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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同盟国系列将领列传之十六） 约翰尼斯·弗里德利希·利奥波德·冯·泽克特（1866年4月22日-1936年12月29日），德国陆军一级上将，他经历的主要战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戈尔利采－塔尔诺夫之战（1915）、塞尔维亚之战（1915）。 泽克特在一战中并没有发挥重要的作用，只不过是一名出色的参谋人员。他战后担任德军总司令，在德军重建工作中作出了卓越贡献。他所组建的几乎“战无不胜”的“十万陆军”，奠定了德国陆军重新崛起的基础。他是二战德国辉煌战绩最大的幕后功臣，被尊为“二战德军之父”。  泽克特 将门之子，参谋出身 泽克特于1866年4月22日生于石勒苏益格。他父亲是普鲁士将军，战功赫赫。他于1885年作为军官候补生加入皇家亚历山大近卫掷弹兵团。1893年与多萝西·法比安结婚，夫妻感情很好。 他很早就在参谋工作方面才华出众，于1897年进入柏林的军事学院学习，之后交替服役于一线和参谋单位。1899年他调入总参谋部担任助理，这时他军衔是陆军中尉。1913年被任命为驻柏林的第三军的参谋长时，已经晋升为中校，任此职直到一战爆发。第三军隶属于亚历山大·冯·克鲁克的第一集团军，在德军著名的“施利芬计划”中担任右翼攻势的先锋。在马恩河战役后，第一集团军被迫全面后撤。泽克特在这次战斗中充分表现出了他的参谋才能和领导能力。  俄军向前线进发 转任东线，策划精妙 1915年1月27日，泽克特转任在东加里西亚新组建的奥古斯特·冯·马肯森的第十一集团军的参谋长，并晋升为上校。在1915年5月2日开始的戈尔利采-塔尔诺夫战役的突破中，第十一集团军一共向前推进了300公里，到9月底彻底占领了波兰突出部，解除俄军对加里西亚的威胁。这场胜利中马肯森的指挥固然精彩，泽克特的精妙策划同样不可或缺。他因此晋升为少将，并获得了蓝马克斯勋章。1915年10月-11月，他策划完成了对塞尔维亚的占领。这一战绩让冯·泽克特得以为他的蓝马克斯勋章添上了橡树叶。  临危受命，参与和谈 1916年6月，俄军布鲁西诺夫骑兵上将在俄奥边境发动强大攻势，重创奥匈帝国军队，导致奥军大溃败。泽克特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奥匈联军的参谋长，其任务是帮助奥军休整并提升其战斗力。这个工作由于德国与奥匈帝国之间因为战事不利而日益增长的敌意而困难重重。泽克特发挥其卓越的协调能力，比较成功的完成了这个任务，受到兴登堡的高度评价。 兴登堡期望泽克特再次创造同样的奇迹，于1917年10月派他前往土耳其担任土德联军总参谋长。但是奇迹没有再次发生。巴勒斯坦战场上，英国陆军元帅艾伦比于1918年9月19日发动的进攻击溃了桑德斯的土德联军。10月30日，土耳其签署了停战协定，规定所有的德国人在30天内离开土耳其。  兴登堡元帅 励精图治，重建陆军 泽克特于11月13日回到德国，兴登堡让他负责组织在乌克兰和整个东部前线德军部队的撤离，他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圆满的完成了任务。鉴于他出色的协调才能，兴登堡让他进入参加巴黎和会的德国代表团担任军事代表。和谈结束后泽克特被晋升为中将，于1919年7月7日-15日期间接替兴登堡，担任德军总参谋部解散前的最后一任总参谋长。10月11日出任有实权的陆军总参谋长，并开始着手建设一支十万人的精锐部队——这是凡尔赛条约规定的最大规模。1920年3月，他成为德国国防军总司令。这时他64岁。 泽克特具有强烈的个性，人们评价他是“冷淡”、“易怒”、“冷冰冰”。曼斯坦因如此描述泽克特，“每个人都已感觉到他的内在激情和使他成为军队领导者的钢铁般的意志。”他不是一名理论家，更多考虑的是作战层面。他认为所谓的理论家毫无意义：“有三件事情是由人类的大脑徒劳无益地与之较劲的：愚蠢、官僚和口号”。 泽克特认为人才是军队重建的核心问题。他几乎把所有的重任都委托给能干的参谋负责以锻炼他们，并亲自负责监督训练。他以名义上的“和平时期军队组织委员会”复活了原来的总参谋部，对军官团的训练尤其不遗余力。最后，德国总参谋部形成了一个小规模但具有强烈事业心的干部队伍，他们能够指导其他的核心参谋和战斗队。参谋队伍的价值在1933-1940年得到了体现，这一时期德军增加了50倍，他们使运动作战学说能够贯彻到德军基层单位。在二战中，总参谋部毕业的大部分毕业生以及部队参谋和指挥官在作战水平上表现得都非常出色。  一战德军士兵 研究理论，编制条令 泽克特认为传统类型的庞大军队不能够依据追求快速决定性胜利的战略进行运动战，认为小规模的、长期服役的、职业性的、运动的军队才符合运动战的需求。他于1921年发起对战争教训的正式研究，这次研究成果形成了《487号军队条令》，泽克特亲自撰写了其中的“领导与使用合成兵器战斗”。这本书成为20世纪30年代德国军队训练的基础，从30年代起，他们被修订为著名的《300条军队条令》，一直使用到1945年。 新德国军队的学说源于吸取的上述教训。新的学说最显著的部分是关于装甲战与空中力量的一体化。为了对《凡尔赛条约》所禁止的坦克和飞机战术进行训练，他通过对红军的训练援助，换取在苏联建立了秘密的训练中心。这个训练中心包括三个非法的训练项目：装甲、飞机和化学战。  德国装甲兵 发展装甲战是对一次大战公认的堑壕战所做出的反应。泽克特强调歼灭战战略，反对消耗战战略。他强调运动，他的训练命令是由一句口号开始的——“作战就是运动”。尽管泽克特在许多领域具有前瞻性的观点，但是，直到他去世，他对骑兵的一往情深，这一点至今依然被认为是与其提倡的装甲战格格不入的。此外，他从来没有完全赞同过与其他武器和空中力量协调作战的大规模装甲部队具有单独的突击能力。  实验装甲兵，组建“影子空军” 虽然受到历史的局限性，泽克特从来没有完全理解机械化战争的力量，对如何精确的进行坦克战没有把握，更多的强调对骑兵师实现摩托化后勤保障。但是泽克特并没有对古德里安等人推动的装甲兵变革采取反对行动。另一方面，古德里安等人的实验结果形成了一个介于大规模陆军和泽克特“贬低大规模军队”二者之间的综合体，他们在军队之中建立了军队——一支小规模由装备精良的装甲部队构成的装甲师。德国人逐步将一战中的风暴部队战术（即胡蒂尔战术）发展成为机械化全兵种学说。  德国空军 泽克特对空军对作战的革命性影响有着更为广泛和深刻的理解。他在新建的德国军队中抽出180名军官，建立了独立的空军兵种。由于《凡尔赛条约》禁止德国拥有空军，所以他组建了指挥机构存在于陆军的影子空军。他要求所有的演习都需要空军的加入并且得到了广泛的仲裁。他的空军学说以对地面部队的支援为中心，以获取空中优势为最高原则。和美、英两国不同，德国使用轰炸机来实现现在所谓的战场空中遮断。为了这一目的，德国人集中建设战斗机，然后是对地攻击机，最后才是轰炸机。 总而言之，泽克特的军队最突出的地方在于其政治领导和政策的密切整体性、士兵的优先地位、适当的参谋体系和正确的理论。这个时期的德国军队小却几乎无可挑剔，是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机器之一。 政治上短视，战略上欠缺 由于他的突出贡献，后来的德国军队具有鲜明的泽克特的个人风格。观察二战战史就不难发现，德军的辉煌战绩，尤其是初期战绩和泽克特的努力息息相关。但是，泽克特的计划也存在着若干缺点。观察家普遍认为认为这些缺点是二战中德军最后失败的部分原因。 麦克尔·吉耶对德国军队独立于政治现实之外给予了严厉批评。他认为这导致了意识形态和技术至上主义的融合，它推动德国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且遭到没顶之灾。他认为，泽克特使得德国人把注意力集中于作战艺术上，眼光盯在获取战争的快速胜利。把战争的实践者和战略家区别开来的结果导致德国在二战中许多作战的成功都不具有持久性的战略影响。吉耶认为一支试图脱离政治结构而独立存在、过于追求作战层面胜利的军队是非常危险的，他清楚地展示了德军在没有政治上的明确目标的前提下，技术上的卓越本身只不过是一个空壳。  对泽克特军队的最强烈批评是总参谋部的军事视野过于狭隘。以至于到了1934年，总参谋长进一步缩减了沙盘演习训练的重点，从战略作战层面缩减到战术（师和军）层面，这导致了对后勤和情报科目的忽视。正如艾伯特·西顿所写的那样“军队参谋部的行动很少超过大战术的层次，它的许多成员都满足于犹如在真空状态下作战，把200英里半径当作战略问题考虑。” 最具说服力的批评是一位德国学者指出的：“德国在意志和领导方面的优越感，对他们武断和短视地评估潜在对手的能力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此外的一些指责包括：重新武装的努力在经济方面是脆弱的，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德国经济的弱点；德国空军在战术方面很成功，却不能完全胜任各种水平的战略行动等等。  当然，总的来说泽克特重建的这支德军发挥得很好。1940年历时7周的攻击战摧毁了法国军队；德国军队随后在北非、巴尔干、特别是在俄罗斯进一步执着于战术和作战层面的胜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德国军队的领导人和学说成功地推迟了希特勒第三帝国的毁灭，尽管盟军在物质方面有压倒性优势。应该说，泽克特出色了完成了他人生的最大事业，以“二战德军之父”的身份载入史册。 前往中国，担当顾问 1926年初秋，他对君主制的热情断送了他的职位。他允许一名霍亨索伦皇家家族的成员穿上军服出席一年一度的军事演习，这是《凡尔赛条约》专门禁止的，也与当时德国民众的上升的共和情感发生了碰撞。泽克特于10月8日被迫辞职。1930年，他竞选成为议员。在他任职于魏玛共和国国民议会的期间，冯·泽克特与希特勒的纳粹党交往密切。 他于1934年被派往中国协助建设一支现代化的中国军队，担任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他的关于对中央苏区堡垒化进攻的建议对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颇有价值，这次战役引发了史诗般的红军长征。他曾担任委员长委托人，代表蒋介石本人处理有关围剿的军政事务。此外，他为国民党训练建立的几个德式装备的“德械师”在抗战前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正面战场的核心力量。  泽克特检阅部队 1935年3月，他返回德国。1936年12月29日，因心脏病逝世于柏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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