同志都回到了柏柱洋,在甲召开了中心县委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土改、建政、扩大武装等工作。“闽变”发生后,十九路军释放政治犯,马立峰、范式人等被释放回闽东。马立峰加人了中心县委,因此,中心县委根据斗争需要做了新的分工。马立峰分工抓政权工作,主要筹备成立闽东苏维埃政府等事宜;叶飞任红军独立团政委,主要负责部队政治工作和地方武装斗争等;任铁锋任红军独立团团长; 詹如柏仍代理中心县委书记,主要抓地方组织建设和群众运动。我的主要任务是抓分田运动和建立以福安北区为中心的福安、寿宁、霞浦、福鼎四县接连在一起的山区后方根据地。 会后,我开始了在上南区柏柱洋一带开展分田的试点工作。要搞土改, 首先是要拟定政策和实施方案。1928年湘南暴动时我参加过分田,1929年和1930年我在闽西搞过土改,而中心县委其他领导同志都没有这方面的经历, 因此只好由我来草拟《分田纲要》。好在那时年轻、记忆力好,闽西土改的 土地法大纲,基本上能回忆得起来。 其次是培训土改干部。我们在柏柱洋地区,从福寿、福霞交界地区已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农村中抽调了一批骨干,集中培训,学习《分田纲要》的基本内容,学习怎样划分阶级,从自己村里选择真人真事进行划分、讨论和确定。然后是学习怎样丈量土地和分配土地,怎样处理债务和田契,等等。 培训的时间不长,一般只需要个把星期。培训结束后,我们便在柏柱洋地区开展了分田试验。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分田试验取得成功。 为了推广柏柱洋分田经验,中心县委在柏柱洋召开了庆祝分田胜利大会,各县苏维埃政府均派代表参加,同时学习和取经。 当夜,柏柱洋地区举行了盛况空前的持灯游行,数千名翻身解放并获得土地的农民手持火把、灯笼、红旗,敲锣打鼓,走村串寨,犹如一条长长的火龙在夜幕中游动…… 从三四月开始,一场规模巨大的土改分田运动,以柏柱洋为中心梅花形波浪式地向外推进,迅速在闽东苏区全面铺开。 闽东苏区的土改分田运动,吸收并借鉴了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的经验教训、避免了一些错误,少走了不少弯路。如闽西开始是抽多补少,结果肥瘦不均;闽东苏区则是抽多补少和抽肥补瘦同时进行,尽可能少做变动,照顾农民的耕作习惯。 闽东苏区的土改分田不靠工作队由上而下进行,而是由各村的苏维埃组织贫雇农群众进行,因此土改进度较快,划阶级、分田地都比较准确,假土改、“夹生饭”很少出现,贫苦农民很快都得到了土改分田的胜利果实。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根据闽东是畲族聚居区、畲民长期遭受民族歧视和阶级压迫的实际,在制定《分田纲要》时,强调畲汉民族同等对待,按人口分配土地。吃苦耐劳的畲族妇女与男劳力同等对待,也分得了应有的份额。此举深受广大畲族同胞的拥护,激发了他们参加革命、支持革命的巨大热情。 我虽说着重主持土改分田工作,但却没有费多大的精力。由于各级苏区政府重视这项工作,广大农民对土改分田热情很高,再加上有《分田纲要》和柏柱洋分田试点经验,因此这项工作很快就全面铺开。闽东各县凡是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村庄,都开展了土改分田工作。 就像当年的闽西苏区,此时的闽东苏区同样呈现出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喜人景象。 冒险寄钱挽救陶铸生命 1934年3月下旬,我意外地收到陶铸从南京监狱寄出、通过福州何老太太转来的信(何家是我与外界联系的通讯处)。 陶铸在信中写道;我已被判刑,刑期你可以想象得到,没有出去的可能了。请求善待母亲,替我尽份孝道。陶铸又说,他在狱中病重,若回信请寄南京军人监狱1271号。 陶铸被捕拘留期间,曾托被释放的难友,悄悄地给我带出一张巴掌大破纸片,上面写道:“病重住院,恐无生还希望”。 此后,便再也没有他丝毫音讯。尽管我也不相信陶铸被捕叛变的传说, 但事实上我已受到牵连,这使我时时感到压抑苦闷。 每当夜深人静之时,遥望星空,常常勾起我对陶铸的无限思念。我不相信那些谣言,盼望着有关陶铸的确切消息。没想到一年后,我总算收到了他的来信。 很显然,陶铸被判了无期徒刑,但值得庆幸的是,他毕竟活了下来。我将信交给叶飞看,我们一致认为,既然判处无期,就说明陶铸没有叛变。我问叶飞,陶铸病重,可否寄一点钱给他,他表示同意。我记得,在闽东工作两年来,除了这次经叶飞批准,从没收的财物中领出20元钱寄给陶铸外,我自己没有私自动用过一个铜板。 这时,我正好要去一趟寿宁,还要到福安县城与地下党接头。我给陶铸写了一封信,顺道进县城给陶铸汇款寄信。 这要冒极大的风险,因为我当时已是国民党当局通缉的共产党要犯,悬赏的赏金是3000块大洋。但是不这样做,我感情上又不能平静。想到以往与陶铸的恩爱,想到陶铸此时正在铁窗下煎熬,我就下决心去冒这个险了! 我由交通员带着混进了县城,接头的地点是“蔡元记”百货店,老板郭文焕就是我要接头的人,他是县城地下党的负责同志。我站在柜台外面装作选购书籍,一边翻书,一边与郭文焕谈话。不到半个小时,我就离开了书店。 我请交通员告诉我邮局地址,叫他先到城门外等候,自己一个人走进邮局。我不动声色地填了汇款单,交上20元钱。邮局的职员接过我填写的汇款单后,惊奇地看着我。 我从容不迫地转身走出邮局,拐了几个弯与等候在城门外的交通员会合后,疾步向社口方向奔去,第二天就抵达寿宁。 后来,听城里的地下党说,那天我刚走不久,城里突然戒严,城门四闭。警察特务四处盘查,说一个女共产党进城了。 数年后,陶铸获释出狱后告诉我,从福安寄出的钱和信居然都收到了。那时,他正患肺病,咯血不止,我寄去的钱真是雪中送炭。他用这笔钱买了几瓶鱼肝油,吃后病情得到好转。他还买了一些书籍,把监牢当学堂,勤读了几年书,直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党中央将他营救出狱。所以,那次冒险还是值得的! 到了寿宁,整个形势与第一次去时大不一样,尤其是寿宁东区与福安北区已连成一片, 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后来很快改为苏维埃政府。斗争已经公开化,儿童团站岗放哨查路 条,游击队、“红带会”四处开展活动。此时范铁民的腰伤一直未好,游击队的工作就由赖金彪负责。 赖金彪是个外来干部,广东人,毕业于中央红军“彭杨军校”第2期,后被送往苏联学 习。1933年5月,福州中心市委派他到闽东, 詹如柏转派他到寿宁帮助范铁民工作。他先后担任闽东红十六连连长、独立团团长、独立师副师长。听说在1935年春的突 围战斗中,为掩护部队转移,他殿后阻击敌人,最后英勇牺牲。 我在寿宁东区各地跑了一趟,向范铁民了解了寿宁的斗争情况。特别是我在各地听到不少贫雇农骨干称赞范浚,要求调他回寿宁工作。就连范铁民也说,他与范浚没什么大的矛盾。当时寿宁所有的同志都不知道范浚已被杀害,还以为是去了中央苏区。 回到福安后,我将去寿宁了解到有关范浚的情况告诉了叶飞。我们都认为,“北詹”之所以杀掉范浚,是因为他认为范浚与范铁民水火不相容,而 这完全是他的猜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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