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盛世欢筵：权杖的游戏（123）和许多大人物一样，武则天有多幅面孔，只看任何一面，都不是真实的武则天。 史书对武则天，基本上是一个结论两点评价。一个结论，就是越位：皇后干政越位，女人做皇帝更是越位。从现代人角度，这个结论其实没啥意义。因为如今女性从政已经很平常，在一些国家，甚至长期由女性担任领导，也没见出什么问题，说明这属于观念和传统问题，而不是性别能力方面真正有什么区别。 两点评价：一是说她有能力、会治国；二是说她滥用刑、是暴君。 这两个评价都是事实。 暴君因为滥杀冤杀，搞告密和酷吏政治。有人说这么讲武则天不公平，因为明君也有冤杀，也用诬告小人，比如太宗，杀张蕴古、用权万纪，被魏征批评'昵奸以自损’。 其实只要皇帝，免不了有暴君的一面，也不可能完全放弃告密和酷吏，但武则天情况不一样： 第一，这是一种刻意制造的'大清洗’。清洗的目标有两类人，一类是李唐皇室，另一类是站在李唐皇室立场反对她的人。清洗就意味着扩大化，意味着滥杀。 长寿二年（693年），有人告发流放岭南的政治犯阴谋叛乱。武则天派了个叫万国俊的前去查。万国俊到了广州，把这些人集合起来，根本也不用审问，直接说上面有旨，尔等通通赐死。'流人号呼不服，国俊驱就水曲，尽斩之，一朝杀三百余人。’杀完这三百人，他还不过瘾，回去向武则天报告：各地那么多流放犯，肯定还有人阴谋叛乱，不如早作铲除。 '太后喜，擢国俊为朝散大夫、行侍御史’，当场给他升了官，然后又派五个人，分赴各地调查审讯。 有了万国俊做榜样，这些人一个比一个狠，有杀七百的，有杀五百的，少的也杀了百把人，'其远年杂犯流人亦与之俱毙。’连早年其他罪名流放的犯人，也跟到一起被杀，这就是著名的'诛六道流人案’。 武则天搞大清洗，缺少道义上的正当性，这又带来第二个特点：以告密和酷吏为手段的'恐怖政治’。 一般来说，权力斗争摆脱不了暴力和恐怖，但武则天为了打击李唐贵族集团，把这种恐怖扩大化，引向全社会，诱导了人性中'恶’的释放。宰相魏玄同临死不肯告密，“叹曰：'人杀鬼杀，有何殊也，岂能为告人事乎！’乃就刑。”算是黑暗中绽放的一点人性光芒。 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人性的光辉其实就那么一点，作为一个社会管理者，武则天选择'去之’而不是'存之’，这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往轻了说叫'以私害公’，往重了说叫灭绝人性。 因为这两条，武则天跑不脱一顶'暴君’的帽子，吕思勉先生就评价：'武后何如主？曰：暴主也。’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 关于治国水平，这方面也有争议，主要集中在用人上，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说她很会用人；一种说其实一般，不但用了苏味道、杨再思这样的马屁精，甚至还有假和尚怀义、男宠张易之这些滥七八糟的角色。 这里其实并不矛盾：一方面武则天得位不正，肯定要用一些奸佞小人、无能亲信；另一方面，她要维持局面不坏，肯定也要用能人、正人，而这方面，她既有识人之明，也有驭人之术，因此司马光说她'明察善断，当时英贤竞为之用。’所以实际情况就是：武则天'知人’，但经常不'善任’。好比领导批评一些人：会干、就是不肯好好干。 另外，我们也可以倒因为果，从武周国的发展，来验证武则天真实的用人水平。因为没有人才，国家发展不可能搞得起来。 发展看两个最简单的指标：一人口增长，二国土扩张。 古代人口数据没那么全，找到两条相关记录：一条是高宗上台初期的永徽三年（652年），全国有户380万；另一条是武则天下台那年、神龙元年（705年），'户部奏天下户六百一十五万，口三千七百一十四万有奇。’五十年增长了百分之六十。 对这个数据大家可能没什么概念，可以参考下另一组数据：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户部奏天下户九百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万四百八十八。’也是差不多五十年，增长不到百分之五十。 唐玄宗是史上第一等能干的皇帝，开元天宝是史上著名的大盛世，这么比起来，武则天（包括前期李治）的治理水平相当不错。 这是人口增长情况。相对而言，武周国的疆域变动，要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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