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渐慕“胡”风：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的英土关系

一、渐慕“胡“风：“帝国“神话与”东方“范式的破灭

在伊丽莎白一世与詹姆斯一世统治之下，英格兰的殖民事业与海上贸易开始迅速发展：地中海贸易为王室带来了巨大的收入，而以沃尔特·雷利为代表的探险家也成功地在美洲建立了殖民地。上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们也因此将这一时代称为“探索时代”，无形间将这一时期的成就与日后大英帝国的海上霸权建立了联系。然而这一时期的英格兰真的能算作是日后“帝国”的雏形吗？随着后殖民主义的发展，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结论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

随着对外扩张的进展，与“帝国“相关的措辞开始频繁地出现于英格兰的官方记载当中。对于统治者来说，它甚至构成了统治形态的一部分：伊丽莎白虚构了一个由英格兰为主导甚至是躯干的新教共同体；而詹姆斯一世则将自己治下的三国共主邦联粉饰成一个多元帝国。然而正如丹尼尔·维特克斯（DanielVitkus）所指出的那样：尽管这一时期的文献记录中体现了英格兰海外扩张的野心以及对于帝国形态的憧憬，但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表明英格兰人已经预见到了未来的”大英帝国“的诞生。对于当时的英格兰人来说，对于帝国的憧憬更像是一种带有符号意义的宣传策略。尽管我们相对于当年的英格兰人拥有了几百年历史的信息优势，然而这样的优势也会使我们更容易落入某种先入为主的思维陷阱：在对待过往的历史时只留意到符号，而忽视了具体的历史。

根据丹尼尔·戈夫曼（DanielGoffman）的观点：尽管英格兰“帝国“的意识形态萌芽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纪或十七世纪初，但真正意义上的帝国主义的诞生显然最早只能推至十七世纪末，将生活在伊丽莎白与詹姆斯统治下的英国人称为帝国主义者并不合乎历史。当我们重新审视”探索时代“的所谓成绩时便不难发现，伊丽莎白与詹姆斯两朝所取得的成果也并没有那么喜人：对爱尔兰的殖民受到了强烈的抵抗，即便是在爱尔兰战争结束之后，詹姆斯一世也没能建立绝对有效的统治；沃尔特·雷利1587年建立的弗吉尼亚殖民地最终失败，在英属圭亚那的殖民也受到了重重阻力。在布鲁斯·伦曼（BruceLenman）看来，伊丽莎白在爱尔兰的殖民活动并没有取得比亨利八世时期更好的成果，反而见证了所谓的”伊丽莎白时代帝国主义“的流产。

早期的后殖民研究往往把研究视角放在英格兰与“新世界”的关系上，因此也产生了一系列的误读：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暴风雨》的发生地之争。尽管这一时期英格兰的戏剧作品热衷于描写异域题材，“新世界”也因此成了热门的选择，但除了“新世界“之外，剧作家们同样热衷于描绘以地中海区域为背景的异域戏剧。杰里·布罗顿（JerryBrotton）在争论《暴风雨》的发生地时用”被遗忘的前线“来形容故事中所提到的几个地中海区域的重要地点，他认为这几个地中海贸易的重要节点（突尼斯、阿尔及尔和那不勒斯）在十七世纪的政治与文化中所起到的影响被严重忽视了。布罗顿将研究视域重新拉到了地中海之上，而研究地中海贸易（尤其是英土贸易）也因此成为了研究这一时代历史的一大热点。

（伊丽莎白时代的政治势力地图）

在我们接触这段历史之前，需要破除的不仅仅只有英格兰的“帝国”神话，还需要破除赛义德式的机械、僵硬的“东方”范式。十六、七世纪的地中海的环境具有极高的流动性与多样性。地中海贸易的参与者显然不仅仅有几个基督教大国与奥斯曼帝国，那些伊斯兰小国与犹太掮客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文明显然不是机械地由一方流向另一方，在这样的环境中，不同族群的身份与文化认同也在发生着改变。此外，奥斯曼帝国的存在使得地理意义上的”东方“变得失去了意义：殖民与被殖民的对象并非永远是自西向东，作为地理”东方“的奥斯曼帝国同样在”西方“拥有大量的殖民地。作为一个极为强大的政体，奥斯曼帝国不仅仅在政治、经济上，同样也在文化对”西方“施加着影响。

在这一时期英国旅行家亨利·布朗特爵士（HenryBlount）的游记中，奥斯曼帝国不仅仅被描述成一个散播着恐怖的战争机器，商人们还对帝国的财富与强大的行政体制表示了艳羡之情。根据杰拉德·麦克林（GeraldMaclean）的看法，布朗特对奥斯曼帝国体制的赞美体现出了英格兰当时急于寻找可以效法的帝国体制的社会症候。这种觊觎心态体现了“尚未成为帝国却已经建立了这样一套意识形态”的英格兰的文化自卑感，这样的自卑感最终将体现为一种焦虑与不安全感，并在文学中作品中加以体现。在这一时期的英国异域题材戏剧中，改信成为了这些戏剧的一大主题：在宗教情节上，土耳其人是被刻意疏离的”他者“，只有极少数可以通过改信摆脱这样的身份，而土耳其人也不遗余力地试图使基督徒改信伊斯兰教，接受”改信“的前基督徒与犹太人仍旧被当作这样的”他者“看待。然而在宗教态度上的敌对之外，英国戏剧中又潜移默化地受到了来自土耳其人的影响：在《理查二世》中，亨利四世被有意地影射为奥斯曼苏丹；《威尼斯商人》中出现了求婚者摩洛哥王子；而《奥赛罗》的主角则是一个效忠于威尼斯政府的摩尔人。

维特克斯狡黠地选择了这一时期进入英语词汇中的一个短语”Turning Turk”来形容这一文化现象：英格兰人在抗拒土耳其人的同时，又在无形之中接受了土耳其人的影响。这个直译为“变成土耳其人”的短语在当时有三个意思：其一是改信伊斯兰教；其二是背叛；其三则是失去理智。在《奥赛罗》的最后，莎士比亚用了这一短语的第三条词义来形容陷入了狂怒的奥赛罗。而反讽的是，奥赛罗自杀之前所回忆的却是自己杀死土耳其武士来摆脱奴隶身份的往事。一个至死也不愿与土耳其人有所牵扯的武士却在被疏离的过程中“变成了土耳其人”。而英格兰人在文化上的处境，与奥赛罗也如出一辙。

二 、英格兰最初的外交尝试：与波斯帝国的接触

在伊丽莎白女王登基之前，英格兰商人就已经在东欧和北非留下了自己的足迹：早在1551年，英国航海家就已经抵达了巴巴里海岸；1554年，英格兰探险家休·威洛比（Hugh Willoughby）和理查德·钱塞勒(Richard Chancellor)从伊凡雷帝的手中获得了贸易许可，英格兰在次年成立了著名的莫斯科公司。

然而这时的英格兰在东欧与地中海上还没有建立稳定的贸易航线。莫斯科公司刚一成立就面临着倒闭的危机：威洛比在拉普兰探险时意外被冻死，他的副手钱塞勒也在返程时遭遇风暴溺水而亡，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塞巴斯蒂安·卡波特（SebastianCabot）也于1557年逝世，到了伊丽莎白女王登基之时，莫斯科公司已经只剩下一位有经验的探险家可以承担重任了，他的名字叫安东尼·詹金森（AnthonyJenkinson）。尽管这时的詹金森只有二十七岁，他已经游历过了莫斯科、大马士革甚至是遥远的布哈拉，莫斯科公司的投资人因此也将他看作是值得托付重任的老练冒险家。在大马士革的时候，詹金森曾经亲眼目睹了苏莱曼大帝出征波斯的大军，大马士革繁华的贸易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这座城市的贸易主要掌握在意大利与犹太商人手中，英格兰还没有参预地中海贸易的实力与资本。1560年，詹金森被女王从布哈拉召回伦敦，并赋予了他新的任务：明面上他是莫斯科公司的贸易代表，但女王希望借由詹金森的外交手腕，她能够同遥远的异教势力建立同盟关系。

（詹金森在当时所使用的地图）

尽管在1559年，英格兰、西班牙同法国签订了卡托-康布雷齐和约，英、西、法三国实现了短暂的和平。但关键的英格兰国教问题并没有被解决，随着伊丽莎白采取了一系列推行新教的宗教举措，英格兰与法、西两国的关系也开始变得微妙。在这样的背景下，与天主教以外的政治势力结盟也就成了必要。此外，亨利八世以及玛丽一世的对法战争为英格兰王室留下了高达三十万英镑的债务，盈利颇丰的海外贸易能够帮助英格兰尽快地摆脱财政赤字，也为将来或许会发生的宗教战争提供了资金。然而，与异教统治者开展贸易以及发展外交关系显然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奥斯曼帝国的海外贸易市场已经被意大利人和法国人所把控，与喜怒无常的奥斯曼苏丹建立外交关系显然会受到这些国家使节的阻挠。于是，伊丽莎白开始把眼光放到了伊凡雷帝与塔赫玛斯普一世身上。

（伊凡雷帝）

1561年，詹金森从伦敦启程前往莫斯科。他的前任所遭遇的乖戾命运最终没有降临到他身上，他的旅途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然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伊凡雷帝刚刚迎娶了第二任妻子玛利亚·捷姆鲁戈夫娜（MariaTemryukovna）,沉浸于新婚气氛的伊凡雷帝拒绝接见远道而来的英格兰使节。直到第二年四月，他才受到伊凡的接见。根据詹金森所述，“沙皇本人对他表现出了格外的恩宠和信任。他不仅被承认为莫斯科公司的代理人与伊丽莎白女王的大使，沙皇甚至允许他作为自己的代表与塔赫玛斯普一世进行外交协商。

当詹金森一行抵达波斯帝国境内的希尔万（Shirvan）的时候，波斯沙阿的宠臣阿卜杜拉汗（Abdullah-Khan Ustajl）隆重地接待了詹金森。当阿卜杜拉询问英格兰与奥斯曼帝国的关系时，詹金森狡黠地回应道：“英格兰与奥斯曼帝国并没有任何盟约，相反地，正是由于奥斯曼帝国和他们的盟友威尼斯人阻断了英格兰与亚洲的航路，英格兰人才无法与可敬的波斯人建立起友谊。而当阿卜杜拉问起宗教相关的问题时，詹金森则开始闪烁其词，并试图将对方引回到“开放贸易与自由通行权”的话题上。总的来说，阿卜杜拉汗对詹金森的回答非常满意，不仅盛情招待了英格兰使臣，还提供了保障詹金森一行人旅途安全的亲笔文书。

（波斯沙阿，塔赫玛斯普一世）

当詹金森终于获准觐见塔赫玛斯普一世的时候，他却不无苦涩地发现自己的好运气已经用完了。首先摆在詹金森面前的难题是文化上的障碍：由于英格兰对波斯帝国缺乏最基本的了解，伊丽莎白在写给塔赫玛斯普一世的国书试图通过称引圣经中居鲁士的神话来拉近与对方的距离。其次，由于并不熟悉对方的语言，伊丽莎白的国书使用了拉丁语、希伯来语与意大利语，然而塔赫玛斯普一世的宫廷中并没有人能读懂这三种语言，甚至他们从未听说过这个叫英格兰的国家的存在。当塔赫玛斯普一世向詹金森问起英格兰所信奉的宗教时，詹金森在阿卜杜拉汗处使用的搪塞技巧这次却并没有奏效：苏丹执意要问出英格兰人究竟是穆斯林还是不信者，在获知了对方不是穆斯林之后，詹金森被强行驱逐出了宫殿。

惊魂未定的詹金森受到了阿卜杜拉汗的庇护。根据阿卜杜拉汗的说辞，詹金森受到的冷遇与奥斯曼使节有关：波斯帝国刚刚与奥斯曼帝国签订了和约，得知了詹金森存在的奥斯曼使节以打破和约为威胁，迫使塔赫玛斯普一世拒绝了詹金森的提议。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让波斯增加新的基督教盟友总归是对自己不利的。而对于塔赫玛斯普一世来说，刚刚取得的和约同样不能轻易放弃：他以处决逃亡而来的巴耶济德王子为条件换取了有利于波斯的和约内容，与英格兰结盟无疑也会给奥斯曼帝国新的口实。在阿卜杜拉汗的斡旋之下，塔赫玛斯普一世最终回赠了詹金森礼物并将其礼送出境，然而伊丽莎白所心心念念的与异教帝国的盟约暂时也就化为了泡影。

三 、在动荡中发展的巴巴里贸易：英土外交的开端

1551年，随着瓦塔斯王朝对于巴巴里海岸地区影响力的削弱，英格兰商人开始在摩洛哥南部进行织物贸易。英国商人用羊毛与亚麻换取在欧洲非常珍贵的杏仁、甜枣和摩洛哥食糖。英格兰商人很快就受到了来自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阻力。对于葡萄牙人来说，整个巴巴里海岸是他们专属的贸易区域，英格兰商人的存在无疑冒犯了他们的垄断特权。此外，英格兰商人向穆斯林贩卖的不仅仅是织物，同样还有武器与盔甲，一直觊觎突尼斯和阿尔及尔的西班牙人显然也有足够的理由表示出不满。在玛丽一世与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联姻之后，英格兰一度对葡萄牙的抗议有所妥协。然而随着伊丽莎白一世的登基，英格兰已经没有必要再迎合葡萄牙与西班牙的愿望。急切地希望通过巴巴里贸易改善自己财政状况的伊丽莎白对葡萄牙大使的抗议采取了敷衍的政策：她一边在口头上谴责任何协助异教徒对抗基督教的商业活动，另一方面却纵容着英格兰的商人在与摩洛哥的贸易中攫取巨额的利润。1571年，已经被教皇革除教籍的伊丽莎白终于不再遮掩自己的真实意图：她以“摩洛哥并不是葡萄牙的属地”为由正式回绝了葡萄牙人关于限制巴巴里贸易的请求。

伊丽莎白的被革除教籍意外地为英格兰的地中海贸易以及对奥斯曼外交提供了新的契机。随着与教皇正式转入敌对，英格兰在对穆斯林贸易中将不再受到罗马教廷的限制。此外，在勒班陀海战的败北之后，奥斯曼帝国也开始改变自己的外交策略，开始和“敌对天主教“的其他异教徒势力进行接触。然而英格兰在地中海贸易中并没有自己的代理人，这也使得接触到苏丹极为困难。奥斯曼帝国的特殊政治环境导致基督教世界与奥斯曼帝国开展外交严重地依赖苏丹的宠臣与心腹官僚。而作为这个自闭环境中的后来者，英格兰显然没有”门路“与奥斯曼帝国展开外交。

1574年，女王派遣埃德蒙·霍根（Edmund Hogan）与新即位的摩洛哥苏丹阿布·阿卜杜拉·穆罕默德二世（Abu Abdallah Muhammad II）商讨贸易并建立外交关系。然而阿卜杜拉·穆罕默德对此兴趣寥寥，英格兰来的亚麻与羊毛制品并不能满足苏丹的需求。苏丹向伊丽莎白女王给出了新的提议：他愿意用硝石来交换战争所需要的铁矿。霍根带着苏丹给予的硝石样品回到了英格兰，女王的谋臣们对硝石的优质印象深刻。但当霍根带着女王的答复回到摩洛哥时，阿卜杜拉·穆罕默德苏丹已经被奥斯曼军队所击败，奥斯曼帝国扶持了亲土耳其的阿布·阿尔·马利克一世（Abdal-MalikI）作为新的苏丹。霍根决定到新的苏丹那里去碰碰运气，寄希望于能在不谙政事的苏丹那里取得有利条件。如果我们相信霍根给女王的回信的话：阿尔·马利克对英格兰和新教事业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对于英格兰购买硝石的请求他欣然应允。

在霍根的影响下，女王的谋臣们从阿尔·马利克的态度中看到了新的契机。女王的情报总管弗朗西斯·沃辛厄姆（Francis Walsingham）认为英格兰可以通过跟摩洛哥的贸易深入奥斯曼帝国的腹地，最终建立一条直达伊斯坦布尔的商路。在霍根所取得的进展的鼓舞下，英格兰也开始了进一步的商业试探。1577年，英格兰商人托马斯·柯戴尔（Thomas Cordell）在法国的名义下取得了在的黎波里—亚历山大港—伊斯坦布尔航线间贩卖布料、锡、铅和钢铁的贸易许可。

（女王的情报总管，沃辛厄姆爵士）

然而沃辛厄姆的计划被突如其来的战争所打破，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安一世突然对摩洛哥宣战。在著名的马哈赞河之战中，塞巴斯蒂安战死，而他的敌手阿尔·马利克也在会战结束的第二天暴病身亡。当苏丹去世的消息传到伦敦，伊丽莎白的谋臣们决定放弃以摩洛哥为跳板的策略，转而尝试直接与奥斯曼帝国建立联系。

四、名大于实的英土“同盟”

在对摩洛哥的政治投资破产之后，沃辛厄姆决定招募得力的间谍来打开通向穆拉德三世的“门路“，而这个被沃辛厄姆选中的年轻人名叫威廉·哈本（WilliamHarborne）。为了避开西班牙人和威尼斯人的视线，哈本取道德国、波兰进入了奥斯曼帝国。当时恰逢奥斯曼帝国与波兰重新签订和约，哈本便跟随着奥斯曼使节的车队进入了伊斯坦布尔。

在到达了伊斯坦布尔之后，哈本命令他在利沃夫的手下将携带的货物运到自己身边。然而在哈本的手下抵达伊斯坦布尔附近时，价值一千七百镑的货物被强盗劫走，哈本的手下也死于非命。愤怒的哈本直接找到了大维齐尔索库鲁·穆罕默德（Sokollu Mehmed）控诉，并要求他为自己的损失提供赔偿。尽管这一千七百镑的损失在当时算得上是非常大的（在当时一艘商船所能搭载的货物总值一般在七千镑左右），然而与哈本接下来的收获相比，这笔钱也算不上是什么了。

（主政三朝的大维齐尔索库鲁·穆罕默德）

借由货物被劫一案，哈本成功地与大维齐尔建立了联系。借由向索库鲁献上了“够做三件长袍的英格兰上好布料”，哈本成功地取得了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通商权。令人惊讶的是，哈本的行贿不仅仅为英格兰打开了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商路，也叩响了苏丹宫廷的大门。在索库鲁的授意下，奥斯曼帝国的宫廷翻译“代笔“了伊丽莎白女王写给穆拉德三世的国书。1579年3月，穆拉德三世回函伊丽莎白女王，承诺”保障英格兰臣民在奥斯曼进行贸易的权利“。然而，现有的资料表明，因为穆拉德的原始国书是用土耳其文字书写的，哈本在翻译穆拉德的回函时，加入了大量自己创作的内容。为了避免触怒女王，哈本改动了穆拉德对于女王的称谓使其看起来更对等。此外，哈本还在信件中添加了一些段落用以证明苏丹对于英格兰的“格外重视”。事实上在原信件中，穆拉德试图用对不同基督教国家一视同仁的包容气度来展示一种帝国的优越感。

在苏丹的使者穆斯塔法（MustafaBeg）的信件中，穆斯塔法提到了由英格兰和奥斯曼组建联盟对抗天主教世界的可能性，这正中伊丽莎白和她的谋臣的下怀。可惜的是，这种说法更多地只是一种外交策略。当时的奥斯曼帝国并没有把英格兰太放在眼里。相较于女王和她的谋臣，苏丹本人对于这种所谓的联盟并不是特别在意。

（穆拉德三世）

伊丽莎白女王很快写好了给穆拉德三世的回信，在其中她请求苏丹释放两年前在阿尔及尔被掳的英格兰船员。女王的请求得到了回应，然而这一请求也为英格兰结下了新的敌人：奥斯曼的海军统帅阿里帕夏（Qilich Ali Pasha）。作为这批奴隶的主人，阿里帕夏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侵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将不遗余力地阻挠英格兰与奥斯曼之间的外交关系。

到了1580年，穆拉德终于签下诏书，给予了英格兰商人在奥斯曼境内的完整贸易权。然而新的风波早已悄然而至。1579年10月，为哈本充当保护伞的大维齐尔穆罕默德·索库鲁被波斯尼亚刺客刺杀，而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法国与威尼斯商人也开始展开报复，暗中破坏哈本在奥斯曼宫廷的影响力。1581年，一名名叫彼得·贝克（PeterBaker）的英格兰船长打着商船名义劫掠了奥斯曼帝国希腊正教徒臣民的商船。对英格兰早已怀恨在心的阿里帕夏要求苏丹拘捕哈本，并收回赐予英格兰的贸易特权。害怕的哈本丢弃了自己在伊斯坦布尔的职责，灰溜溜地逃回了英格兰。

忧心于彼得·贝克一案影响的伊丽莎白不得不放下身段，亲自向穆拉德三世写信致歉，在信中她写道：“（我）非常遗憾于此事影响了英格兰的信仰、权威与过往书信中的忠实之词在您心中的地位…请您不要收回曾赐予我们的恩宠，也不要让我们的臣民无法踏上您帝国的道路。”为了维护岌岌可危的地中海贸易，伊丽莎白不得不自降姿态来试图取悦穆拉德三世。作为一个自诩为“新教信仰守护者”的女王，伊丽莎白对于向异教徒低头恐怕充满了不甘。然而女王的妥协终于获得了回报：奥斯曼帝国做出了让步，只要女王正式派遣一名外交使节，英格兰就可以和帝国恢复过去的关系。这一事件也促成了黎凡特公司的诞生：伊丽莎白女王意识到，对奥斯曼的贸易必须在政府的监管下才能够进行。

1583年，带着女王的正式任命，哈本回到了伊斯坦布尔。吸取了经验教训的他第一时间向大维齐尔跟阿里帕夏送上了贿赂。在向苏丹献上了丰厚的礼物之后，穆拉德三世恢复了赐予英格兰的贸易特权。法国大使与威尼斯大使很快就发现，他们过去的阻挠如今已经不再奏效，大维齐尔公开地对英格兰人表示欢迎。而更糟的是，得到了沃辛厄姆支持的哈本开始在整个地中海沿岸发展自己的代理人网络。到了1588年，英格兰已经在阿勒颇、大马士革、亚历山大港、开罗、阿尔及尔、突尼斯以及两个的黎波里（叙利亚和北非）都建立了自己的使馆。

（索库鲁的继任者，大维齐尔科卡·锡南帕夏）

与经济上的扩张相对应，英格兰与土耳其的军事同盟却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1585年，刚刚与西班牙开战的伊丽莎白女王在写给穆拉德三世的信件中重提了建立军事同盟一事，却并没有得到苏丹的明确回应。到了1588年，哈本又再次请求苏丹出动海军牵制无敌舰队的入侵，但却得到了奥斯曼人礼貌而坚决的拒绝。尽管关于英土同盟的幻想在这之后一直没有消失，但奥斯曼在英格兰外交政策中的角色也开始发生了改变。伊丽莎白女王在对奥斯曼外交的重心从利用奥斯曼制衡西班牙，变成了与法国的博弈。当亨利四世试图游说奥斯曼对神圣罗马帝国开战时，伊丽莎白则坚决反对以防止亨利四世趁机做大。

五、尾声

1603年，伊丽莎白女王去世。她的继任者詹姆斯一世迅速与西班牙签订了和约，伊丽莎白曾经不惜自降姿态来维持的英土同盟如今已经显得不再那么有必要。此外，詹姆斯一世比起他的前任有着更深的宗教和道德热忱。他在即位之初的布道中就公开宣称：“即便是为了维护商人的利益，我也不会做有违基督教君主身份的事情。”尽管在黎凡特公司的商人们向国王展示了地中海贸易带来的巨大利润之后，国王在对土贸易上有所妥协，但英格兰与土耳其的外交关系还是冷淡了下来，英格兰君主的国书不会再那样殷切地传到苏丹的宫廷。

随着与西班牙的和解，皇家海盗也永远地变成了历史。詹姆斯一世收回了海盗们的皇家执照，英格兰的船长如今被禁止劫掠其他国家的商船。以约翰·沃德（JohnWard）为代表的一批海盗拒绝接受詹姆斯一世的法令，转而投靠奥斯曼帝国以求继续海盗生涯。沃德的背教激起了举国的愤怒，一时间英格兰戏剧中出现了大量描写“背教者”题材的戏剧。在这些戏剧中，以沃德为原型的海盗或受到奥斯曼人的背叛死于非命，或者幡然悔悟重新皈依基督教。然而历史上沃德的结局却并没有这样的戏剧性，他在阿尔及尔港自然去世，死前仍受苏丹的恩宠。

英格兰人现在开始忧心起奥斯曼人的“文化入侵”，他们害怕有更多像沃德这样的人为了利益而改信伊斯兰教。这样的忧虑也不是全然没有根据：为了应对越来越多的基督教奴隶为了赎身而改信伊斯兰教的状况，查理一世一朝的宫廷牧师开始在布道中宣扬苦难与殉教要远好于背教带来的悲惨惩罚。在克里斯托弗·马洛写下《马耳他的犹太人》的时代，奥斯曼帝国还被描述成某个只要基督教世界齐心合力就能被轻易击败的存在。但在罗伯特·达本（RobertDaborne）和菲利普·梅辛哲（PhillipMassinger）的“背教者”戏剧中，他们开始创作基督徒通过自己的信仰和智慧从强大的土耳其人手中脱险的故事。英格兰对于奥斯曼帝国的态度从从宗教上的敌视已经转化成了某种复杂的情感：幻想成为帝国的英格兰对于奥斯曼经济、军事上的强盛抱有着崇敬之心，但同时它又警惕着奥斯曼倚借着这种优势实行文化入侵的可能性。然而奥斯曼帝国的文化给英格兰带来的也不仅仅是负面的影响，在维特克斯看来，这种警惕强化了英格兰的民族身份，而在对奥斯曼帝国的仰视中，英格兰也开始向真正的帝国转变。

然而刺激了英格兰人想象的奥斯曼帝国正在逐渐失去它的海上力量，在勒班陀海战后重建的帝国舰队在和平中走向了废弛。比起警惕的英格兰人，苏丹更乐于享用跨国贸易为自己带来的福利。在奥斯曼帝国开放的贸易政策下，来自英格兰、法国与尼德兰的货物大量地涌入了帝国的市场。由尼德兰引入的烟草更是让土耳其人为之狂热。尽管穆夫提也像焦虑的英格兰人一样警惕着这些“使人堕落“的外国商品，但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烟斗”几乎就成为了土耳其的国家象征“。在这片表面的繁荣景象下，奥斯曼帝国早已陷入了停滞。

参考文献

Daniel Vitkus, Turning Turk:English Theater and the Multicultural Mediterranean, 1570-1630

JerryBrotton, The Sultan andThe Queen

帕特里克·贝尔福，《奥斯曼帝国六百年》

作者：芝兰学社【西方古代组·文学部】Amphiaraus 利兹大学英国文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