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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三国志·魏书·郭嘉传》，见到一段有趣的记载。 内中提到，建安十二年，曹操计划率军北上远征袁尚与三郡乌丸，许多人担忧刘表会让刘备领军趁机袭击许都。郭嘉劝曹操果断北伐，理由是： “公虽威震天下，胡恃其远，必不设备。因其无备，卒然击之，可破灭也。且袁绍有恩于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乌丸之资，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动，民夷俱应，以生蹋顿之心，成觊觎之计，恐青、冀非己之有也。表，坐谈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备不为用，虽虚国远征，公无忧矣。”有趣的不是郭嘉对局势的理解与判断，而是那句“袁绍有恩于民夷”及其后续解释。郭嘉说，袁绍对四州之地的汉民与夷族有恩，所以袁尚兄弟的存在是个很大的威胁。这四州之地的民与夷只是屈服于曹操集团的威势，而非感激曹操集团的恩德。如果不管袁尚兄弟，掉头去南征刘表，那么，一旦袁尚兄弟依赖乌丸提供的资本，重新召集忠心的旧臣，胡人的部队南下，四州之地的民与夷一起响应，那青州、冀州恐怕就要丢了。之所以说“袁绍有恩于民夷”这段话有趣，是因为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曹操对袁绍在四州之地的统治，有一段截然相反的评价。时为建安九年，曹操击败袁氏兄弟入主邺城，颁布《抑兼并令》，痛斥袁绍在北方的统治昏庸无道。内中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衒鬻家财，不足应命；审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为逋逃主。欲望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岂可得邪！”
这是一份公开文件，广泛下发到冀州、青州等地，代表了曹操的意志。按曹操的说法，袁绍是个大混蛋，他在北方的统治相当残暴，纵容豪强专权，纵容亲族兼并，下面的普通百姓过得很惨，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将家产全卖掉也交不足袁绍的税赋。像审配这样的宗族，还胆敢藏匿逃亡的罪人。袁绍实行这样的暴政，要想让百姓亲附他，要想让兵力强盛，怎么可能呢？《武帝纪》里还说，曹操入主邺城之后，“重豪强兼并之法，百姓喜悦”。
这就很有意思了：建安九年的公开文件里，袁绍是个对北方百姓残酷暴虐的大混蛋，曹操则是让北方百姓“喜悦”的明主；但到了建安十二年，曹操最信赖、最倚重的谋士之一郭嘉，却告诉曹操：袁绍是个有恩于北方“民夷”的统治者，所以即便三年过去了，北方的汉民与夷族仍然在怀念袁氏，如果袁绍的儿子们从乌丸那里借了力量卷土重来，四州之地的民夷很可能会群起响应。曹操下发的公开文件，与郭嘉的私下献策，哪一份在说谎，哪一份是真话，可谓一目了然。其实，曹操颁布的《抑兼并令》，虽然打着为底层百姓伸张正义的旗号（不患寡而患不均），将镇压、杀戮的矛头指向了袁绍统治区域的大族豪族，实际上受到损害的却是所有百姓。原因很简单。剔除那些漂亮话后，《抑兼并令》的实质内容有三：（2）按“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的标准，对百姓征税；第一条和第三条的目的，是消灭大族，让普通百姓失去荫庇之所，将那些在袁绍时代栖身于大族之家的普通百姓挖出来（百姓为了逃避劳役与兵役，选择承受高田租依附大族，是东汉时代的常态），使他们成为曹操集团可汲取的人力。第二条的目的，是变按产量比例征税（如十五税一）为按田亩数和户数固定征税，以确保提升曹操集团的汲取量并使之保持稳定。这三项所谓的“惠民新政”，实际上全部加重了河北百姓的负担，大族豪族遭到摧残，普通百姓也成了无计避秦的草芥。
作为一个有野心的军阀，袁绍之于河北百姓，当然不会是什么友好的存在。但曹操之于河北百姓，显然是一个更加不友好的存在。所以，“深通有算略，达于事情”、被曹操称赞“唯奉孝为能知孤意”的郭嘉，才会在私下献策时，说出“袁绍有恩于民夷”这样的真话。《三国志》里，类似的有趣情形还有很多。比如曹操东征陶谦时，曾实施过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三国志·武帝纪》轻描淡写，仅留下“所过多所残戮”六字，《三国志·陶谦传》甚至改变了屠杀的性质，将之说成“谦兵败走，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仿佛死的全是陶谦军的士兵，死因也非主动屠杀，而是败退过程中的自相践踏。可惜的是，这种对真相的遮蔽，却在《三国志·荀彧传》里露了马脚，内中记载，荀彧曾极力劝阻曹操趁陶谦去世之机再攻徐州，理由之一是：“前讨徐州，威罚实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为守，无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徐州百姓“念父兄之耻”必定人人坚守无投降之心一句，透露了在上一年的战争中，“泗水为之不流”的惨剧让徐州百姓对曹操集团已是深恶痛绝；“威罚实行”一句，则透露这场“泗水为之不流”的惨剧，乃是曹操主动为之，是他主动降下了“威罚”。荀彧的谏言，无意间证实了《曹瞒传》里“坑杀男女数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引军从泗南攻取虑、睢陵、夏丘诸县，皆屠之；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才是历史的真相。陈寿撰写《三国志》，其中的《魏书》部分主要取材于魏国编修的官史。这大概便是《武帝纪》里对历史真相有许多遮蔽，而这些真相却又难免在《郭嘉传》《荀彧传》里露出蛛丝马迹的原因——要篡改历史，撒一个谎是不够的，每一个谎都须用另外成十上百个谎来配套。只要有一处没有“修正”到位，谎言便会满盘皆破。《武帝纪》成了洁本，《陶谦传》也成了洁本，却忘了修正《郭嘉传》和《荀彧传》，便是典型案例。或许，正是因为考虑到了这一点，诸葛亮以严刑峻法和沉重汲取统治蜀汉政权期间，干脆采取了“国不置史，注记无官”的办法，直接导致陈寿在撰写《三国志·蜀书》时，无官方档案材料可用，只能悲叹“行事多遗，灾异靡书”。据《晋书》记载，司马昭派军队灭蜀后，任命王濬为巴郡太守。王濬到任后发现：“郡边吴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养。”——巴郡是蜀吴交界之地，蜀吴乃是盟国，该郡长期以来并非战场，到王濬接手时却是户口稀少，仅三千余户百姓，且这些百姓苦于赋税与劳役，生了男孩皆普遍不便养育；王濬严禁杀子并减轻税赋劳役后，“全活者数千人”，也可见这种“生男多不养”的情况有多严重。这些“生男多不养”的巴郡百姓，恐怕不会为《出师表》里的“讨贼兴复”之志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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