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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贵有自知之明”（Know yourself）； 二、“欲速则不达”（Nothing in excess）； 三、“人心叵测”（Commitment brings misfortune）。 不过，公元5 世纪的学者斯托布斯（Stobaeus）认为，所谓“德尔菲神谕”实乃七位古希腊圣贤的格言。现代学者则认为，它们应是古希腊流行的谚语。 这块墓碑上还刻有献给古希腊索里的哲学家科利尔克（Clearchos of Soli）的赞美诗，感谢他馈赠《德尔菲箴言》抄本。此人来自古希腊的索里（Soli，在今土耳其东部西里西亚），他是亚里士多德的信徒，潜心研究人类行为和控制社会关系的道德准则，并对宗教思想起源颇感兴趣。他认为，宗教思想源于东方，从波斯传播至印度，再传到犹太。这也是他不远万里前往大夏、阿伊哈努姆等地探险之原因所在（Leslie Kurke, 2010, p.124）。 据公元前2 世纪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地理志》（Strabo，XI.II.I）记载：“大夏国王们始终不断地把自己的领地向赛里斯（Seres“中国”）和富尼人（Phryni“匈奴”）地区扩张”（戈岱司，1987 年，第4 页）。公元前5 世纪末，希腊尼达斯城作家克泰夏斯（Ctesias of Cnidus），最早以“赛里斯”（Seres）一词来称呼中国。此人早年为古波斯王阿塔薛西斯二世的御用医师。公元前398 年－前397 年返回家乡希腊。他在《波斯志》一书写道：“据传闻，赛里斯人和北印度人身材高大，甚至可以发现一些身高十三肘（Coudée，约0.5 米）的人。他们可以寿逾二百岁”（戈岱司，1987 年，第1 页）。古希腊语Seres 一词源于斯基泰人对中国的古称，相当于粟特人对中国的称谓Srγ（汉译佛经作“沙落迦”）。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 Pelliot）引《梵语千字文》“娑罗誐”译作“洛”，证以《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称洛阳为Saraga，考证出粟特语Srγ本指洛阳。周平王东迁（公元前770 年）后，洛邑成为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名义上的首都，故斯基泰人将中国称为“洛阳”（伯希和，1962 年，第34-35 页；季羡林，1985 年，第141-142 页）。
2006 年，俄罗斯女考古学家波罗西玛克（Natalia V. Polosmak）院士在蒙古国诺颜乌拉山20 号匈奴墓发现一个希腊化风格的鎏金银牌，图案为希腊仙女宁芙（Nymph）与森林妖怪萨提尔（Satyr）嬉戏，萨提尔坐在老虎皮上（图01）。这个银牌与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藏希腊化风格的萨提尔与宁芙嬉戏大理石雕像（图02）如出一辙，没想到2000 多年前匈奴贵族墓也藏有相同题材的艺术品。诺颜乌拉山匈奴墓希腊化鎏金银牌的发现，说明希腊大夏王国与蒙古高原的匈奴人确实发生过交往（林梅村，2019 年，第53 页）。
古波斯文明是古代东西方文明的重要来源之一，早在公元前5 世纪就开始对中国文化产生影响。公元前2 世纪，张骞通西域，开启了丝绸之路，中国与波斯两地开始发生官方往来。正如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所言，“自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以西至安息（今伊朗高原），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司马迁，1982 年，第3174 页）。作为国际通用语（lingua franca），波斯语在丝绸之路上流行了两千多年。此外，波斯物种、冶金工艺、建筑技术、宗教文化等，亦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古波斯流行的黄铜（铜锌合金），传入中国后称为“鍮石”，成为汉唐方士点石成金的“药金”之一。古波斯玛瑙、水晶和各种彩色宝石及其加工工艺对中国传统首饰的影响长达千年之久。汉唐时期，外丹黄白术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古代冶金术的发展。唐人戴孚《广异记》记成弼用赤铜造黄金之事。其文曰：“隋末有道者居太白山炼丹砂，合成大还丹，化赤铜为黄金。有成弼者给侍之，持白刃杀道者，而得其丹。唐太宗召成弼，授以五品官, 敕令以铜造黄金，凡数万斤，所谓大唐金也。百炼益精，至今外国传成弼金, 以为宝货。”黄铜之优劣取决于含锌量。据报道，中亚发现的古代黄铜工艺品的锌含量不超过22‰。所谓“大唐金”的含锌量肯定高于22‰，因而产生了“至今外国传成弼金，以为宝货” 的轰动效应（林梅村，2000 年，第230 页）。 中国文明有着独立的起源，但是中国文明从未脱离世界文明而孤立发展。中国在积极吸收外来文明的同时，又对其加以改造，从而产生新的发明创造，反过来对外来文明产生巨大影响。本书对古波斯文明的调查可以说明这一点。 林梅村 2021 年1 月5 日于京城蓝旗营寓所
《轴心时代的波斯与中国——张骞通西域前的丝绸之路》 林梅村 著 ISBN 978-7-5604-4391-1 2021年12月出版 西北大学出版社 定价∶780.00元
本书图文结合，插入中英双语解说的400余幅高清照片和手绘线图，通过对阿契美尼德王朝帝王、都城遗址、陵墓遗址及出土文物的识读，展现地跨欧亚非的波斯“第一帝国”的扩张、融合历史；结合中外学者研究成果辨识和确认波斯帝国各郡国贡使浮雕，为东西方文明的早期交往提供确切的实物证据；对比研究中外出土文物和馆藏文物，梳理出张骞通西域前的丝绸之路上东西文明交往的轨迹，为研究前6至前3世纪世界文明交往提供第一手文物资料。 全书分四部分：一、古波斯帝国宫殿、陵墓及文化渊源；二、古波斯帝国30 国名录与武士浮雕；三、波斯波利斯王宫四方贡使浮雕；四、中国与古波斯帝国的文化交流；书末附有中英文索引。全书图文并茂，中英文双语解说，对古波斯建筑遗址、古波斯和米底帝王陵墓、古波斯石雕造像、楔形文字碑铭石刻、金银器、玻璃器等众多精美文物，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 1994 年5 月，经季羡林、宿白两位教授推荐，我从中国文物研究所调回北京大学考古系（今考古文博学院）从事教学工作；创建北大中外文化交流考古三级教学体系，为本科生开设丝绸之路考古、为研究生开设西域考古与艺术、碑铭所见中外文化交流、蒙元考古与艺术、欧亚草原考古、海上丝绸之路、中亚民族与宗教等课程，至今已有27 个寒暑。 中东地区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至明代遗址和墓葬出土了大批与波斯文化相关的文物。可惜缺乏实地调查，波斯考古成为我们教学的难点，只能利用二手资料进行教学和研究。 2012 年1 月，我们终于得到一个机会，应伊朗国家考古博物馆馆长大流士·阿克巴扎德（Daryoosh Akbarzadeh）邀请，出席德黑兰举办的“古代伊朗与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考察了德黑兰、加兹温、卡尚、伊思法罕、亚兹德、设拉子、菲鲁扎巴德、霍尔木兹岛等地古波斯、萨珊波斯和阿拔斯王朝文物古迹。 2017 年1 月，我又与北大中文系李零教授带研究生再次赴伊朗考察。这次考察从南至北，先赴波斯湾米纳布、霍尔木兹岛、尸罗夫港考察古港口；然后重访菲鲁扎巴德、帕萨尔加德古波斯皇家花园和居鲁士大帝陵墓、波斯波利斯王宫遗址、帝王谷古波斯王崖墓；最后飞往大不里士，在伊斯兰圣地—阿尔德比勒灵庙结束考察。 第一次伊朗考察后，我在北大本科丝绸之路考古和研究生课程上开始使用伊朗实地考察所获第一手资料。此外，我还在故宫博物院《紫禁城》杂志连续发表了五篇伊朗访古记，在英国《古物》杂志（Antiquity ）发表了一篇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学术论文。 为了让海内外广大读者更为深入地了解波斯考古与艺术，我们把目前收集到的古波斯文物考古资料结集为一书，题为《轴心时代的波斯与中国》。这项出版计划得到西北大学出版社马来社长大力支持，三顾茅庐，亲自到北京与我商谈此事。责任编辑马若楠女士为编辑、设计、校对书稿付出了大量心血。此外，我还要感谢梁鉴、任超、孙志军三位老友和学生刘拓，他们不仅陪我赴伊朗实地考察，而且提供了大批高像素遗址和文物照片。我的学生郝春阳和洪雷绘制了大批精美的线图，另外两位学生马丽亚·艾海提和达吾力江·叶尔哈力克编制了本书的中英文索引，英国学者凤飞（Francesca Monteith）博士为本书英文部分定稿，一并在此表示我由衷的感谢。书中的错误自然要由我个人负责。 林梅村 2021 年1 月5 日于京城蓝旗营寓所 亚洲考古新媒体 出品 仅供学习 侵权即删 来源：授權刊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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