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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信来:沈从文与汪曾祺的师生情

 民国女子 2022-02-15



汪曾祺去世前,梦见了自己的老师沈从文:“沈先生还是那样,瘦瘦的,穿一件灰色的长衫,走路很快,匆匆忙忙的,挟着一摞书,神情温和而执着。”他记下了这个梦,没多久这些文字在《文汇报》发表,作者一栏被加上了黑框。

他一直得意自己被沈从文赏识,曾不无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

这临终一梦,绝非凭空而来。

“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


1939年夏天,年仅19岁的汪曾祺告别了故乡高邮,千里迢迢来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成了沈从文的学生。

在这之前,为躲避战乱,也为了备考,他住进了一所幽静的庵堂。除了必备的教科书,还带了两本书,一本《沈从文小说选》,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后来他撰文说,正是这两本书定了自己的终身:
这使我对文学形成比较稳定的兴趣,并且对我的风格产生深远的影响。我父亲也看了沈从文的小说,说:“小说也是可以这样写的?”我的小说也有人说是不像小说,其来有自。

……不能说我在投考志愿书上填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是冲着沈从文去的,我当时有点恍恍惚惚,缺乏任何强烈的意志。但是“沈从文”是对我很有吸引力的,我在填表前是想到过的。——《自报家门》
那时沈从文正当盛年,是创作正佳的时期,在文坛上已经很有名望了。不过在西南联大,他是个特殊的教员,一没有大学文凭,二缺乏学术专著。要不是小说闻名于世,是很难有人看上他的。虽有胡适、梁实秋、徐志摩、巴金等人的青睐,但一个自学出身的人在大学里任教,到底根基不牢,底子单薄。

最瞧不起沈从文的,当属恃才自傲、狷介无比的刘文典。据说在讨论沈从文晋升教授职称的会议上,他勃然大怒:“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应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可拿四块钱。可我不会给沈从文四毛钱。沈从文都要当教授了,那我是什么? 那我岂不成了太上教授了吗? "

有一次为避空袭,大家跑警报,沈从文碰巧从刘文典时身边擦肩而过。刘文典面露不悦之色:“我跑是为了保存《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你干嘛跑啊?”

因沈从文不善辞令,湘西口音又重,在西南联大选修沈从文课程的学生不多,坚持来听课的大概也就七八位,其中就有汪曾祺。沈先生的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他都跑去认真听。平时执弟子礼甚恭。只要在校园里见到沈从文,他总是谦恭地退立一旁。

据汪曾祺回忆,沈从文上课“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巧的江湖气。讲的很诚恳,甚至很天真。”

当时的汪曾祺,十八九岁,在众人眼里,是一个不修边幅的文艺青年,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旧的蓝布长衫,扣子只扣了两个,趿拉着一双布鞋不提后跟,经常说笑话,还抽烟,很颓废的样子。

也许,他命中注定就是沈从文的学生,跟他一样,沈从文也有点“丧“,按梁实秋的说法,是:“讲话细声细气,见着人总是低着头羞羞答答的。”但这个站在讲台上,没有丁点教授腔,自称是”乡下人“的腼腆书生,以他驳杂有趣、谈天式的讲课方式,深深打动了年轻的汪曾祺。

他们本质上,是一类人,都有一颗赤子之心,至真至纯。


多年后,汪曾祺大器晚成,在文坛上声名鹊起,他开始提笔写沈从文的作品,写沈从文这个人,写了一篇又一篇,写了那么多,又都那么好。他用心记下先生的点点滴滴,让读者穿越时空的风尘,触摸到一个温暖的灵魂。

在西南联大,沈从文讲《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因战乱不易找到,他就自己抄,抄得了卷成一卷,上课时分发给学生——“但愿学生省点事,不怕自己麻烦”。

他在学生作业后面写非常长的读后感,有时候比原作还要长。

学生交了作业,他不简单评价好和不好,而是找来几篇类似作品,让学生去体会,去借鉴。

他鼓励学生们多读书。西南联大文学院的学生们,多半手上都有他的藏书。谁借了什么书,什么时候借的,是一把糊涂账,他从不计较。

汪曾祺的作文写得好,他经常拿着帮忙推荐去投稿,投稿换来的稿费,多半被拿去泡茶馆打牙祭,汪曾祺说:这是很大的鼓励。

有一次汪曾祺去老师家里,发现他为了防止超重节约邮费,把学生习作的原稿纸边裁去,汪曾祺这才意识到,老师“这辈子为别人寄稿子用去的邮费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了”。

而沈从文,虽然没有专门著文,却有零星的文字,散落在他给友人的书信中,让人得以窥见他与汪曾祺的深厚感情。

1941年2月3日,沈从文给施蛰存写信,谈及昆明的一些人事,其中说道:“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语气极其肯定。现存沈从文书信,这是最早提到汪曾祺的;当时汪曾祺还只是试笔阶段,在西南联大一群学生作家中崭露头角而已。

被沈从文预言“将来必有大成就”的汪曾祺,有一天晚上:
“喝得烂醉,坐在路边,沈先生到一处演讲回来,以为是一个难民,生了病,走近看看,是我!他和两个同学把我扶到他住处,灌了好些酽茶,我才醒过来。有一回我去看他,牙疼,腮帮子肿得老高。沈先生开了门,一看,一句话没说,出去买了几个大橘子抱着回来了。”——《自报家门》
汪曾祺自然深知,亦不无骄傲,“沈先生对我这个学生是很喜欢的。”

“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



1943年,汪曾祺从西南联大肄业。

此后,他先是在昆明市郊的一所私立学校当了两年教员,后来离开云南,辗转来到上海,原想通过熟人或朋友找一份职业,不料却连碰钉子,手头仅有的一点钱也花光了,他情绪异常低落,给沈从文写信,说自己想自杀。

性格温和的沈从文一反常态,回信骂他:

“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甚至想到自杀,真没出息!你手中有支笔,怕什么!”

过了几天又来了一封,是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从苏州寄来的,原来沈从文大约觉得自己话重了些,于是让太太来安慰学生。

嘴上很凶,私下却四处写信给朋友,为汪曾祺找工作。
我有个朋友汪曾祺,书读得很好,会画,能写好文章,在联大国文系读过四年书。现在上海教书不遂意。若你们能为想法在博物馆找一工作极好。他能在这方面作整理工作,因对画有兴趣。如看看济之先生处可想法,我再写个信给济之先生。——1947年2月致李霖灿
沈从文还让汪曾祺带上举荐信,去找上海的李健吾。此前,从沈从文的多次推荐中,李健吾已对汪曾祺有所了解,也很欣赏其才气。现在汪曾祺找上门来,他便热情地给予鼓励,并举荐汪到一所私立中学任教,使汪在此度过了一年多相对稳定的生活,且有幸结识了著名作家巴金。

其实,这段时期的沈从文,日子非常艰难,他分别于1942年、1947年和1948年连续三次遭到文艺界有关人士的围攻,甚至被斥为“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致使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一度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最终被送进精神病院。康复后,沈从文忍痛放弃了文学创作,转而从事文物考古研究工作。

当时汪曾祺也关注到这场“围攻”:“沈先生写了两篇杂文,引来一场围攻。那时我在上海,到巴金先生家,李健吾先生在座。李健吾先生说,劝从文不要写这样的杂论,还是写他的小说。巴金先生很以为然。我给沈先生写的两封信,说的便是这样的意思。”

1958年,时任《民间文学》编辑的汪曾祺,为沈从文的“落后非落后”声辩了几句,因言获罪,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科所劳动改造。在这里,他与工人一道起猪圈、刨冻粪,杠麻袋,孤寂苦闷时,就给家人、给老师沈从文写信,从那一封封充满温情的回信中,他得到了莫大的精神抚慰。

1960年年底,汪曾祺被摘掉了“右派“帽子,宣布结束劳动改造,因原单位不接受,他遂留在农科所协助工作。当时在住院治疗的沈从文从得悉此情后,不禁欣喜万分,立即给汪曾祺回信。因等不及家人为他找来信笺,他就从练习本上撕下几张纸急匆匆地写,回家又用毛笔重新誊写,整整十二页,洋洋洒洒七千字。
“担背得起百多斤洋山芋,消息好得很!……应当好好的活,适应习惯各种不同生活,才像是个现代人!一个人生命的成熟,是要靠不同风晴雨雪照顾的。……热忱的、素朴的去生活中接受一切,会使生命真正充实坚强起来的。”

“我的生命就是在一种普通人不易设想的逆境中生长的。……这生活教育,也就变成自己生命的营养一部分,而且越来越丰富。……你如能有机会到新的人群中去滚个几年,……没有别的话好说,接受下来吧。高高兴兴的接受吧。我赞同你!
他用轻松愉快的笔调,描述自己家庭里的情形:两个做工人的儿子,每到周末回家,打地铺,“卧听柴可夫斯基音乐,谈新机床某一轮子的转数”;家里还多了个十七岁的女孩子,能歌善舞,性格极好,“是我的侄女,到这里来已改成女儿”。自己呢,“对于外来干扰,人事得失,则一律用'微笑’招架抵挡!”

最后,他鼓励汪曾祺不要放弃手中的笔,坚持写下去:

“一句话,你能有机会写,就还是写下去吧,工作如作得扎实,后来人会感谢你的!”又说,你“至少还有两个读者”,就是他这个老师和三姐,“事实上还有永玉!三人为众,也应当算是有了群众!”


一九六二年汪曾祺回到了北京,在北京京剧团做编剧。这多少让沈从文觉得欣慰,他在给老友程应镠的信里说汪曾祺的现状,“体力健康,精神也好,在《人民文学》前几期写了篇小说,大家都承认'好’。值得看看。目下在一个京剧团作事,还在写,下月可能还有篇更好的发表。本月份《北京文艺》也有一篇”。

汪曾祺的点点滴滴,他这个老师都看在眼里;不仅如此,还忍不住在信中为他钟意的学生打抱不平:
“人太老实了,曾在北京市文联主席'语言艺术大师’老舍先生手下工作数年,竟像什么也不会写过了几年。长处从未被大师发现过。事实上文字准确有深度,可比一些打哈哈的人物强得多。现在快四十了,他的同学朱德熙已作了北大老教授,李荣已作了科学院老研究员,曾祺呢,才起始被发现。我总觉得对他应抱歉,因为起始是我赞成他写文章,其次是反右时,可能在我的'落后非落后’说了几句不得体的话。

“但是这一切已成'过去’了,现在又凡事重新开始。若世界真还公平,他的文章应当说比几个大师都还认真而有深度,有思想也有文才!'大器晚成’,古人早已言之。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
常有人说沈从文天真不通世故,真是可笑。他一生经历了那么多事情,又是行伍出身,年纪轻轻,就见过死人无数,他对那点世事早已明察秋毫,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

但是在“世事洞明”之下,他选择用天真来回应一切。这是人世间,最高贵的活法。因他的赤诚,另一个赤子才得以在风雨飘摇的世界里,保全自己的心灵和才华,以一手温雅清新的文字惊艳文坛。

作者:甘草子,不小资,不文艺,不妖娆,不风情,恬淡自守,性如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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