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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听到电话这个名字，还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上小学时候，看戏剧《槐树庄》女劳模的一句台词：“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看到电话是在电影《英雄儿女》中志愿军的指挥部里，特别是英雄王成身背带天线的报话机，在阵地上手拿话筒呼叫：851、851我是王成，我是王成，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等红色电影上。那时，村里大队有一部黑色手摇电话。偶尔见一次，也和电影上一样，只能看不能摸。大队通讯员常在村里高音喇叭上广播：“各生产队队长、全体党员干部到大队召开电话会议”。所以，对电话总有一种神密感。
当时，由于电话少、通讯不便，给我们家庭造成过一次很大伤痛。1975年，姐姐在荣河书店上班。据说县城某单位一个和她同名的女孩病故了，经过一传十十传百变成了她。村里好事者传得有眉有眼神神秘秘，我们一家人却蒙在鼓里。几天后，一位外村亲戚上门看望来了，家里人才知道。爷爷急忙到解店给荣河书店打电话，听到姐姐声音后，让她马上回家避谣。十七八岁的姐姐，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在石子铺的公路上往回赶，她的两个发小美珍和翠兰知道后，哭着跑到去解店的路上接她……几个钟头后，从三十多公里外的荣河赶回了家，一场传播了三五天的谣言自动烟消云散了。上世纪1980年初我参加了工作，虽然单位有部黑手摇电话，但因年龄小，业务上没有联系基本没摸过，总是老师、师傅接电话。
1982年，我们城镇队几个年轻人去薛里村，帮助丁广居老师家种棉花。当时的山西省委书记霍士连，突然到万荣县检查工作，县委、县政府给他安排了一场电影。由于通讯不方便，县文化局办公室人员骑上自行车，从县城赶到薛里村通知我们。那场电影是我和王丕钰老师，在当时招待所南边高客房放映的，时任县委书记梁河水和县长张钦陪着……
电影院建成了，为了工作方便，公司和影院来了个两“话”合一。即，两个电话合用一条线，叫“同线”电话，一方来电两方铃响。这时，因为接发影片，我们接触电话自然多了一些。为了电话联系方便畅通，邮电局和我们的关系相处得非常好。他们看电影，到检票口不管认识不认识，只要说一句“邮电局”的，就可免费观看……
九十年代中期，手摇电话被淘汰了，数字电话进入家庭，刚开始是五位数，大概一年左右变成了七位数。当时，装一部电话各种费用加起来三五千块钱，这对一般家庭来说，可是个天文数字。我老丈人先给他家装了一个电话，虽然距离单位只有三五百米，可常常因为放映场次变化，就用单位电话和家里通话，中午回不回来，吃不吃饭……
到九十年代后期价格降低了，村里好多同学朋友家都装上了，我才通过关系给自家装上了电话。1997年有了PP机，开始只显示数字，后来可以发短信。当时，在新绛县小聂村岳父办的驾校帮忙，常常他在万荣呼PP机，我接到消息后到几百米外的小聂变电所回电话。岳父有一部手机，每次见到都很是羡慕，不过咱腰上挂的PP机也引得很多同龄人关注。常常把内衣系在裤里，上衣基本不扣，为的就是显摆PP机。1999年，在河津禹门口某单位上班，为了联系方便，内弟把他的手机借给我使用。因为禹门口和陕西韩城紧密相联，稍有偏差就是陕西信号，一个市内电话可能就变成长途漫游，而且是双向收费，费用很高盲区很多。但这是身份的象征，只要村里过红白喜事，我都要拿回去显摆！？摆……2002年联通公司搞活动，在朋友推荐下，我给自己购制了第一部手机。2006年，有一段时间时兴单项收费的小灵通，我就又用了一两年小灵通，但手机号码到现在也没变过。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手机从身份的象征，变成了日常生活必备之物。其功能也从只能通话、发短信的高消费。变成了能照像、能录像、能打游戏、能上网、能看电视、能玩微信、能做美篇、能写简书、能卫星定位导航等多功能工具。每次出门，如果忘了带手机，就像把灵魂丢在家里，干什么都无心。我常常自嘲自己：手机是套在头上的笼头，无论走到天涯海角，只要轻轻一拨，就得听从旨意按“领导”指示办事。特别是带上视频聊天后，更是时时刻刻都在“家长”的监控之下……说实话，我对手机功能没有多深研究。只知道，只要有手机，他的声、他的情、他的音容笑貌就在你眼前！这就是电话的变迁，这也是人与人感情纽带的变迁。远在千里天隔一方的只是身体，声音、形象、感情永远都在眼前和耳畔，神话小说上的千里眼顺风耳已经变成现实。
郭澄，1962年生，万荣县太贾村人，就职于万荣县电影放映管理中心。热爱文学创作，曾有多篇小文散见报刊《万荣人》、《后土文化》《飞云》杂志和军山文化传媒、故乡万荣登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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