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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包办婚姻有幸福的吗?有,李大钊与赵纫兰就恩爱一生

 民国女子 2022-02-15

包办婚姻有幸福的吗?有,李大钊与赵纫兰就恩爱一生。

 

01

1899年,河北乐亭大黑坨村一户颇气派的农家宅院里,正在举行一场热闹的婚礼,新娘是16岁的赵纫兰,新郎是10岁的李大钊。

大媳妇小丈夫的婚姻,在一个世纪以前很流行,一些家境不错却缺少人手的人家,会给儿子娶个大几岁的媳妇,一则帮忙照看孩子,二则帮着做家务,三则也可以早早抱孙。

李、赵两家是世交,又有老亲。李大钊祖父李如珍是前清秀才,赵纫兰的祖父和父亲也都能诗能文,李如珍与他们在东北做过生意,虽没大富,也挣了些钱。在家乡置了九十多亩地,建了一座三进的宅院,立堂号“怀德堂”,赵家有一百亩地,堂号“福臻堂”。过去乡间立堂号的,就算是乡绅之家了。

李、赵两家,称得上门当户对。只是李如珍家人丁不旺,李如珍晚年过继弟弟李如珠之子李任荣为嗣子,李任荣有肺疾,乐亭所在的唐山地区是地震多发地,李任荣新婚不久发生地震,他背着母亲逃生时受了伤,病情加重,还没看到妻子腹中的孩子出世,就病故了。妻子生了一个遗腹子,由于哀伤成疾,李任荣之妻也病故了,留下一个刚刚一岁半的孩子。

这个无父无母、无兄弟姐妹的孩子就是李大钊,他是被年迈的爷爷一口一口嚼着饭喂大的。

赵纫兰家人丁兴旺,赵文隆原配生有一子两女,续娶的盛氏又生一女一子,女儿就是赵纫兰。赵纫兰的名字取自屈原《离骚》中的“纫秋兰以为佩”。这个名字与赵纫兰的性格很相配,她像兰一样平凡,也像兰一样清芬。

02

赵纫兰与李大钊结婚时,李大钊年仅10岁,祖父73岁,祖母77岁,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一家人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赵纫兰到来,给这个暮气沉沉的家庭添了很多活力。

最高兴的还是李大钊,他从小孤零零与年迈的祖父母一起生活,如今,有一位心疼他的姐姐了。婚后,赵纫兰称李大钊的小名“憨坨”,李大钊称赵纫兰为“姐姐”。他俩名份上是夫妻,实际上是姐弟,李大钊一半是被爷爷带大的,一半是被赵纫兰这个姐姐带大的。

 李大钊从小聪慧,四岁识字,六七岁到私塾里读书。有了姐姐赵纫兰的照顾,李大钊读书更刻苦,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李大钊因学业优异,录入永平府中学堂读书。

在李大钊去永平府中学堂读书前后,他的祖母和祖父相继去世。两位老人很长寿,都活到了八十岁。

老人去世,经常会引发家庭矛盾。李大钊的祖父去世以后,也闹了一场风波,原来,李大钊祖父李如珍虽然无子,却有三个女儿,三女儿老检姑子嫁在本村,李如珍收李任荣为嗣子,老检姑子很不满,认为李任荣占了她应得的家产。她在李如珍的丧事上大闹,要求大办丧事。一场丧事折腾下来,李家的财产去了近半。

李大钊与赵纫兰守着剩下的产业,也能过日子。可是,李大钊想读书,那时的学校,有钱人家的子弟才上得起,没钱人家的孩子根本读不起。祖父的丧事之后,李家元气大伤,李大钊再去读书,无疑是让家中经济雪上加霜。

李大钊心里很犹豫,一向温柔的赵纫兰在此事上表现得很果断。料理完祖父的丧事,她就逼李大钊回到学校,学费的事,她让李大钊不要管,她来解决。

1907年,李大钊到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读书,他是自费生,读了六年,花了很大一笔钱。赵纫兰典当挪借,艰难地供李大钊完成了学业。

李大钊在《狱中自述》写道:

“钊在该校肄业六年,均系自费。我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

 

03

1913年中秋节前夕,李大钊从北京赶回老家,与妻子儿女过了一个团圆的节日。

这年李大钊24岁,刚从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毕业,在校期间,他成绩优异,表现突出,被誉为“法政三杰”之一。

赵纫兰在这六年间生了四个孩子,头一个女儿夭折,还有两儿一女。李大钊此番回家,与他六年前求学时情景大不相同,长子葆华和长女星华,一个四岁,一个两岁,在家中跑来跑去,次子出生不久,瞪着一双眼睛骨骨碌碌看着陌生的世界。

有这些跑跳着、哭闹着的孩子,家里就有了生机。从小生活在孤寂家庭中的李大钊非常喜爱孩子,他是一位慈祥的父亲,从来没有打骂过孩子,他的女儿星华说:“我总爱向父亲问许多幼稚可笑的问题。他不论多忙,对我的问题总是很感兴趣,总是耐心地讲给我听。”我们对比一下陈独秀对待孩子的态度,就会知道这有多难得。

赵纫兰看到丈夫回来也很高兴,丈夫在外读了六年书,她很希望丈夫找一份工作,一家人一起吃饭,一起聊天,而不是丈夫总是匆匆小聚就离开,孩子的长成的喜悦和烦恼都无法与丈夫同步共享。

赵纨兰的心思,李大钊是明白的,但他在法政学堂上学期间,心态发生了很大改变。这六年,不仅李大钊家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的时局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清王朝灭亡,民国建立,仍是积贫积弱,饿殍遍地。李大钊跟很多有志青年一样,对国家前途命运比个人的前途命运更关心,他想东渡日本求学,通过日本这个窗口了解西方近代思想。

丈夫刚刚结束六年外地求学,又要去更远的日本,赵纫兰心中不舍,但她仍然以丈夫的事业为重,她想方设法给李大钊筹措了一笔钱。孙洪伊、汤化成两位名士也答应给李大钊提供赞助。李大钊再次辞别妻子,东渡日本,到早稻田大学学习,接触到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

 

04

李大钊去日本不久,他们的小儿子染上天花,不幸夭折。丈夫不在身边,赵纫兰独自承受了丧子之痛。她只能小心守护着葆华、星华两个孩子,生怕他俩再出意外。

1916年,李大钊从日本学成归国,他办报纸,写文章,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干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李大钊热情宣传俄国十月革命,他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的未来指明了方向,这是一条救国救民的路。

赵纫兰无怨无悔在老家带着孩子,1917年4月,赵纫兰因为积劳成疾而病倒,李大钊闻讯连忙赶回老家,给赵纫兰端汤喂药,直到赵纫兰病愈,他才返回北京。

李大钊人在北京,心里挂念着赵纫兰和孩子们,只是他没有一份稳定工作,把赵纫兰和孩子接过去,也无法安置。

1918年,李大钊在章士钊推荐下,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后来又被聘为北大教授,生活稳定下来,有了一笔可观的收入,他连忙租了一所房子,趁着放暑假回到家乡,把赵纫兰和孩子接到北京,一家人聚少离多十一年,终于团团圆圆生活在一起了。

这是赵纫兰一生最幸福的时光。

白天,李大钊去上班,葆华和星华去上学,赵纨兰在家操持家务,傍晚,孩子们放了学,李大钊下了班,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饭后,孩子写作业,李大钊写文章,赵纫兰在灯下做针线。灯光微黄,像一轮落日,赵纫兰时不时抬起头看看丈夫孩子,心头暖暖的。

 

李大钊举止稳重,少言寡语,回到家,见到妻子儿女,他却像变了个人,他给孩子们讲故事,背诗词,教妻子读书认字,有时还跟妻子下上几盘棋。与那些在外面春风和煦回到家就冷着脸的“严父”们完全不一样。

赵纨兰是个乡下女子,没上过学,因为比李大钊年长,又常年操劳家务,看上去比李大钊老很多,被人误以为是李大钊家的保姆。每当有客人来访,她总是躲在内室里,不好意思出来,李大钊总是给她整好衣服,理好头发,把她大大方方把她介绍给客人,从来不以自己的妻子是个乡下女人而自卑。

05

李大钊并没有仅仅沉浸于家庭的小幸福之中,仍然在为他的理想而忙碌,他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来又与陈独秀筹备建党。赵纨兰虽然不知道丈夫在忙什么,但她知道丈夫做的事情一定是重要的事情。每当李大钊与同志们开会时,她就坐在门口放哨,看看门外有无可疑人员。

李大钊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月薪120元,还在几所大学授课,收入非常可观,足够一家人过上富足生活,可他的生活俭朴得像个小职员,原来,李大钊主动每月拿出80块钱当活动经费,还拿不少钱补贴贫困青年,一个月剩不下多少钱,赵纫兰精打细算,才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北大校长蔡元培得知李大钊家的情况,特地嘱咐会计,每月发薪水,扣除一部分,余下的直接交到赵纫兰身上。

赵纫兰从来没有抱怨李大钊,她有时比李大钊更关心那些贫困青年。有一次,赵纫兰见一个来拜访李大钊的青年身上没有棉衣,就把给儿子葆华刚做的一件新棉袍送给了他。

李大钊的革命活动不仅给他自己带来了很大风险,也给赵纫兰和孩子们带来了很多麻烦,他的家门口经常有陌生人晃荡,有时还强行闯到他家里,到他的屋里到乱翻东西,赵纫兰不得不带着孩子经常搬家或者躲回乐亭老家,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06

1927年4月6日早上,灾难降临,李大钊与长女星华在家中被军阀张作霖的手下抓捕,赵纫兰带着小女儿出去散步,也被抓了起来。

她们被关押了二十多天,只在法庭上见过李大钊一面,李大钊穿着一件旧的灰布棉袍,头发乱蓬蓬的。赵纫兰和两个女儿一看到她就哭起来。

李大钊看着满脸泪水的妻女,心里江海翻腾,他的脸上仍然是平静的,几乎看不到波澜,他跟法官说:“我的妻子是个乡下人。我的孩子年纪都还小,她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跟她们没有关系。”

短暂的见面以后,法官命令警察把赵纨兰母女押下去,她们坐在女牢里,打听不到李大钊的消息。4月28日黄昏,警察让她们收拾东西出狱,她们回到家时天已经黑了。

第二天,李大钊的舅舅上街买报纸,哭着从街上回来,大女儿星华拿过报纸一看,看到上面写着“李大钊等昨已执行绞刑”,眼前一黑,哭了起来,赵纫兰更是哭得昏过去三次,每次都是刚刚醒来又昏了过去。

 

过了好半天,赵纫兰才稳住自己,用微弱的声音跟女儿星华说:“昨天是几号?记住,昨天是你爹被害的日子。”

李星华哭着拿起地上的报纸,看了看上面的日期,跟赵纨兰说:“妈,昨天是4月28。”

赵纫兰微微点了点头。

《晨报》报道李大钊家中的惨状:

“李妻闻耗,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益加剧,以致卧床不起。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

 由于李大钊的收入大都用来资助革命事业,赵纫兰给李大钊买棺材的钱都拿不出来,在梁漱溟、章士钊、蒋梦麟等人的帮助下,才将李大钊的遗体收敛,停放到一座寺院里。

李大钊被害时,还不到38岁,赵纫兰43岁,五个孩子,长子葆华刚满18岁,最小的孩子才三个月。长子葆华被李大钊的生前好友周作人、沈尹默等人秘密送到日本,赵纫兰带着另几个孩子回到了老家乐家。

赵纫兰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她的牙龈溃烂,头发蓬乱,眼睛里没有一点光彩,只是为了几个小儿女,她勉强活着。

07

一晃六年,赵纫兰的病体越来越差,她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她最放不下心的是丈夫的棺材还寄放在寺院里,没有入土为安,她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完成这个心愿,她不能带着遗憾去见丈夫。

赵纫兰拖着病体来到北京,求助于李大钊的生前好友,在他们帮助下,终于给李大钊举办了一个隆重的葬礼,把李大钊葬在了香山东麓的万安公墓。在李大钊墓穴旁边,给赵纫兰也留了一个穴位。

安葬丈夫以后35天,赵纫兰也跟着丈夫走了,享年49岁,她如愿以偿安葬在了丈夫身边,陪伴着她的“憨坨”弟弟。

08

在狷狂的民国文人之中,李大钊是一股清流,他不嫖娼,不赌钱,不嗜烟酒,布衣蔬食,安步当车。在那个新旧交替的年代,很多人在新旧道德之间钻空子,打着反对“婚姻自由”的旗号,抛弃结发妻子,另娶年轻美貌女性为妻。君子如胡适,也有弃旧迎新的打算,只是迫于江冬秀的泼辣,只好放弃了这个念头。

李大钊对赵纫兰,从未嫌弃,一直平等相待,尊重爱护。这跟李大钊同情孤弱的性格有关,也跟他特殊的家庭情况有关,他生长在一个人丁特别单薄的家庭之中,赵纫兰不仅是他的妻子,也是他的姐妹,同伴,发小,也是他革命工作中的战友,同志。他与赵纫兰的感情是亲情、爱情、友情的叠加,这个分量,远比普通的夫妻之情的分量要重得多。

对赵纫兰来说,也是如此,李大钊是她的丈夫,也是她的弟弟,朋友,伙伴,同志,战友。李大钊之死,对她来说,不仅是丧夫,也是丧失了一位亲人,一位朋友,一位革命道路上的同行者,领路人。对她是全方位的打击,她的痛苦是普通妻子痛苦的数倍。

她单薄的身体承受不住这样的痛苦,她再也没有从痛苦中走出来。

李大钊死后,她的心就死了。

当然,我们也不能仅仅把他们之间深厚感情归于李大钊特殊的家境和李大钊善良的本心,赵纫兰自身也很重要,她平凡、朴实,又很要强,勤劳,能干,不慕荣华,不论李大钊做怎样的选择,她都无条件支持,是李大钊事业上的后盾,生活中的同伴。她这样的美好品质,才赢得李大钊对她的尊重。

赵纫兰去世以后,她的儿女都走上了革命道路。1936年,中共河北省委鉴于她多年的表现,追认她为共产党员。1983年,李大钊烈士陵园建成,李大钊与赵纫兰的灵柩迁葬至陵园内,他们长相伴,不分离。


作者:

叶何其:喜欢文史,爱好八卦,关注女性与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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