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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金瓶梅》对后世的小说创作有着重大的影响。《歧路灯》就是一部在《金瓶梅》的影响下由文人独立创作的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世情小说。《歧路灯》的作者李绿园，不论从正面或者从反面，都努力从《金瓶梅》加以借鉴。《歧路灯》可以说是《金瓶梅》的“反模仿”的“倒影”。 关键词：金瓶梅 歧路灯 借鉴 反模仿 倒影 《金瓶梅》对后世的小说创作有着重大的影响。 清代小说《歧路灯》就是一部在《金瓶梅》的影响下由文人独立创作的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世情小说。 清代以河南开封为背景的小说《歧路灯》的作者李绿园，不论从正面或者从反面，都努力从《金瓶梅》加以借鉴。 拜读了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杜贵晨先生的题为《<红楼梦>是<金瓶梅>之“反模仿”和“倒影”论》的大作，很有启发，运用杜贵晨先生的理论，试把《金瓶梅》与《歧路灯》的关系又梳理了一遍，以企图使《歧路灯》对《金瓶梅》的继承和扬弃关系更为明白。  《歧路灯》 杜贵晨先生早就认为，《红楼梦》创作与《金瓶梅》有“后先相反而实极相近似之迹，使我们可以进一步悟到'《红楼梦》深得《金瓶梅》壸奥’之一大法门，是其大处每与《金瓶梅》适得其反，所谓'反弹琵琶’，以成其创新。这种学习借鉴方式，似可以名之为'反模仿’”。 并且认为，《红楼梦》主要是立意、结构、主要人物等在内涵与本质上每与《金瓶梅》“后先相反”，却在局部与细节看来又每与《金瓶梅》有“极相近似之迹”[①]。 杜先生便在《<红楼梦>是<金瓶梅>之“反模仿”和“倒影”论》一文中，从立意、结构、人物、意象等方面对这一立论进行了分别论述。 揭示《红楼梦》“深得《金瓶梅》壸奥”的“反模仿”手法，及其总体形象为“《金瓶梅》之倒影”的艺术风貌。 对《金瓶梅》和《红楼梦》这两部巨著的历史联系做了探讨和厘清。 这里我们通过研读杜贵晨先生的大作，也试图用这一立论，分别从几个方面，对《金瓶梅》与《歧路灯》的联系也再进行探讨和厘清。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从《歧路灯》中可以看出，李绿园所见到的《金瓶梅》是当时在社会上通行的张竹坡评本《金瓶梅》。  影松轩本 《歧路灯》书中第十一回写谭家塾师侯冠玉要用《金瓶梅》作教材，教学生以作文之法，他说： 那书还了得么！开口“热结冷遇”，只是世态“炎凉”二字。后来“逞豪华门前放烟火”，热就热到极处；“春梅游旧家池馆”，冷也冷到尽头。大开大合，俱是左丘明的《左传》，司马迁的《史记》脱化下来。[②] 所谓《歧路灯》与《金瓶梅》的联系，也即指这两部作品的关联。 而杜贵晨先生所论《金瓶梅》与《红楼梦》历史联系一文中所说的《金瓶梅》是指“词话本”《金瓶梅》。 李绿园创作《歧路灯》的动因与《金瓶梅》颇有关联。 李绿园在《歧路灯·自序》中说： 若夫《金瓶梅》，诲淫之书也。亡友张揖东曰：此不过道其事之所曾经，与其意之所欲试者耳！而三家村冬烘学究，动曰此左国史迁之文也！余谓不通左史，何能读此，既通左史，何必读此？况老子云：童子无知而朘举。此不过驱幼学于夭札，而速之以蒿里歌耳！[③] 第五十八回末诗又曰： 草了一回又一回，矫揉何敢效《瓶梅》； 幼童不许轩渠笑，原是耳旁聒迅雷。[④] 可见李绿园创作《歧路灯》的立意，完全是为了和兰陵笑笑生的这部《金瓶梅》对着干，他为自己订下创作目标—— “藉科诨排场间，写出忠孝节烈，而善者自卓千古，丑者难保一身，使人读之为轩然笑，为潸然泪，即樵夫牧子，厨妇爨婢，皆感动于不容已。以视王实甫《西厢》、阮圆海《燕子笺》等出，皆桑濮也，讵可暂注目哉！因仿此意为撰《歧路灯》一册，田父所乐观，闺阁所愿闻”（《自序》）[⑤] 李绿园在《金瓶梅》中，显然看到了兰陵笑笑生所撕裂的，在财色欲望之下一切价值都不再的，社会的丑陋腐臭和伦理道德的垮塌崩溃。 他希望用自己的笔，给日益走向堕落的世家子弟指出一条“用心读书，亲近正人”的“八字方针”之路，以挽救大厦之将倾。  书影 《歧路灯》中所谓《金瓶梅》“热结冷遇”是指的张竹坡评本《金瓶梅》第一回题目“西门庆热结十弟兄，武二郎冷遇亲哥嫂”。 此回开篇中说道：“只这酒色财气四件中，惟有'财色’二者更为利害。” 接着说： “说话的为何说此一段酒色财气的缘故？只为当时有一个人家，先前恁地富贵，到后来煞甚凄凉，权谋术智，一毫也用不着，亲友兄弟，一个也靠不着，享不过几年的荣华，倒做了许多的话靶。内中又有几个斗宠争强，迎奸卖俏的，起先好不妖娆妩媚，到后来也免不得尸横灯影，血染空房。”[⑥] 而《歧路灯》的第一回题目则是提倡“孝思慈情”的“念先泽千里伸孝思 虑后裔一掌寓慈情”。 开篇中说道：“话说人生在世，不过是成立覆败两端，而成立覆败之由，全在少年时候分路。 大抵成立之人，姿禀必敦厚，气质必安详，自幼家教严谨，往来的亲戚，结伴的学徒，都是些正经人家，恂谨子弟。” 接着说： “我今为甚讲此一段话？只因有一家极有根柢人家，祖、父都是老成典型，生出了一个极聪明的子弟。他家家教真是严密齐备，偏是这位公郎，只少了遵守两个字，后来结交一干匪类，东扯西捞，果然弄的家败人亡，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多亏他是个正经有来头的门户，还有本族人提拔他；也亏他良心未尽，自己还得些耻字悔字的力量，改志换骨，结果也还得到了好处。”[⑦] 两本书开篇都是开门见山先表出主旨立意。 然后一个从“财色”入手——“惟有'财色’二者更为利害”； 一个从“家教”入手——“他家家教真是严密齐备，偏是这位公郎，只少了遵守两个字”，设定全书的重心，简介全书的内容，转入故事叙述中。 表面看来，一个是“财色”，一个是“家教”;一个是“以淫说法”，一个是以理说法，“用心读书，亲近正人”，似乎为截然不同的主旨，实则是一个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  《歧路灯》作者李绿园 王伟宾绘 李绿园未敢“效《瓶梅》”，但是他的作品主旨实从兰陵笑笑生而来，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反模仿”。 从开篇到进入故事描写，时不时地闪过《金瓶梅》的掠影。 清代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二云： “深切人情事务，无如《金瓶梅》，真称奇书。欲要止淫，以淫说法；欲要破迷，引迷入悟。”[⑧] 《金瓶梅》要“以淫说法”，故以潘金莲起头，以李瓶儿、庞春梅共之，西门庆最终暴死于潘金莲的床笫间，从而写她们以色坑陷西门庆毁其人其家之祸，写出了这个罪恶之家的林林总总，反映了正常人性惨遭扭曲和异化的过程。 《歧路灯》要以理说法，故以正人谭孝移起头，引出他的一群“一个叫娄昭字潜斋，府学秀才；一个叫孔述经字耘轩，嘉靖乙酉副车；一个县学秀才，叫程希明字嵩淑；一个苏霈字霖臣；一个张维城字类村，俱是祥符优等秀才。都是些极正经有学业的朋友”[⑨]。 而谭孝移之子谭绍闻的狐朋狗友盛希侨、夏逢若等人，则是作为这些正人君子的对立面，出现在小说的描写中。 谭绍闻在这些正反两派人们的影响下，堕落——醒悟，再堕落——再醒悟，多次反复，终于改邪归正，重新做人，再兴家业。 尽管主旨立意如此不同，但在编织故事的方法上和故事的结构上，二书却很相似。 它们都是使用“障眼法”，假托前朝而写当今。 《金瓶梅》假托于北宋，写的却是明代万历年间的社会生活； 而《歧路灯》假托于明代，写的却是清代乾隆年间的社会生活。 在这层幕布下，它们都是以写实的态度反映了各自的明代万历时期和清代乾隆时期两个中原城市各阶层的生活。  书封 由于作品的不同主题思想，《金瓶梅》写了西门庆的罪恶家庭由盛至衰的过程，重点写其盛；《歧路灯》写了谭绍闻的家庭由败而复兴的过程，重点写其败。 但是两部作品都是以家庭生活为主线，把笔触伸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写出了二百多个栩栩如生的各式人物，上至缙绅豪吏、权贵宠宦，下迄帮闲篾片、僧优倡隶，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均堪称百科全书式的巨著。 在结构上《金瓶梅》和《歧路灯》都是呈羽毛状。 只是《金瓶梅》有些细节粗疏有漏洞，而《歧路灯》在这方面则比较精细，针严线密。 不但大的地理方位很少有差错，就是书中的街道里巷也大都能和清代开封的实际街道方位相吻合。 郭绍虞先生认为，“写豪奢的家庭易，写平常的家庭难；写情易，写理难！” 则在《金瓶梅》可以放手为之游刃有余者，在《歧路灯》或不免有所顾忌而搁笔。 “写冷语易，写热肠难；写讥讽易，写劝戒难；反写易，正写难！” [⑩] 则在《金瓶梅》得以文思泉涌，提笔皆来者，在《歧路灯》便不免须加以推敲而踌躇。 而李绿园竟能于常谈中述至理，竟能于述至理中使人不觉得是常谈。 这是李绿园模仿兰陵笑笑生而又反其意而为之，并取得成功的难能处。  《歧路灯》书封 《金瓶梅》和《歧路灯》在女性人物的塑造上，写出了完全不同的两类人。 《金瓶梅》中许多女性对情欲的追求到了颠狂变态的地步，从而揭开了晚明时期极度膨胀的人欲的实像，正如郑振铎先生所断言： “要在文学里看出中国社会潜伏的黑暗面来，《金瓶梅》是一部最可靠的研究材料。”[11] 而《歧路灯》中的女性们，不管是谭绍闻的妻子、恪守三从、四德俱全的书香六第之女孔慧娘，还是续弦、暴发户商人家庭出身的巫翠姐，以及侍妾、仆女出身的王冰梅大都能遵守封建礼法，尽管在谭绍闻的堕落过程中，有一波又一波的矛盾，但显示了宗法社会温情的一面。 杜贵晨先生说：《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几乎是一个不具现实伦常关系的人”。 在他家中，他上无父母，下无兄妹，除了他的性伴侣，无一亲人。外间除了“十兄弟”外，无一知心之交。 《金瓶梅》写出一个官商的暴富与暴毙短暂的一生，画出了封建末世前途断绝、社会崩溃的世情。 而《歧路灯》中的谭绍闻虽然是独生子女，幼年失怙，但是他被浓厚的亲情包围着。 父亲生前为他择良师、佳耦，临终嘱他“用心读书，亲近正人”，一辈子受用不尽； 母亲对他爱护有加，父执对他援之以手，严加教育； 族兄谭绍衣将他从绝途中拉回。 写的是封建盛世虽日暮途穷，却还将延续下去的淑世书。 李绿园想竭力挽救世事的颓败，写出“康乾盛世”的一抹残阳，但在批判封建社会的力度上，却从《金瓶梅》后退了。  李绿园后人李春林（左）、学者栾星（中）与本文作者（右） 李绿园对《金瓶梅》中的一片鬼蜮和黑暗的感触，也由于他从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文艺观出发，他在《歧路灯》中努力想写出一批正面人物和光明结局。 但他又恪守着已经处于僵死状态的封建理学的道德去写这些人物，书中充斥着对礼教的赞叹，反映了作者落后的世界观。 他力避《金瓶梅》的“宣淫”，使许多情节不能展开，削弱了作品的深刻性和感染力。 正像徐玉诺将《歧路灯》与《品花宝鉴》相比较后批评的那样： “李绿园对于下流生活到底是门外汉”，书中的妓女调情“是乡间小叔嫂子及姑表姊妹的爱，并不是娼妓的本事。”[12] 不过作者在描写那些正面理学人物时，尚能按照生活中的本来面目去着笔，使我们看到了理学家们的孤与伪善。 而书中谭绍闻重整家业、父子俱显的结局则只是作者一厢情愿的空想，是不真实的败笔。连作者自己也叹道： “后半笔意不逮前茅，识者谅我桑榆可也。”（《自序》） 从这个角度来看，《歧路灯》也可以说是《金瓶梅》的“反模仿”的“倒影”。 杜贵晨先生在其文引子说指出： “从'反模仿’的视角看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明清小说，后先作品的'反模仿’确实是多见的现象，从而至少对于明清小说研究来说，'反模仿’是一个很有应用价值的理论。” 从《金瓶梅》到《醒世姻缘传》，到《歧路灯》，到《红楼梦》，运用这一理论可以更清晰地看出明清以家庭为题材的世情小说，在《金瓶梅》影响下的发展路径。 这也是本文用这一理论来分析《金瓶梅》与《歧路灯》的关联的用意所在。 注 释： [①]杜贵晨《论西门庆与林黛玉之死——兼及〈红楼梦〉对〈金瓶梅〉的反模仿》，《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５期。 [②]李绿园《歧路灯》第十一回，中州书画社，1980年版。 [③]李绿园《歧路灯·自序》，栾星《歧路灯研究资料·李绿园诗文辑佚》，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94页。] [④]李绿园《歧路灯》第五十八回，中州书画社，1980年版，第544页。 [⑤]李绿园《歧路灯·自序》，栾星《歧路灯研究资料·李绿园诗文辑佚》，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94页。 [⑥]王汝梅等《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第一回，齐鲁书社，1987年版。 [⑦]李绿园《歧路灯》第一回，中州书画社，1980年版。 [⑧]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二，中华书局，2005年版。 [⑨]李绿园《歧路灯》第一回，中州书画社，1980年版。 [⑩]郭绍虞《介绍〈歧路灯〉》，1928年《文学周报》五卷二十五号。 [11]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1933年《文学》创刊号。 [12]徐玉诺《墙角消夏琐记》，1929年《明天》第二卷第八期。 文章作者单位：中州古籍出版社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转发请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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