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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流大树
2007年2月，刚来巴西一个多月的我，第一次离开巴西利亚，前往圣保罗出差。当地华人朋友来机场接我，并把我安顿在自由区的银座酒店（Ginza）。自由区东方风格的建筑，东方式的喧闹，尤其是古中国风情的红灯笼，成为我对圣保罗的最初印象。 酒店虽然叫做“银座”，但据说老板是华人，所以许多中国人会把朋友安排在他这里。他这里有少量中餐供应，在海外能吃到中餐，也是很能安慰游子的“中国胃”了。银座酒店前的街叫做加尔万·布埃诺街（Galvão Bueno），不过它纪念的不是巴西环球台那位著名的体育解说员，而是一位巴西帝国时期的同名律师。同一条街上，相距不远，还有一家叫做“日系”（Nikkey）的酒店，后来我也曾住过。酒店边上有家韩国烤肉餐厅，一度是我出差圣保罗时必去尝鲜所在。 自由区所在的这片地方，在19世纪时被叫做“火药区”（Bairro da Pólvora），因为此处曾有一家建于1754年的火药厂。在很多年里，这里是圣保罗的刑场，抓到的逃奴会在“绞刑架广场”（Largo da Forca）上被严惩，甚至被施以绞刑，以儆效尤。这个残忍罪恶的做法一直到了1870年巴西禁止施行绞刑后才被终止。因为刑场的缘故，所以自由区出现了圣保罗首个公墓，埋葬这些被处决的黑奴，直到1858年在附近的区建成另一处公墓，这第一个公墓才被废弃，但是自由区的一些区域在打地基的时候，偶尔还会发现当年冤死之人的骸骨。
终点站位于巴西圣保罗自由区的公交车线路， 至今沿用Largo da Pólvora (“火药区”)这一名字. 至于改叫自由区的原因，存在两种说法：一说是在1821年的时候，有两名士兵因为争取涨薪不果而被处决，其中一人在被行刑的时候高呼“自由，自由”而死。另有一个说法，说是为了纪念巴西最终废除了奴隶制。两个士兵死后，为了纪念他们，建了被绞死者圣十字架教堂（Igreja de Santa Cruz dos Enforcados），现在还矗立在自由区广场边上。自由区是从当年的市中心前往南部郊区的重要通道，交通便利，许多黑人在此居住，地价便宜，租金也便宜。再往后，葡萄牙人和意大利人来得多了，也有人图便宜居住在这里。 当年自由区有一个大地主，叫做萨泽达斯伯爵（Conde de Sarzedas）。他的孙女安娜·罗莱纳在祖上留下来的塔巴廷盖拉（Tabatinguera）农场里开出了一条街，叫做萨泽达斯伯爵街，成为自由区最早的商业街之一。萨泽达斯伯爵街还与一段爱情佳话有关。安娜女士的一个侄子、圣保罗议员路易斯·罗莱纳在60岁高龄时，爱上了一名刚满18岁的法国移民玛丽。1890年代初，他在街上修建了萨泽达斯伯爵宫，作为礼物送给他的心上人，终于抱得美人归，两人幸福地生活在这个被称作是“爱情小城堡”的豪宅里。如今，萨泽达斯伯爵宫成为圣保罗法院的文化中心兼博物馆。在这条街上以前还有一处泉水，也是安娜女士的地产，叫做圣露西亚泉，圣露西亚据说慈悲为怀，拯救世人，所以许多患有眼疾的人打了这个泉眼的水回去洗。至于效果如何，野史里没有记载。
萨泽达斯伯爵宫,如今为圣保罗法院文化中心兼博物馆 1908年6月18日，日本轮船“笠户丸”（Kasato-Maru）抵达圣保罗以南的桑托斯港，船上的第一批781乘客，利用巴西和日本之间签订的双边移民协议，前来巴西发展。几年之后，他们结束了与种植园主的劳工协议，获得自由身，许多人前来圣保罗发展，开始在费用便宜的自由区安家落户。 早期的日本移民普遍以农业为生，他们带来了亚洲人常吃的蔬菜瓜果种子。在巴西这块号称“往地里插根筷子都能长”的肥沃国土，他们革新了农业技术，种植了各种蔬菜、大米和绿色植物。我们刚到巴西的时候，惊讶于巴西蔬菜种类的齐全。以前在瑞士工作时，超市里的蔬菜没几种，价钱跟牛肉差不多，你要是买上一堆蔬菜，一定会被旁人当成是百万富翁。而在巴西，吃蔬菜再不是一件奢侈的事，我们每周六去巴西利亚郊区的农贸市场，从日裔农民的摊位上直接买到新鲜采摘的各种亚洲人喜闻乐观的蔬菜，而且价钱极便宜。 日本社区很快在圣保罗肥沃的土壤上繁荣起来，他们从黑人和欧洲移民手里购买房产，慢慢地将这块地方改造成带有东方元素的街区，甚至有人把萨泽达斯伯爵街叫做“日本人街”。光阴荏苒，日月如梭，如今在东方区很少能看得到黑人，除了日本人后裔，居住在这个街区的还有许多中国人和韩国人的后裔，所以自由区也被许多人叫做“东方区”。他们在这里开豆腐坊，开餐馆，开各种商店……不过，号称自由区最古老日餐馆的“日出”（Hinodê）只是从1965年才开始营业，那么以前的那些餐馆哪里去了？这是我的一个疑问。 美国人托马斯·索维尔在其所著《移民与文化》中指出，1910年之前，每年进入巴西的日本移民都不到1000人。而在1913年有近7000日本移民来到巴西。到1930年，每年迁往巴西的日本移民近1.4万人，而当时已经有超过11.6万日本移民居住在巴西。尽管前来巴西的日本移民普遍务农为生，但是许多人都受过教育。从20世纪初期到1941年这段时间，前来巴西的日本移民识字率比意大利移民要高，前者约74%，后者约60%。日本移民识字率也远远高于葡萄牙移民的43%、土耳其移民的38%和西班牙移民的28%。比日本移民识字率更高的移民群体只有波兰移民和德国移民，前者的识字率是77%，后者是87%。 日本移民的社区不仅有自己的领导者、医生和社会组织机构，还建起自己的稻谷磨坊、木材加工厂、制糖工厂，以及发电设施。他们还修路架桥，建起水利设施和广播站。日本人在巴西开拓了丝绸加工业，自此巴西再也不用进口丝绸。生活在圣保罗州的日本移民只占总人口的2%到3%，拥有不到2%的土地，但是1930年代初期，他们却贡献了巴西近30%的农业产出，包括46%的棉花、57%的丝绸和75%的茶叶。到了1943年，日本移民在圣保罗州拥有超过100万英亩的土地，相当比例的香蕉种植园和渔业生意也掌握在日本移民手中。 1932年时，东方区大约只有2000名日本移民，但是伴随着整个巴西日裔人口的增加，自由区的日本文化氛围越来越浓厚。在自由区，1946年诞生了一份面向日本人的报纸。1947年出现了一家面向日本人的书店，通过美国从日本进口原文书籍；这一年还成立了一个由日本人指导的交响乐队。1953年建成了一个能够容纳1500位观众的电影院，经常上演日本电影。 二战期间，与生活在其他西方国家的日裔不同，生活在巴西的日裔群体有着更多支持日本的情绪和行动，甚至有超过2000人听信谣言，长途跋涉到桑托斯港去迎接一支并不会出现的日本海军，以为日本军舰会护送他们回到“胜利的”祖国。因为通讯不畅，一些日裔社群处于完全孤立的状态，一些支持日本军国主义的狂热分子在日本1945年正式投降之后仍旧坚持认为自己的国家赢得了战争。有16位日裔巴西侨领因为断言日本已经战败而被暗杀，最后一起谋杀事件发生的时间，是1947年，也就是二战结束两年之后。 今天的巴西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日本海外后裔聚居区，约有150万人口，以其勤劳、善良的品性，在巴西赢得良好口碑，许多日裔进入政界、商界、艺术领域发展。2007年我刚到巴西的时候，时任空军部长就是一位日裔。将巴西的波萨诺瓦艺术形式介绍到中国的小野丽莎，也是一位在圣保罗出生的日裔。每年狂欢节期间，因为“巴西大兄弟”（Big Brother Brasil）节目而走红的混血日裔萨布丽娜·佐藤（Sabrina Sato）十分出风头，需要在里约和圣保罗两地的桑巴舞校表演时来回赶场。
图为萨布丽娜·佐藤在桑巴大道上尽情表演 （图片出自巴西网络） 和其他东亚国家一样，日本也很重视教育，移民巴西的日裔继承了这个传统。以人口比例而言，日裔在巴西这个移民国家并不算多。即便在圣保罗这个日裔集中居住的城市，到1970年代日本移民仍然不到当地总人口的3%，但是在大学入学新生中，日裔比例占到10%。从巴西全境来看，日裔群体在所有民族群体中是大学毕业生比例最高的。日裔受教育水平能达到如此高度与他们的投入分不开。由于大多数日裔都居住在乡村地区，所以他们通常在高中阶段就需要送自己的孩子去上寄宿学校。1988年，圣保罗大学有16%的学生是日裔。他们常常被其他学生认为是“不公平竞争”而遭到愤恨对待，因为日裔实在“太用功了”。学校的一名物理学教授曾说：“在我的班级里，他们总是最优秀的，是最拔尖的前20名学生。” 日本移民带来了自己的文化元素，从路灯到建筑逐渐被改造成日本的样式，还建起了若干个佛教寺庙和一个日本花园。自由区的商业氛围越来越浓，来自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的商品琳琳满目，每周六举行的集市热闹非凡，顾客摩肩接踵。这些年，随着中国移民的增加，自由区出现了许多新的中国超市、中餐馆，甚至还有中国式的足疗服务。每年春节，华侨华人会在自由区广场上搭建舞台，举行庆祝中国新年的表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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