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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于1893年的周福清科举舞弊案，在当时轰动一时。不过，这件事后续有什么影响，当时的人们都想不到。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看这个事件，不由感叹它的影响之深远。 从小处说，它改变了周福清一家的生活状况，导致了周福清儿子早亡，孙子们苦涩的婚姻，还间接导致两个孙子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来。 从大处说，周家的败落迫使周福清的两个孙子周树人与周作人自谋生路，先后走上文学道路，成为民国文坛上两个绕不过去的重量级人物。 在此从小处落笔，说说周福清舞弊案对三个孙子婚姻的影响。
一 1893年是鲁迅人生的分水岭之一。 在此之前，他是一个官宦之家的少爷，他的祖父考中进士，门口高悬“翰林府”的大匾。他的父亲是个秀才，科举制不限年龄，未来考中举人也有可能。这是个让人仰慕的家庭。 这年鲁迅虚龄十三岁。 如果不是鲁迅的曾祖母在这年去世，然后发生他祖父的科举舞弊案，他差不多该到订婚的年龄了。 如果鲁迅在他祖父科举舞弊案以前订婚，十之八九，他订的是某位名门望族的小姐。 这从鲁迅父亲的婚姻可窥一斑。 鲁迅父亲娶的是绍兴城外桥头村一位书香门第的小姐鲁瑞。鲁瑞的外祖父官居翰林，祖父与父亲都做过京官，两个兄弟是秀才。 鲁迅家是绍兴城里的名门，鲁迅祖父做过翰林，鲁迅父亲考中秀才。 周、鲁两家放在一起一比，真是门当户对，不差毫厘。 鲁迅的婚姻就很困难了。 他祖父革职，坐牢，他家与官宦之家不再门当户对。与穷苦百姓家门户也不相当。他家还住在高大台门里，家中楼上楼下，名人字画，亲戚们也都有点社会地位，穷人家不敢高攀。 就这样到1899年，鲁迅虚龄十九，再不订婚不行了。他下面有两个弟弟，他不订婚，两个弟弟以后的婚姻更困难。 鲁迅并不着急订婚，自从祖父出事，他目睹了太多世态炎凉，滋长起他的反叛精神，他对一切外界强加给他的东西都反感。 着急的是鲁迅的母亲鲁瑞。 有位鲁迅的叔祖奶奶，给鲁迅（确切地说是给鲁迅母亲）介绍了一个她的同族姑娘朱安。朱安祖上做过知县，也算是有根基人家的女儿。
民国时期那些开明人家的新女性，二三十岁结婚的大有人在，终生不嫁的也有。 可是朱安家并非开明之家，朱安也非新女性。 这个年龄是很让人着急了。 以朱家的家庭情况与朱安的相貌性情，再拖下去，也不会找到好人家，与同样高难成低难就的周家长孙，倒是挺般配的。 因此，1901年，鲁迅母亲去朱家请庚，鲁迅与朱安正式订亲。 自从两人订亲起，天平向鲁迅一家倾斜。 就在这年，鲁迅祖父遇赦出狱，虽然有历史污点，不再是囚犯了。鲁迅考住了去日本留学的官费留学生，明年就要启程去日本留学。 对此，朱安家且喜且忧。 喜的是周家长孙有出息，周家看起来有复兴的苗头。忧的是鲁迅出去几年，不知心态有没有变化。 二 鲁迅去日本留学的事情，咱们都知道，他先是在东京，后来去仙台医学院学医，后来觉得学医不足以救国救民，又转学文学。 这几年，周家不急，朱家急坏了，眼见朱安二十八九岁，万一周家长孙在日本娶了亲，朱安可怎么安置呢？ 朱家不断向鲁迅母亲施加压力，鲁迅母亲也怕鲁迅娶了日本女子，婆媳不好相处，就给鲁迅去信说母病重，把鲁迅从日本骗回来。 鲁迅回来一看，母亲好好的，大门上张灯结彩，正在给他布置婚礼。 新婚之夜，鲁迅伤心不语，朱安惴惴不安。 鲁迅与朱安名为夫妻，终生未有夫妻之实，他们只是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 鲁迅曾想缩短他与未婚妻的心灵距离，在日本期间，他写信让朱安放脚，去学堂里读书，做个知识女性。 当时来说，女孩子放脚，去学堂读书，有很大压力，但不是做不到。
鲁瑞一位中年妇女都能放脚，朱安决心去做，未必不成。朱安就没有，她既没放足，也没去学堂读书，也没自学。她明知与未婚夫有差距，却没有为缩小差距做一点努力。 但她是想取悦未婚夫的。
婚后，鲁迅与朱安也不是完全不交流，无奈两人不在一条线上。 有一次，鲁迅说起一种点心，朱安为了讨好丈夫，连忙说，这种点心，她吃过。鲁迅当时无语，这是种日本点心，她怎么会吃过呢？ 如果朱安不是为讨好丈夫说她吃过，而是问丈夫，那种点心怎么做的，滋味如何，与中国哪种点心相似？一问一答，夫妻两人就有话说了。如果她机灵一点，问丈夫在日本的工作、学习情况，让丈夫教她认字，慢慢地，两人也会有些感情。 那样，鲁迅也许会与朱安相安一生。 虽然鲁迅性格上有很多缺点，我们不得不说，他对婚姻中另一半的要求并不高，这看看他以后娶的许广平就知道。
我想，如果朱安能像郁达夫之妻孙荃那样，虽然裹小脚，没上过新学堂，但是有才情，能够欣赏丈夫的才华，跟随丈夫的脚步去努力，大约鲁迅不会嫌弃她。说不定两人诗词唱和，成为人们眼中的模范夫妻呢。 但是，孙荃那样的女子，当初的鲁迅家，也是娶不上的。郁达夫家也是寡母带着三个儿子，比鲁迅家还清贫，但是，郁家家世清白，不像鲁迅家那样有污点。
孙荃与郁达夫 有人说鲁迅婚姻悲剧是鲁迅母亲一手造就，这是说不过去的。
周福清的科举舞弊案让周家名声扫地，财产荡尽，鲁瑞没有能力给儿子娶个称心如意的媳妇，只能随便给儿子凑合娶一个。 三 因为给长子包办的婚姻不幸福，次子周作人领回一位日本女子时，鲁瑞没有反对。 我想，鲁瑞没有反对的原因，不仅仅是对长子不幸婚姻的愧疚，还有个现实原因： 如果儿子不自由恋爱，她就要给儿子娶媳妇，长子娶妻都那样难，次子娶妻岂是容易的？ 周作人1909年领羽太信子回家时，周家的社会地位与经济状况并无明显改善，周氏兄弟的婚姻仍是难题。 儿子自己领媳妇回来，周瑞就不用费心了。 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是个日本下层女子，与周家门第不般配，不过，中日之间远隔重海，彼此来往稀少，不存在两方亲戚交往时门第悬殊的尴尬。 羽太信子是周氏兄弟在日本留学时住所的使女。在做使女的羽太信子眼中，这些一个月领着三十多块大洋的中国留学生是群有钱人。 羽太信子跟着周作人来到绍兴，果然见周家气势不凡，高高的台门，深深的宅院，门口上高悬“翰林“府大匾，羽太信子虽然不认得上面的字，也知道这不是一般人家。 在大海的那边，羽太信子的父亲也为女儿能够嫁入周家而自豪，跟人说，他的女儿嫁到中国的名门了。 周作人祖父科场舞弊给周家带来的羞辱，对羽太信子来说无所谓，她对科举本来就隔膜，而且语言不通，她只是觉得周家的生活环境比她家强多了。 羽太信子以怀孕需要人照顾为由，把妹妹羽太芳子接到绍兴，与她同住。后来她还撮合羽太芳子嫁给了周作人之弟周建人。 通常的说法，是说羽太信子耍了个花招，把周建人灌醉，送入芳子的房间，周建人只好与芳子结了婚。 这种事情，外人没见，不好否定，姑且算有。 但是，周建人与芳子结婚时，芳子只有十八岁，周建人比她大九岁，已经二十七岁。他们住在周家大台门里，周家人不同意，信子不可能强迫周建人与芳子结婚吧。 左：羽太芳子，中：鲁瑞 ，右：羽太信子 说到底，还是周建人有这样的意愿。周建人之母鲁瑞也默许与儿子与芳子的婚事。 原因如前所说： 儿子年龄不小，早该结婚，但是鲁瑞没能力操办。 旧式婚姻，从托人说亲，上门提亲，到送彩礼，筹备婚礼，劳神费力。结婚以后，两家迎来送往，婚丧吊贺，也是费钱费力。 鲁瑞是负担不起的。 儿子选择跨国婚姻，无疑是省钱省力之举。 四 随着鲁迅兄弟搬到北京，周家重新崛起。 大清已亡，在遥远的北京城里，没有谁还记得周福清科举舞弊案，周树人与周作人兄弟在大学教书，写作，收入丰厚，渐有声望。 他们的收入，已经允许他们在一个家之外，再养一个家。 老大周树人与老三周建人先后离开北京，在上海组建小家庭。周树人与许广平同居，周建人与王蕴如同居。
朱安与芳子留在北京，一个与婆婆同住，一个与姐姐姐夫同住，此生再未与丈夫团聚。 周氏兄弟凭借个人努力，提升了社会地位，有能力自主选择婚姻对象。 然而，这种提升仍是有限度，周氏兄弟的同居对象，都是过去的学生。老师选择学生，多少是利用她们的仰慕心理，近水楼台先得月。还是圈子小的缘故。 周作人有一段任伪职的经历，受人们诟病。若论夫妻感情，他是最忠贞的一个。他与羽太信子一夫一妻，白头到老，几乎没有绯闻，堪称模范夫妻。
但是，周作人与兄长决裂，出任伪文化官员，人们通常认为与羽太信子有关。从这个角度来说，周作人婚姻的负面作用也不小。 平心而论，鲁迅三兄弟，没有一人是好色之徒。他们的妻子与同居女友，都是相貌平平的。鲁迅与周建人抛弃原配，并非逐美猎艳，只是希望有一个与自己有共同语言能够温柔相待的女子。 茫茫人海寻求知己，得之，我幸，失之，我命。 鲁迅兄弟都没有样的奢念，他们渴求的只是一个中等家庭中等相貌中等才思的女子。 这个要求并不高，如果周家是个兴旺之家，娶到这样的妻子并不难，只是他们到结婚年龄时，因为祖父舞弊案带来的负面影响，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被动地接受命运赠与他们的苦涩的礼物。 鲁迅一生憎恨他的祖父，非是无因。 他们三兄弟的婚姻都笼罩在祖父的阴影之下，幸亏他们命好，赶上大清灭亡，一个新时代开始，他们可以搬离原来的环境，到一个新环境中重新生活。 如果生活于雍正乾隆时期，周福清很可能死罪难逃，子孙流放宁古塔，这个家庭就不是败落，而是灰飞烟没了。 即使不曾被流放，人们安土重迁，自己搬不走，别人忘不掉，那种痛苦才真正漫长绵绵，如钝刀子割肉，没有尽头。 鲁迅比两个弟弟年龄大，对这种家庭地位的跌落体会尤深，灰暗的少年时光时常在他的文字间浮现，念念于兹，至老不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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