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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衡（78—139）以制造候风地动仪名垂青史，历史学家范晔虽然在《后汉书》里为他作了54页（包括后注释）的传记，可是有关地动仪却只写了一小段，226个字。加上其他技术擅长与成就52个字，全部包括标点符号在内，总共也才只有278个字。中学课本所选的，就是这部分。而高中语文老师多半没看过全部传记，所以只能就事论事，就课文说课文，学生们就算学懂了课文，也不能在整体上把握张衡的人生大略。当然，选择这篇当课文，用心自然不在于让学生们了解张衡，而只是让学生们了解张衡的候风地动仪。宣传国粹，大约是遴选中小学课文的主要目标，其实这个目标应当改，了解过去，最重要的意思，其实只在了解本身，而不应在于只为说它好。单纯为了说好，反倒会造成了解的偏差，产生不了全面的真实认识。虽然课本容量有限，但是老师必须承担起补全的责任。这个说法自然忽略对教师们工作负担繁重的考量，应该体谅老师，但那已经是另外一个问题。
现在要说的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如此看重张衡的地动仪，而在《张衡传》里这部分内容却只占不到五十分之一？ 因为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科技的发明与创造都是雕虫小技，点到为止，已经是相当不错的“待遇”了，而且这些东西还要跟国家治理发生关系，否则便很难被记录，不会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即便是历史学家们，也都一样如此。只看“衡善机巧”四个字，就大致可以体会到这种情形。“机巧”两字，在汉语体系中，尤其在后人的言谈中，至少不是绝对的褒义词，跟崇高伟大更是毫不沾边。张衡的“技巧”所以被今天的人们所看重，完全是在西方人发现了张衡的意义之后，我们才知道回过头来重新认识张衡。张衡的意义也就因此被锁定在地动仪的发明上。 再回过头来，看50多页的《张衡传》，主要说了一些什么内容？ 一是说张衡的品质，量虽少但是分量不轻。说张衡：虽然才高于世，但却并不骄傲，平日从容淡静，不好交接俗人。汉和帝永元年间，被举为孝廉，却不接受，虽然州府连续征辟（用公车请去做官），再度被他拒绝。 二是说张衡用辞赋和上书的形式讽谏皇帝，包括反对当时流行的谶纬迷信，还有反对宦官参政，以及自己洁身自好，不与官场同流合污之类。当然，后面的又与前面的品质合一了。这些内容，主要通过他用来讽谏的辞赋方式展现，《张衡传》辑录了他大量的辞赋篇章。张衡的辞赋写得确实很棒，一看就能想到屈原的离骚，格调和韵律都很像，只是没有屈原的苦涩味道，遭遇不同，所以书写时的情绪状态也不同。范晔辑录了《二京赋》《应闲赋》《思玄赋》等，再加几次上书，占去了《张衡传》的绝大部分篇幅。 就辞赋的写作成就而论，张衡在他生存时代的人们心中，是很被看重的，把他跟西马相如、扬雄、班固并列，称为汉代辞赋四大家。这主要是汉代和六朝时期（东吴、东晋、宋、齐、梁、陈）的崇尚，但为什么又表扬他的人品，书写他对皇帝的“讽谏”？因为张衡作赋，不是为了单纯表现自己的才华，而是为了有益于“统治”或者“治理”。当时天下平安日久，自王侯以下尽皆奢侈，张衡仿效班固《两都赋》，用了十年时间作成《二京赋》，讽谏时风。大将军邓陟（邓太后弟）“奇其才”，多次派人前来招揽做官，张衡一直不答应。 人品和为官，是整个中国封建时代的崇尚，在整个古代历史的进程中，中国人崇尚的主要就是这两点。做不做官，为什么选择做官或者不做官、官做得忠不忠诚、爱不爱民、有没有业绩，自然是重要的衡量标准，但这些却往往跟官位的高低挂钩。中国的史书，很少写县令如何如何，因为官位太低。除非他后来做了大官，才会把他从前当县令时的一些事情翻腾出来帮衬一下。史书往往写高官不写小官，这是历史书写的常态。张衡官做得不小，后来当过侍中，虽然没有掌握宰相的实际权力，但是大约相当于宰相，而且是皇帝身边最近、最重要的政务咨询顾问。 《后汉书》说张衡善学，“通五经”，又占去一些本来不多的“科技成就”部分。制作过浑天仪和候风地动仪之外，还著有《灵宪》《算罔论》《周官训诂》《七辩》《巡告》《悬图》等32篇，这些大约属于历史上的政治考察，行政是非辨别，还有算术、季候，天文之类，另外还有诗、赋、铭类七篇，当然这些也都不是单纯的文学作品，而多半关涉上奏、讽谏、自我人格表白等。 我们要感谢范晔，他把地动仪的形构和原理，交代得那样清楚，才使得我们今天能够按照原样仿制出来。详细情形网上都能查到，这里不必不细说。只在这里讨论一下网上的一种说法，由于张衡的地动仪不能测出地震的时间和强度，因此说“候风地动仪并不能记录地震，不是地震仪。”不是地动仪又是什么？玩具吗？ 其实这种说法，是有误解的。首先，古代人和现代人的时间概念不一样，古代人的时间观念很疏略，不像工业化以后在分秒上斤斤计较，他们那时不需要这样，只昼夜，甚至旬日等，就能满足他们对时间的需求，地震发生后半月或一月，消息传过来，他们并不觉得很迟。因此，说张衡的候风地动仪不能记录时间，其实是拿现在的标准要求古人，并不完全适宜。 其次，古代人与现代人对于地震知识的需求虽有很大差别，但显然也会考虑地震强弱程度问题。因此，张衡的地动仪不能记录震级，确实是不小的缺陷，但张衡不可能一开始就能十分准确地测出：某年某月某日某时点某分某秒，在东经某度与北纬某度的交汇点上，发生了几点几级的地震。精确程度的问题，正是需要后人们不断接续完善的。后来的人们为什么没有接着做精确化的工作，这才是真正需要追问的问题。 《张衡传》之所以把地动仪描绘得那样精细，当然包括历史学家对这种“小玩意”的好奇，但是最重要的却不是范晔的好奇心，而是那时不断发生地震，这种情况影响了政治统治。不信的话列几条《后汉书》中的记载： 汉和帝永元七年（95）九月癸卯，“京师地震”； 汉和帝永元九年（97）三月癸巳，“陇西地震”； 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1）闰四月戊辰，“秭归山崩”（不知是地震还是火山喷发所导致）； 汉和帝元兴元年（105）五月癸酉，“雍地裂”（不知是否地震引起）； 汉殇帝元平元年（106）五月壬辰，“河东恒山崩”（不知是否地震引起）； 汉安帝永初二年（108）十二月，有十二个“郡国”都发生了“地震”； 汉安帝永初三年（109）十二月，有九个郡国发生地震； 汉安帝永初四年（110）九月甲申，“益州郡地震”； 汉安帝永初五年（111）春正月，有十个郡国发生地震； 汉安帝永初七年（113）二月，有十八个郡国发生地震； 汉和帝元初元年（114）六月丁巳，“河东地陷”（不知是否地震引起）； 汉和帝元初元年（114）11月，有十五个郡国发生地震； 汉和帝元初二年（115）11月，有十个郡国发生地震； 汉和帝元初三年（116）11月，有九个郡国发生地震； 汉和帝元初四年（117），“是岁，郡国十三地震”； 汉和帝元初五年（118），“是岁，郡国十四地震”； 汉和帝元初六年（118）2月，“京师与郡国四十二地震，或坼裂，水泉涌出”： 二十三年间，各地发生了150多次地震…… 不用再列了，而上述只是笔者顺手捡来，肯定有遗漏。 地震了赶紧救灾吧。这是现在人们的想法。那时记录这些地震情况，主要是用来警告皇帝：本朝的统治出了问题，所以才会出现如此众多的自然灾害，这叫“天谴”，就是上天谴告地上的统治者：政治统治太过残酷，已经很不人道，要改正，不然的话，统治权可能要被上天“收回”了。这种“灾异谴告”背后的理论，乃是汉儒董仲舒的“天人感人”学说。 所以，我说张衡地动仪的构造和原理被记录那样详细，一方面有史学家的个人兴趣，但只占极小一部分，更主要的是那时需要地动仪，不是为了救灾，而是为了劝告统治者改善一下统治。事实上真实的情况，应该是那时地壳活动剧烈，而不是统治不好，尽管那时的统治确实已经很恶劣。等到地壳活动期一过，地震少了的时候，人们自然也就不会再去故意关注地动仪了。一切都跟统治有关，无关统治的内容，是很少被写入历史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甚至会错误地将历史书写的全部目标，都锁定在为统治服务上，看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能了解这一点。“资治”，也就是为统治提供借鉴，才是历史写作的目的。一旦与统治无关，或与统治关系不大，就不会被记入历史，无论科技发明还是人文思想。在“统治”高于一切的现实要求和习惯看法中，科学和思想在史书中的“待遇”，其实都是一样的。 这，就是中国的历史。 语文老师要把这篇《张衡传》（节选）讲到这种程度，才能使学生们懂得，为什么科技专家的传记中科技含量反而不足的原因；也才能使学生们比较全面、客观地了解中国的历史。 至于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河南南阳）人也，如何如何，那都是不关紧要的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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