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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总是有办法:从民国第一桩文明离婚到老年离婚

 民国女子 2022-02-15

要说民国第一桩文明离婚案,许多人一定会想起张幼仪与徐志摩于1922年的离婚。

要说老年离婚,许多人一定会想到当下诸多少年夫妻老来伴,熬到退休说拜拜的离异夫妻。

事实上,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将这两样占全了。

论起第一桩文明离婚,顾维钧早在1911年就应用中国民法有关双方自愿离婚的规定和原配张润娥离异。至于老年离婚,1959年71岁的顾维钧与66岁的黄蕙兰离婚另娶了54岁的严幼韵

顾维钧的两次离婚有意无意间开启了时代风气。

                                

一、包办婚姻的解体

顾维钧的第一次婚姻是包办婚姻。办婚姻其实也分三六九等。上等的便是门当户对青梅竹马,两家父母交好,儿女情投意合。这与如今的自由恋爱也没甚差别。中等的便是门第相当,子女相看后点头同意的。这其实就是今天的相亲,比如郁达夫与孙荃,张恨水和徐文淑等都属于这种。中等以下的包办婚姻就大同小异了,无非是父母强势安排,子女反抗。

顾维钧与订婚时年纪尚小,12岁。这桩婚姻的起源说法不一,有说是张家医好了重病的顾维钧,顾家感激之余定下的亲事。更广泛的说法是,张父有相人之术,知道顾维钧未来不可限量,提前定下乘龙快婿。定亲后,张父不惜重金,资助顾维钧一路求学。

顾维钧确实并非池中物,于人生他极有主见,与仕途他极有天赋。自英华书院至圣约翰学院后,1904年他到美国留学,两年后考入哥伦比亚大学。7年时间他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政治学硕士学位,国际法及外交法学博士学位。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不仅是一枚学霸,还是一名活动分子,他参与校内的各种演讲、辩论,担任《旁观者》、《哥伦比亚人》的编辑,还当选为哥大学生会的委员。

这样的人对待婚姻不会不慎重。

在美国留学的顾维钧对年少时订下的亲事较为抵触。他的哥哥写信说:“说姑娘本身很配得上,又漂亮又聪明,确实是一位很好的终身伴侣。”他回信中曾提出两个条件:“第一要放脚,第二要进一家新型学堂学英语,不能只在家读中文。

既然提要求,可见他尚未完全将张润娥排除在自己的人生计划之外。

那时候的顾维钧,打算从政,对妻子的要求大约除了彼此能沟通之外,还希望对自己的事业有所帮助。

他哥哥的回信似乎暗示了顾维钧的条件并非不可能达到。“他说他已经访问了女家并受到她父亲的热情接待。谈话中,他还看见那女孩一面。当时她在另外一间房子里窥视偷听。”不过这似乎也没有说明什么。

1908年顾维钧返乡谈亲,父亲为了让顾维钧同意结婚,绝食相逼,顾维钧与张润娥举行婚礼。

婚礼中有一细节颇有趣味:通常新郎和新娘事先都已被告知不要急于下跪,理由是谁先下跪谁就要受制,所以我们都在那里站着。虽然司仪一再向我们喊磕头,双方却不屈服。过了一会儿,我们同时互相弯了弯腰,仪式就算完成了。”

虽然完成了婚礼仪式,但是顾维钧并没有和张润娥同房。其实这次返乡成亲前后,张润娥在顾维钧的人生规划中已经不可能担任妻子的角色了。

张润娥是小脚,显然也没有到新式学堂去学英语。顾维钧带她去美国时,“她对英语的一无所知和她的小脚并没有给我造成多少麻烦。”

没有造成多少麻烦,但也没有助力,彼此之间也谈不上交流和共鸣。1908年的顾维钧不仅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业和各方面非常优秀,而且“政府要人已经瞩目于他”,他日后的岳父唐绍仪访美时对他也颇为期许。

他们到美国后,顾维钧去纽约,张润娥则被安排到费城。

大约1911年(这个时间节点是根据顾的回忆录,他也不是很肯定),顾维钧与张润娥签订了离婚协议。

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八抬大轿抬进门的妻子若无过错,怎么能离异呢?

许多八卦版本将之演绎为两女争一夫,认为是顾维钧的第二任妻子唐宝玥携父亲唐绍仪之权势和宠爱,逼走了张润娥,气死了张润娥的父亲。

顾维钧的回忆录中则是克制,忍耐,而天真”的张润娥接受了他的离婚协议,签署、抄写了他俩的离婚协议,结束了婚姻关系。

顾维钧的第三任妻子黄蕙兰听到的说法是张润娥遵循妇道随他回到纽约,可是她不懂英语,而且要学会说外国话和过一种完全两样的美国生活对她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她请求顾让她回家。

第一个版本太狗血,第三个版本是黄蕙兰道听途说的,顾维钧自己的版本为了追求政治正确而有点春秋笔法。

其实依照当时社会惯例,张润娥纵使被离,凭着张家先前的恩情和当时的观念,她傍着顾维钧的父母,占着顾维钧夫人的名分才是常态。但君若无心我便休,张润娥的风骨使她同意结束婚姻。张家父母只能接受女儿的决定。再说,顾和张润娥从未有婚姻之实,保留名分的话,也不过白白耗掉女儿一生。疼爱女儿的人家,大约也不想女儿空耗青春。

顾维钧总是有办法的。

这段婚姻体面、文明地宣告结束。后来张润娥在陆家观音堂落发为尼青灯古佛度过余生

 

二、合作婚姻的裂痕

顾维钧的老年离婚其实也颇为曲折。顾维钧的第四任妻子严幼韵自传中说,黄蕙兰舍不得大使夫人的头衔迟迟不愿办理离婚手续。

其实黄蕙兰固然舍不得大使夫人的头衔,但她更舍不得顾维钧这个丈夫。黄蕙兰的回忆录里提起顾维钧,虽有怨言,但不乏赞美,妻子特有的柔情不时流露。无论是否离异,她始终以顾维钧的妻子和顾家的主母自居。

顾维钧与黄蕙兰有过甜蜜时光,他们有两个儿子,他们共同度过漫长的岁月,他们曾经夫唱妇随周旋在国内政治势力和国际外交舞台上。

不过漫长的时光并不能消弭两人巨大的差异。顾维钧是上海旧式家庭出身,虽然少小离家,接受了足够多的西式教育,但旧式家庭的观念还是保留不少。黄蕙兰则是长在爪洼岛的第三代华侨,在欧洲度过青春期,虽然也有相当中国文化的底子,不过文化更为多元化,比如她一生都相信巫医和种种超自然力量。

文化差异和性格差距都不小,更重要的是两人都有任性的资本,不会轻易妥协。顾维钧才华斐然,年少成名,无论学校还是官场他都深受器重,早早担任要职。黄蕙兰则是首富备受宠爱的的女儿,婚后父亲给予她源源不断的金钱,也给予她万事随性的底气。

两人回上海探亲时,黄蕙兰嫌弃顾家给准备的房子不够舒适,带着孩子、保姆和狗去住华懋饭店的总统套房。后来夫妻俩回上海基本都各行其是。顾维钧住顾家的老宅子,黄蕙兰则住在饭店或后来收拾出来的新宅子。

顾维钧虽然能适应外交界的宴会,但天性并不太喜欢,但黄蕙兰却乐在其中,正式的宴会散了后和一群人继续欢聚,有时候还跳舞到天亮。顾维钧则早早散席去书房办公或者卧室休息。

黄蕙兰喜欢去新加坡探望父亲,一去往往好几个月。顾维钧也经常在周末出门。

早在严幼韵介入他们的婚姻之前,他们的婚姻就开始逐步转向合作式婚姻了。但是黄蕙兰并不知道如何挽回或者从不曾试图挽回。这也许受其父母的婚姻影响。

黄蕙兰的父母算是一对怨偶。黄蕙兰的母亲因为美貌被挑选为黄仲涵黄蕙兰的父亲的妻子。说是挑选并没错,因为黄家的财富在当地首屈一指,黄蕙兰外祖母家则是普通人家。嫁过来,夫妻俩属相不合,相处也不那么愉快。

黄蕙兰的母亲又是个极度骄傲的女性,丈夫的姨太太和姨太太所生的儿子严重打击了她。此后她和丈夫几乎完全没有性生活,小女儿进入青春期后,她更是带着女儿到欧洲长住。不过她始终守着嫡妻的身份。她是原配发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当时的观念中地位绝不动摇。黄蕙兰的父亲也始终尊重她的名分,并且在金钱上对她绝不吝啬。

这样家庭成长起来的黄蕙兰并不知道幸福的婚姻是一种什么样的夫妻关系。面对婚姻中的裂痕和疏离,她先是无视后来则是愤怒。

早期的时候她并不相信顾维钧的桃花会影响家庭,顾维钧的周末的外出或者远行归来后起居室里别的女人留下的痕迹,亦或其他人的警告,黄蕙兰没有太当回事。那时候大约也真的只不过是露水情缘或者黄蕙兰的疑心生暗鬼。

严幼韵出现后,黄蕙兰愤怒了。她求诸于孔祥熙夫妇,将杨氏夫妇调离巴黎(严幼韵当时是杨太太)。

杨光泩死后,顾维钧和严幼韵感情日深。黄蕙兰大概希望顾维钧能效仿黄仲涵晚年也曾遣散姨太太,独守一人,可是妻子的名分始终是黄蕙兰母亲的。不过顾维钧显然并没有这样的想法。

1956年顾维钧被免去驻美“大使”职务后,他着手与黄蕙兰离婚。

顾维钧总是有办法的。

1959年,顾维钧和严幼韵得以正式结婚。

黄蕙兰则常驻纽约,据说她晚年公寓的墙上挂满了昔日她和顾维钧出访的诸多合影。她和顾维钧的两个儿子顾裕昌与顾福昌都没有进入外交界工作,并且在20世纪70年代早于父母离开人世

1985年顾维钧去世,1993年黄蕙兰去世。

作者:刘洋风,高校教师,文艺学博士,写作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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