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如今的人们谈及大宋苏东坡，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自古至今，所到之处，无论是文章诗词，还是人格精神，历来都是“圈粉”无数，尤其脍炙人口的是，东坡先生自带“吃货”标签，以其命名的“东坡肉”“东坡肘子”“东坡鱼”，被人频频提及，一众老饕无不眉飞色舞，唇齿流涎。然则，这样一位美食家，在其苏门四学士中，除江西诗派开山之祖黄庭坚、“山抹微云君”秦观、“农喜亦喜，农忧亦忧”的张耒以外，巨野晁补之（无咎）则是身后寥寥，少人得知，犹如其名，似乎是苏门四学士中的“补之”。其存世之《鸡肋集》竟也是以“弃之如可惜，食之无所得”的鸡肋命名，更令我们意外和费解，不但没有一丝苏东坡“饱得自家君莫管”的意思，也没有半毫“人间有味是清欢”的风采嘛！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20岁时的苏轼，曾让文坛领袖欧阳修十分赏识，称“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晁端彦（晁补之叔父）也曾侧面印证说：“吾从欧阳公游久矣，公令我来，与子定交，谓子必名世，老夫亦须放他出一头地。” 熙宁四年（1071年），晁补之十七岁，父亲到杭州做官，他随同前往，于是荟萃了钱塘山川风景人物的秀丽，写成《七述》一书，带去见杭州的通判苏轼。苏轼原先也想对“眼前风景”有所感赋，但读《七述》后赞叹说：“我可以搁笔了！”活脱脱又一个版本的“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处于创作旺盛期的苏轼，为什么对十七岁的晁补之青眼有加呢？难道仅仅是对于其父的一种客套话吗？而晁补之为苏轼所期许，偌大才名，为何又少为人知呢？ 正是因为苏轼来到了杭州，久仰其大名的晁补之多次写信，表达了拜入其门下的愿望，最终凭《七述》打动了苏轼，成为了第一个“获侍于苏公”拜师学艺的弟子。这是两人订交之始，可以说苏轼对晁补之影响深远。对于这位弟子，苏轼也是抱有很大的期许，虽然说亦师亦友，相互探讨，但显然晁补之在苏轼这里，诗文书画均受益非浅，苏轼时常对他指点迷津。“辱在先生门下，虽疾风苦雨，晨起夜半，有所请质，必待见先生而后去。先生亦与之优游讲析，不记寝食，必意尽而后止”。元丰二年（1079），晁补之27岁时，考中进士，开封府和礼部考试都是第一名，众多的考生中，连宋神宗都指着他的试卷说：“深于经术，可革浮薄。”授澶州司户参军，试学官，任北京国子监教授。很显然，晁补之在政治上，早期是非常想有一番作为的。 荒凉废圃秋，寂历幽花晚。山城已穷僻，况与城相远。我来亦何事，徙倚望云巘。不见苦吟人，清樽为谁满。 ——苏轼《新城陈氏园次晁补之韵》 熙宁七年八月，苏轼以督捕蝗虫再次来到新城，在晁补之的陪同下参观新城县七贤乡陈氏园，写下此诗。晁补之则以《次韵苏公和南新道中》相和，一句“公来无与同，念我百里远”，既回答了苏轼“我来亦何事”之问，又表达了对老师苏轼的感激之情。再有“山园芙蓉开，寂寞岁云晚”，使我们清晰的感受到，师生在彼此的一唱一和中那种浓浓的师生之谊。 熙宁八年，晁补之与父亲晁端友回到山东故里，不久又去了开封，晁端友因病卒于京师昭德坊，晁补之于熙宁九年侍奉母亲再度返济州巨野故里。师徒二人暂时分离后，在熙宁十年春，苏轼自密州去开封时，在汶上李师中处师徒再度相见。苏轼在都门时，晁补之又去京师专程拜谒苏轼。  其后元祐年间，苏门四学士交游甚多。元祐六年春，晁补之南下赴通判扬州任，治政事颇勤。次年春，苏轼以龙图阁学士、充淮南东路兵马钤辖改知扬州，在扬州的这半年期间，师徒游宴唱和，交往频繁，彼此欢愉。 然而一切美好的氛围，都是短暂的，绍圣二年晁补之因与苏轼修建扬州摘星楼一事，贬为通判应天府，随即移通判亳州。绍圣年间，新党又将苏轼连夺三官，远贬惠州，这样修摘星楼的罪名大多落到了晁补之的身上，对此苏轼深感不安，与人交谈时，每每愧疚自己连累了晁补之。 晁补之纵有才气纵横，与其师苏东坡一样的“腹有诗书气自华”，且政绩斐然，但也一样的满腹“不合时宜”，最终也是一生漂泊，身世潦倒，仕途也随着苏东坡起起伏伏，一贬再贬都是最平常的，在短暂回朝任职后，终于在1103年再次被贬，不过这次至少是回到了故乡。之后，晁补之废退金乡，将自己的寓所命名为东皋，虽然说是“忘情仕进，慕陶潜为人”，我们也能看出，他是在隐隐地向恩师“东坡”致敬。 苏轼在《答李昭玘书》中说：“轼蒙庇粗遣，每念处世穷困，所向辄值墙谷，无一遂者，独于文人胜士多获所欲。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之”。 李昭玘《上眉阳先生》亦云：“晁君气豪迈，辨博俊敏，下笔辄数千言，纤余卓荦，驰揫敛，各尽其妙。尝曰此文苏公谓某如此作，此文某所作苏公以为然者也。又数年先生罢东武还朝，晁君见先生于京师。既归，昏夜叩门，开轩置烛，出先生新文十余篇，促席吟诵。晁君健辞气，每道先生言语，至险绝处，口吃如不快意。须臾，风雨暴落，窗撼烛灭，倏忽之间，疑有神物二人者。独把卷嗫嚅，恍然不知心形之俱忘也”。 苏轼还曾单独称赞晁补之的文章，写得博雅隽永瑰伟很有说服力，远超一般人，以后一定会显名于世，因此人人都将知道他的名字。但苏轼也在给黄庭坚的信中谈到：“晁君骚词，细看甚奇丽……然有少意，欲鲁直以己意微箴之。凡人文字，当务使平和，至足之余，溢为怪奇，盖出于不得已也。晁文奇丽似差早，然不可直云尔。非谓其讳也，恐伤其迈往之气，当为朋友讲磨之语乃宜”。苏轼恳切的提到，所谓“奇丽似差早”，正是他感觉晁补之由于年少气盛而发语不够沉着，请黄庭坚以朋友切磋的方式，婉转提醒。 在“苏门四学士”中，晁补之与张耒旧时曾做过一段时间的邻居，相距不过百尺，关系更为密切，“外虽朋游，情实兄弟”，时人将其二人并称“晁张”。张耒曾评价区分过秦观和晁补之文章之间的差异：“秦文倩丽若桃李，晁论峥嵘走珠玉。”我们可以看出，秦观的特色在文采流丽，而晁补之主要以气势惊人。但是大家公认的是晁补之“学东坡，韵致得七八。”张尔田在《忍寒词序》中也说过“学东坡者，必自无咎起，再降则为叶石林，此北宋正轨也。”苏轼的另一得意门生黄庭坚对晁补之与张耒，则赞叹说，“晁张班马手，崔蔡不足云”，直接上升到司马迁和班固，并且远超汉代的崔瑗和蔡邕。 苏门子弟之所以都有较高的成就，与苏轼细心体贴、因材施教的指导方式是分不开的。苏门师友之间的彼此尊重，互相关怀，那种既和睦而又不失活泼诙谐的团体气氛，使后人在千载之下，尚神往不已。  直到后期，晁补之在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守丧故里，卜居缗城，醉心田园生活，与苏轼及苏门弟子的联系才渐渐少了。 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间，苏轼病逝，晁补之听闻噩耗，悲痛万分，“间关岭海，九死来归，何嗟及矣，梁木其摧！”《祭端明苏公文》，在祭文中，将其真挚情谊尽数倾注。毕竟，晁补之在为人为官和文章诗词方面，都受到了苏东坡人品、道德、文风的影响，虽未如恩师所期许的“名满天下”，但在苏门文脉一系中，也妥妥的是文坛翘楚了。 说起来，“补之”虽然不如“辛疾”“去病”一样赫赫大名，但终究也是“无咎”，《易经》所求的不就是“无咎”吗？而《鸡肋集》之以“鸡肋”一词命名，无非是自谦之词罢了。毕竟苏轼门下，又能有哪一位会是“弃之如可惜，食之无所得”之鸡肋呢？ 作者：词琼 本文为菊斋原创首发。公号转载请联系我们开白授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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