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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史 工业遗存是人类在现代工业化进程中留下来的历史痕迹，然而这个概念内涵的真正确立却是相当晚近的事。直至2003年7月，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TICCIH）拟定了《下塔吉尔宪章》（The Nizhny Tagil Charter for the Industrial Heritage），在第四条当中提到：“工业遗产应当被视作普遍意义上文化遗产的整体组成部分”，[1]这才正式从法律文件上确立了工业遗产的珍贵价值及其具体保护原则。由此，工业遗存得以被纳入到“文化遗产”的范畴，其积极的社会、科学、美学和文化价值得以被正视和肯定。  尽管自20世纪下半叶开始，无数建筑设计师与艺术家等先驱们前赴后继地投身于工业遗产的保护事业当中，然而工业遗产的保护实践与法律文件所期待的结果相比依然存在很大的距离。这方面所遭遇到的最大阻力，是公众始终无法在文化和审美意义上将工业遗产理解为一类值得保护和更新的文化遗产。早在1970年代初，建筑设计师理查德·海格（Richard Hagg）首倡建立的西雅图煤气厂公园计划，在当时就因为是全美第一个将工业废墟置于城市公园中的提议而遭遇到了大量非议。例如当时在《西雅图时报》（The Seattle Times）上的一系列社论都表达了对海格计划的不看好：“这座工厂是出于功利的目的建造出来的，不可能有任何方法能让它变得悦目”。[2]尽管海格不断地公开声明，工业废墟和其他文化遗产一样也具有文化和审美属性，但依然不能驱散萦绕在人们心中的诸种疑窦和直觉上的抵触：一个在过往历史中曾制造过大量生态破坏和人类苦难的祸首，如何能够和保护自然生态的公园并置在一起？让一堆时刻提醒着人们现代工业化进程带来的创伤记忆的废弃金属，占据着寸土寸金的城市土地，对当代人究竟能产生何种价值？另一方面，在理论层面上，现代化工业技术对精神文化和艺术的破坏与毁灭等论断，自法兰克福学派以来也早已流布甚广。 来自民众直觉、情感上的对工业遗产的负面认知，与文化批判理论历来对工业技术文明所秉持的批判立场相互叠加，使工业遗产的文化和审美价值始终难以在公众和学界得到广泛认可。直到近期，依然不时会看到一些案例，提醒着我们工业遗存的价值一直为大众忽略，例如，在扬州，一处上世纪50年代遗留下来、被列入文物保护的“仪征纺织机械厂”不断地遭遇人为的破坏，[3]反映出公众无视工业遗产价值的态度，在缺乏足够的宣传和教育的背景下，一座仅仅以原貌被陈列出来的废弃厂房，乍看起来的确让人难以与“文物”联想到一起。  图｜扬州“仪征纺织机械厂”铸工车间外墙遭到破坏 此类常见的工业保护和社区理念之间的断裂与格格不入，引发我们从两个方面上进行思考：其一，如何从理论上、尤其是从美学上令人信服地阐明工业遗存的价值。其二，在实践当中，由于工业遗存同其他文物有很大的区别，其文化价值更难以一种显性外观的方式呈现出来，为此需要打破一种“博物馆陈列式”的固有保护思维与模式，积极探索适用于工业遗产保护的多元创新性方案，将其有机地嵌入民众的在地生活当中，成为链接人们当下生命情境的活性因素。本文借助对法国技术美学理论家西蒙栋（Simondon）对工业物的探讨，并结合多地工业遗产保护实例，探索激活工业遗产美学生命力的可能性，最后围绕上海本地的实践，评估上海本地工业遗产保护未来的发展方向。 我们的文化系统中天然存在一种敌视技术和排斥技术的倾向，这种敌意观念的明显症状用西蒙栋的话而言就是，人们要么就“将它们（技术物）视为纯粹和简单的材料组合，完全不具有任何真正的意义，只提供效用性价值。要么就假设这些物体是一些怀有敌视人类意图的机器人，或代表着人类正在不断遭受着侵略或叛乱的威胁”。[4]在西蒙栋看来，这种状况产生的重要原因是因为，文化发展进程和技术发展进程总是不同步的，文化的发展较技术而言更缓慢，所以会形成某种价值序列错位的状况。在古罗马文学中，比如西塞罗的《演说家》（Orator）中，可以找到大量使用铁锹、马具、盾牌等技术物件作为象征和隐喻的例证，说明在当时，技术的用具性和审美性并非是割裂的，而是存在一种和谐统一的关系。[5]但进入现代之后，技术的更新和迭代速度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而文化进化却仍保持自身的发展逻辑，于是那些被抛弃和淘汰旧技术形式很快被贬低或窄化为一种纯粹工具性存在，就这样，一种基于“精神文化”与“物质文明”之间二元对立基础上的意识形态就此被构筑了起来。[6]  法国技术美学理论家西蒙栋 这种对被淘汰、被抛弃的技术遗存怀有偏见的文化审视，本身可能就代表了一种相对偏狭的文化观念。正如西蒙栋所言，我们所捍卫的所谓“文化”，其实并不是真正作为“历史实存”的文化，而只是被过快发展的技术现实甩掉而留存下来的遗迹和符号（symbol）的残骸而已。西蒙栋认为，真正的“文化”更接近于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应当去重建和恢复“文化”和“文明”、物质与精神之间在发生之始的那种原初关联性和有机整体性。因此技术既是物质化的，同样也有其无形的那一面。技术不应被表达为独立于人类活动的“器具”，相反，技术永远只能在自然环境、社会文化、集体心理所构成的整体“网络”当中被理解，技术就是人类生命动力的延伸，是人类情感和记忆的“凝缩”，具有高度人格化的（personalized）色彩。 因此，西蒙栋指出，这就是为什么家庭用具的设计和一种特有的女性化风格联系紧密；豪华轿车本来代表的是城市化和工业化对乡村地区的超越、剥夺和支配，但当乡村居民意外获得一辆老爷车残骸时，却能创造性地重新将其发明成一种适用于乡村道路条件和乡村文化的新器物，以此抵抗工业文明。[7]如同我们不会认为人类变老就等于完全丧失价值，技术也是一样，废弃的游轮也可以被创造性地发明成海上博物馆或海军训练船。无论是适时的技术还是已经淘汰的技术形式，都能够在不同情境中同人们的当下生命进行重新联结，继而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没有和生命的创造性动力发生“关系”也就不存在技术，[8]技术正是通过人类生命的持续参与，进而来延续自己的生命的。同样的道理，工业空间的物质和环境也应被视为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应当随着时间流逝和不同的生活实践的展开而不断地重新设计和重新塑造。因此，如果我们将工业遗存保护单纯地理解为对废弃厂房或建筑体进行某种博物馆式的成列和展示，往往达不到理想的效果，这种保护思路意味着把这些技术躯壳从原初发生的生命情境当中剥离出来，丧失了它们携带的生命记忆，成为了纯粹客观的“死物”。  《迈向新建筑》 柯布西耶在《迈向新建筑》中也较早指出我们的文化中此种对工业技术存在歧视的倾向。[9]因为现代化进程不断地追求时髦的新商品，不断抛弃陈旧的形式，不断地追求让“当下”变成“历史”，其中工业品最容易被视为一种应被不断更新换代的快消品。但西蒙栋认为，技术物其实并不存在过时和淘汰的问题，任何技术中的发明和创造都具有一种理性之美，这决定了它们是永恒而普遍的，因而也值得保存在我们的文化记忆当中。“技术歧视”的逻辑非常类似于费边(Fabian）所批判的“否定同生性”，[10]也就是将过往的技术形式放置于一个等级制的时间框架之内，并将其驱逐到历史中的次要发展阶段上。但是这种歧视过往技术的视角恰恰忽视了所有技术形式都具有一种“共时性”，也即在任何工业景观中，新旧技术都是以同时相互并置、相互纠缠的形式重新建立联系，并构成崭新景象的。它呈现的是一个不同“时间性”的集成体，旧技术并不会真正“消亡”，它只是等待在某一个物体或环境中重新被激发出“生命力”。同样地，西蒙栋也呼唤这样一种“共时性”视角。 在西蒙栋看来，柯布西耶的拉图雷特斯修道院就是这方面比较成功的例子，柯布西耶有意地将粗粝和野蛮的混凝土和金属材质直接暴露出来，不作任何精巧的修饰和掩盖，正是在表达某种反对歧视技术的态度。[11]任何一个时期的材料、结构和建筑形式都不应该被放在简单进化论的眼光下被区别对待，它们值得被同等对待。只要适当的技术操作形式和神圣的审美意味互相兼容的时候，同样能达成二者相互共振的整体性美学，就如拉图雷特斯修道院中直接用混凝土建造的简陋、狭窄和冰冷的立方体房间就同潜心苦修的宗教传统达到了完美的呼应和契合。  图｜柯布西耶的拉图雷特斯修道院 早在上世纪50年代，西蒙栋就已开始呼吁，希望为工业技术物争取和树木、动物同样平等的权利，从而构筑起正常的“技术-文化”整体性生态网络：“在古希腊，砍伐橄榄树是被禁止的，也许有一天，在某些文化中，也会禁止销毁技术物品，就像是禁止销毁奴隶一样，这将是一个新的法律范畴的诞生，类似于目前正在发展中的保护动物的范畴。”[12]到了今天，工业保护终于被提上了日程。 工业遗存的美学价值首先需要得到承认。在实践层面，人们之所以通常难以意识到工业遗存的美学价值，很多时候是因为它的美学潜能被建造初始所赋予的功能性与用具性的目的给遮蔽和占据了，因而工业遗存的保护乃至更新，首要考虑的就是将工业遗存进行“去功能化”、“去用具化”。西蒙栋曾提出过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为什么同样是为举办世界博览会而建造的建筑，巴黎的摩天轮和布鲁塞尔的原子球为什么没能像埃菲尔铁塔一样成为流传后世的经典呢？[13]依惯例，为了土地不被浪费，专门为世博会建造的建筑大多是临时性的、可拆除的。在法国政府的招标中，也写明了这座计划修建的结构物预计会在世博会结束之后被拆除。然而在世博会结束之后，铁塔却幸存了下来，并在之后被赋予了超越纪念世博会本身的意义，其缘由颇值得探究。  埃菲尔铁塔 关键问题在于，前两座建筑都具有明显的功能性限制，他们都是为了比较明确的游玩和娱乐的目的所建造的，或有明确的纪念世博会的目的。然而，埃菲尔铁塔却有所不同，首先它很难被归入到“建筑”的范畴当中，因为它既没有一般建筑供人使用和居住的价值，也不具有传统“塔”类建筑用于攀登、储藏、祭祀等的功能。罗兰·巴特曾说过，埃菲尔铁塔就是一座彻底没有任何用处的“塔”，和任何仪式都没有关系，也不能象征任何东西，它是一个纯粹的空洞能指。[14]而这种被彻底剥离了所有功能性的铁塔却恰恰证明了技术创造本身的魅力。正如当初的提案者所预想的，埃菲尔铁塔的建造是为了彰显19世纪工业的顶尖水平，它是对19世纪人类的创造性意图、建造水平、技术形式所能达到最卓越水平的彰显。西蒙栋尤为赞许“技术物”中所蕴藏的这种精神创造性，这种精神创造性和其他任何一种文化遗产中蕴含的精神创造性都是一样的。 标志了技术创造所蕴含的精神创造性，本身可以作为一种审美的对象和资源，这并非一种颠覆性的美学观点，但工业遗存如果过于同工具性的、功能性的目的相“捆绑”，则显然阻碍了审美过程的展开。西雅图煤气厂公园的设计师哈格在当初就尝试在多个公共论坛演讲努力说服公众，把废弃的煤气厂结构看作一件公共雕塑之类的艺术品，他时而将煤气厂的塔楼比喻成哥特式的雕塑，时而又将建筑的色块和质地与抽象画家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的作品相提并论。[15]这种做法正是希望将原有用于工业生产的厂房从工具性意义中解放出来，重新赋予其公共艺术的功能。废弃建筑即便是除去了所有历史纪念意义和象征性符码之后，也依然具有某种可用于观赏的造型美。  图｜西雅图煤气厂公园 在美学价值得到承认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工业遗存的更新或者说“活化”才能成为可能，也就是需要思考在当代新场景中，如何赋予工业遗存以全新的用途，将其从一个代表衰败的纪念性的记忆场所转变成日常生活空间的一部分，从而激发出新的生命力。鉴于眼下城市更新始终面对如何处理老建筑的文化价值与稀缺的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16]现阶段工业遗存的保护与更新，更需要借鉴“活化”的思路。由于保存工业遗存必然会占据大量本就紧张的城市用地，那么就须在文物保护与土地紧缩之间的矛盾取得一个兼顾多方需求的平衡点。以往国外的一些保护方案选择将工业厂房直接改建为公用住宅，然而此种做法的安全性问题却难以得到彻底的论证和保证。因而眼下更适当的做法是，在保持工业遗存基本的完整性和历史风貌的前提之下，将当下人民生活所需的功能“注入”工业遗存之中，使其自然地融入到社区的日常生活中。 要使工业遗存的更新尽可能地合乎人民的生活需求，具备“社会参与性”的艺术实践往往被认为是可以链接历史记忆与社区空间的一种有效手段。通常情况下，历史遗存所在的公共空间总是处于不断协商和争夺的状态中，它们有时可能被商业资本（例如旅游业、商业地产等）或地方政府所征用，但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街区的民众越来越被容许参与到这个协商的过程中，这就使得在地居民自身的权益可以在这一进程中得到体现。由于社区附近的工业遗存区域处于一种不断被协商的、模棱两可的“边界”上，在这个意义上，面对这些“滑动”的、无定的工业遗存资源，关注社区更新的艺术家们常能作为一种中介性要素，抵达那些宏观政策和普遍规划层面所忽略掉的微观日常的市民生活，构成衔接公共空间与社区生活之间的血脉和肌理。 国外已有一些相当成功的案例。例如设计师安德鲁·莱斯特 (Andrew Leicester) 的项目Prospect V-III (1982)就是一次将公共艺术和社区生活进行有机衔接的有益尝试。[17]莱斯特试图在一处工业遗址建造了一个很特别的煤矿博物馆，整个建立的过程主要交给当地的民众来完成，相当程度上这个博物馆的建设都依赖于他们的参与式贡献。例如博物馆当中陈列的手工艺品都是由原来的矿工家庭所捐赠的，而该地的导游服务也由社区成员主动地提供。莱斯特于是让社区人民成为这次公共艺术事件或者行动的真正发起者和“主人”，让他们重新确认对这片历史区域的主人翁意识：莱斯特的作品不仅很好地保存了当地的历史记忆，也让过往与工业遗存相关的记忆借由在地居民的主动介入得以继续传承下去。  图｜设计师安德鲁·莱斯特1982年的项目Prospect V-III 事实上，工业遗存总是比一些自然环境更能激发人民群众参与式创造力。在自然环境中，缺乏与当地历史有关的时间流逝和时空措置之感，而这种时空措置感反而容易激发出人们试图逾越日常生活的精神诉求，有学者认为，工业废墟天然适合作为音乐节、狂欢和摄影等城市艺术活动的背景。因此，工业遗存的这一特性值得被最大可能地利用，同时最大限度地开放给社区和民众，使之成为发挥人民自由创造精神的试验场。 上海在工业遗产保护和城市更新方面已经做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有益探索和实践。许多陈旧的厂房、仓库经过修葺改造，变成了融合文化和艺术创意的基地。例如上海宝山区不锈钢地块计划转型成为中国钢铁博物院的数字体验项目，闵行区梅龙镇利波啤酒厂原址被改造成啤酒文化体验馆，江南造纸厂旧址则转型成了“开伦·江南场创意园”等等。这些位于上海的工业遗产更新项目，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将工业遗存的原始功能与公共社群生活的集体记忆相衔接，从而使工业遗存作为一种保留城市记忆的资源，并在当下时代的需求中得到了有意义的“活化”。  图｜由江南造纸厂旧址转型而来的“开伦·江南场创意园” 更值得一提的区域案例是杨浦滨江带，杨浦区规划了世界上最大的工业滨江带，被称为“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长廊”。设计者提出将“工业锈带”转型成“生活秀带”，这是一个将历史记忆与市民日常生活成功衔接的示范性项目：原本的自来水厂、发电厂、煤气厂等都褪去了最初的工具性用途，各种工业设备遗存散落到长长的滨江走道上，均被赋予了全新的角色，嵌入市民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原本的塔吊和瞭望塔成为公共展示的雕塑艺术，水管被改造成路灯、座椅，设计者还打造了集装箱形状的凉亭。设计者不仅有意地保留了厂房裸露的钢结构和残旧的混凝土，甚至还保留了当初与厂房“共存共生”的自然生态环境。设计者认为，墙面成片的爬山虎承载了不少老工人的记忆，所以，斑驳的墙面和绿植作为一个整体都得到了保留，周边居民可以坐在爬山虎下闲话家常、回忆往事。[18]整个工业滨江带成为了市民陶冶身心的好去处，可以说，杨浦滨江的改造集中体现了西蒙栋所说的技术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完美统一，一方面完整地保存了城市过往的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废弃工业品也因为在当下的生活世界，同人们的生命进行链接，而重新获得了新生。 滨江工业带还探索了一些将过往的工业文化记忆深入到市民生活的互动项目，如采用相关主题的公共艺术展览、公益讲座等方式与市民进行交流。并且整个改造项目充分听取了普通市民的意见，考虑到了市民的切实需求，普通市民和管理者和设计者一样，平等地参与进来，每个人都携带自身的一小片历史记忆投注其中，将城市空间同时也变成自己个体的精神空间，共同排演出这场动人的“记忆艺术”的“展览”，共建一个“有温度、富人情”的城市。  图｜上海杨浦区滨江工业带南段大道 近年来，我国也开始重视工业遗存的价值以及意识到保护的必要性。2020年6月，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五部委联合制定了《推动老工业城市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实施方案》，确定了“保护优先，以用促保”的基本原则。由于上海建设用地增量正在以可见的速度迅速递减，所以2015年上海市政府出台了《上海市城市更新实施办法》,强调了城市发展模式应从“增量开发”转变为“存量更新”。因而，如何更好地利用现存的老建筑和文化遗迹的脉络，将其进行功能优化，用更多的修复更新行动取代土地的重新开发，已经成为眼前的当务之急。但从现有的改造经验来看，工业遗存保护不单是把陈旧的建筑留下来，更重要的是使工业建筑融入当下的城市生活中，重新激发工业遗存的生命力。在此过程中，已有的实践或许已经充分说明，在自上而下的宏观政策的推动之外，还应注意保持充分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并邀请更多的主体参与到城市更新的实践中来——比如上文提到的艺术家和市民之间主动的交往与合作，就是从更加微观的层面重新召唤、凝聚起了工业遗存的在地意义与日常生活之情感和记忆——或许不失为一种值得借鉴的方式。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媒介考古学理论与数字媒介研究的新范式”（2021EXW004）、上海市与同济大学部校共建传播学项目（0600152006）共同资助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原刊于《上海文化》2021年第12期 作者简介 张艳，女，1986年生，浙江杭州人。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媒介技术哲学与数字文化。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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