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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濬路马湖记》董其昌书，纸本，行书，纵29.3cm，横607.5cm，132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该帖是董其昌所写的一碑记。款署：董其昌撰并书。魏应嘉篆额。徐标建。有沈荃题跋。“王鸿绪印”、“安仪周家珍藏”及“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等藏印。为王鸿绪、安岐、张若霭、清内府旧藏。 《濬路马湖记》布局疏朗匀称，是董其昌晚年之作，所谓“渐老渐熟，反归平淡”，寓生秀于扑茂苍拙，自然洒落。董其昌自评曰：“余书与赵文敏较，各有长短。行间茂密，千字一同，吾不如赵；若临仿历代，赵得其十一，吾得其十七。又赵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吾书往往率意，当吾作意，赵书亦轮一筹”（《容台集》）
此件作品应该是碑刻的底稿，比较特殊的是书写书体为行书，而且是带有界格的。众所周知，行书作品非常讲究行气的贯通及行与行之间的呼应关系，一旦有了界格，这些特质都会大打折扣。因此，古代流传下来的行书写到界格里的作品并不多。 中国第一个将行书运用到石刻上的作品是唐太宗的《温泉铭》。但是《温泉铭》是一件单独的作品，作为个案，也许是因为帝王的身份的缘故。但对于一般的书家来说，以行书入碑，是从一位初盛唐时期书家开始的，他便是李邕。人称“李北海”。“右军如龙，北海如象”，北海说的就是李邕。 为什么行书直到李北海时才运用到碑刻上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行书地位的提高，已经可以在一种庄重严肃的场合运用。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对碑刻的态度是相当严肃的，所以在选择书体时一般都用比较成熟稳重的旧体。比如汉代末期楷书已经出现，但是书写碑刻的时候，还是使用已经完备的篆书和隶书，而不使用楷书。行书始于东汉，盛行于魏晋，到唐代时已经发展了六七百年的时间，已经相当成熟。由于初唐推崇王羲之行书，随之而来的是行书地位的提高，这是行书入碑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李邕本人在当时书名很高，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书法家，他将行书入碑，又被社会认可，于是行书便流行起来。 盛唐时期，李邕的书名非常大，唐朝像李邕那样靠写字成为巨富的人并不多。为了求得李邕书写碑版，人们都给以厚重的“润笔”费用。据说李邕一生写下的碑版不下200块，其中流传下来的作品之中，以《李思训碑》最为著名。
可以很清晰地看到，《麓山寺碑》也是有界格的。 王志安书《倪瓒跋语册》，此件作品借鉴了董其昌《濬路马湖记》的写法，采用带有界格的花笺以行书写就，倒也别有一番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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