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他躺在担架上去了东北从1943年初开始，罗荣桓的身体就很不好，去年12月18日，山东军区部队讨伐降日的汉奸孙焕彩部，战斗打得不太顺利，罗荣桓闻讯后亲自赶到前线召集指挥员们开会，研究下一步的打法，终于将孙部彻底逐出了甲子山区，使滨海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 这次战斗之后，罗荣桓又是一连十多天都没有好好休息，1943年1月他开始尿血，一个多月都没有好转。 山东军区的同志都非常为他担心，但这时候山东的抗日大局离不开罗荣桓，3月12日，中央又任命他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兼代师长。 这意味着党中央、毛主席把山东的党、政、军事务全部交给了他，罗荣桓没有推辞，后来在陈毅的推荐下，由医术高明的奥地利医生罗生特大夫给罗荣桓进行诊断。 诊断的结果很不乐观，医生发现罗荣桓的双肾都有病变，但因为当时医疗条件较差，无法确诊病因，只能建议罗荣桓进行保守治疗。 虽然医生建议罗荣桓静养，但他心里记挂着山东的抗日斗争，怎么都静不下来，只“休养”了半个多月就匆匆赶回山东。 此时罗荣桓心中已做了最坏的打算，他以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便坦然地对妻子林月琴说：“我要订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再活五年，打败日寇，死也瞑目了。”  1943年罗荣桓（中）与陈光（左）萧华（右）在山东 在山东，罗荣桓一手抓经济，一手抓军事，一手抓统战，联合当地抗日力量和国民党系统中的抗日武装，坚决打击日寇和汉奸败类，使得八路军的威望与实力迅速增长。 在山东短短几年间，他拉起了30万正规军、60万民兵的庞大队伍，1700万人口的抗日根据地，并把日寇封锁在小岛般的几个城市据点里，到八路军发起全面反攻前，山东的日寇在八路军连续不断的打击下只剩下了3万多人。 1945年8月15日，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正义力量的打击下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罗荣桓指挥部队坚决消灭拒绝投降的敌人，连续解放了临沂、烟台、威海、日照等城市，使得国民党最后从日军手中接收的城市只剩下了济南、青岛等区区几城。 当时，山东全境几乎都为我军所占有，为后来中央决策进军东北提供了大量兵力和资源。 在接到中央《关于迅速派兵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的指示》后，罗荣桓首先派出了东北军出身的滨海支队司令员万毅，随后又安排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萧华、鲁中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吴瑞林率部北上。 差不多与此同时，原先在山东军区序列中的吴克华、罗华生、梁兴初、罗舜初、杨国夫等各部精兵猛将陆续出发，赶赴东北。 当时，中央一共抽调了13万多干部和战士去东北，其中光山东军区就调去了9万多人，但即便如此，后来成立的山东野战军依然是解放战争初期我军兵力和装备最强的主力部队。 对此，多年后毛主席十分客观地评价道：“山东把所有的战略点线都抢占和包围了。只有山东全省是我们完整的、最重要的战略基地。北占东北，南下江南，都主要依靠山东。”  日寇投降前的山东抗日根据地 9月19日，罗荣桓接到了中央安排他到东北统筹全局的命令，但此时他的病情也到了实在拖不下去的时候。 由于连日调兵遣将，同时与新到山东的陈毅交接工作，在北线组织对日寇反攻，还要部署堵击从徐州北上的国民党军的战事，罗荣桓从8月份开始就没有睡过几个整觉。 很快，他再次开始连续尿血，真的撑不住了。 如果换了普通人，不要说连续尿血，估计在腰痛时就已经打病假报告了，但罗荣桓深知毛主席安排他去东北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因此他就算是躺着也要去！ 首先，经营东北是党中央当时考虑的头等大事，由于此时东北正处于日本投降后的真空，占领东北，则我们就获得了一块极为有利的根据地。 东北拥有大量先进工业资源和粮食，足以养兵百万，进可入关威逼平、津，退可争取苏联支持，此时苏联红军尚在东北，国民党军僻处西南，鞭长莫及，对我军来说可谓千载一时之良机。 当然，不只是毛主席、共产党看到了这一机会，蒋介石和国民党也看到了东北的巨大价值，他们一定会派出精锐部队争夺东北，这就意味着在东北的武装斗争将会十分残酷。 对于毛主席来说，赢得东北是绝对不容有失的，因此也只有他最信得过的人才能胜任这样艰巨的任务，党、政、军全才的罗荣桓就是不二人选。 其次，毛主席当然是考虑到了此时在东北的部队主力就是山东军区的部队，唯有罗荣桓这位老首长才能指挥得了这些悍将猛将。 罗荣桓麾下的猛将有多猛呢？不要说后来闻名全国的“万岁军”军长梁兴初，当时还是军分区司令员的吴瑞林，5年后带42军第一批入朝，第一次战役中坚守黄草岭，打得美军陆战1师没有一点脾气。 当时的胶东军区副司令员吴克华，在3年后的塔山阻击战带一个纵队死磕国民党“东进兵团”11个师，自始至终没让国军越过塔山一步。  塔山东野阵地一角 当时的山东三师副师长胡奇才，从红四方面军时期就有个绰号“胡大胆”，进东北一年多后在新开岭第一次消灭国民党一个整师，人称“铁血将军”。 就是这样一群打起仗来嗷嗷叫的指挥员，还有麾下几万在山东的血火考验中磨炼出来的精兵，要不是罗荣桓坐镇，一开始时候换了谁都压不住。 罗荣桓深深体会到了毛主席的良苦用心，他既决心赶赴东北主持大局，又怕自己的病情耽误了大事，只好向中央报告，如果一定要让他去东北，最好不要让他担任部队主要领导人。 这不是怕担责任，而是怕如果战斗激烈时自己病情突然恶化，不免会给东北的全局造成重大影响。 10月24日，罗荣桓再次接到中央来电，请他日内率轻便机关去东北，于是他再没有迟延，当日就从临沂出发赶去龙口坐船出海。 实际上，罗荣桓此时是躺在担架上赶路的：一行人原来是坐汽车，但由于山东敌我情况复杂，经常有伪军叛变，公路不通，罗荣桓赶路之后尿血加剧也不能骑马，只能让人向老乡买了块门板做成简易担架，让人抬着继续出发。 二、他身在病榻，已知致胜良策11天后罗荣桓等人扬帆远航辽东，在海上颠簸了一天后在大连附近上岸。他们马不停蹄，坐着一节闷罐火车到了辽阳，然后又坐汽车赶到沈阳。 此时他们面临的实际情况是：各路部队刚刚抵达东北，大部分是徒步而来，人员疲惫，指挥不畅，武器特别是重装备奇缺，东北的秩序十分混乱，潜伏的大量特务伺机破坏，老百姓对八路军不熟悉，也不信任，双方隔膜很深。 而杜聿明指挥2个军的国民党部队已经于11月16日攻破山海关，沿着北宁线向沈阳蜂拥而来。 此时，毛主席仍希望罗荣桓能够亲自主持军事，他致电东北局建议：“集中最大兵力于最有利之时间、地点，由林（彪）或罗（荣桓）亲去指挥，举行反攻，分作几次战斗，歼灭敌人。” 毛主席的顾虑也是显而易见的，林彪虽然是115师的老师长，但他去苏联治病这么多年，与下属各部队的关系已经生疏，一下子可能难以有效指挥。  东北时期的林彪 要是林彪一开始就出马，绝对不可能像罗荣桓那样做到指挥部队如臂使指一般顺畅。 考虑到罗荣桓的身体状况不容乐观，东北局最终决定由林彪去前线指挥阻击国民党军队。为了让林彪能够有效指挥各部队，罗荣桓把自己在山东的参谋班子都交给了林彪。 这其中就包括之前的山东军区参谋处长李作鹏和后来被林彪赞扬为“能抵十万兵”的原山东军区情报处长苏静。 此时的罗荣桓虽然不能亲临前线，但心中却无时不刻地思考着稳定和巩固东北局面的策略，根据中央11月28日电报的启发，他认识到建设东北根据地将是我军最终在东北取胜的首要策略。 由于国民党军无论从装备还是所谓的正统“大义”上，对此时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自治军来说均处于优势，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内，国民党军队将占领一部分大城市，形成我军与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并存的局面。 但是，我军退出大城市，把包袱甩给国民党军以后，完全可以集中力量占领主要交通线两侧的广大农村地区，以及主要的矿山、产粮区等工农业命脉。 这是因为东北的地域极为辽阔，矿产和农业资源分布很广，我军放弃少数大城市，控制农村地区，依然能够获得足够的工业原料、粮草和兵员补给。 对于在山东靠根据地建设硬生生把鬼子挤走，坚持走人民战争路线的罗荣桓来说，在东北建设根据地虽然具体情况有很大不同，但其中原理是接近的。 毛主席早就看到了罗荣桓走群众道路的高明之处，因此他后来评论说：“罗荣桓在山东，一直抓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什么是中心？就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武装群众。” 在罗荣桓的构想中，党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就是要沿着中长线展开，建设广大的农村根据地，发动东北的老百姓，把国民党占领的几个大城市变成孤岛，这才是最终击败国民党的根本性问题。  内战初期孙立人的新一军战斗力很强 《三国演义》赞诸葛亮“不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罗荣桓人在病榻之上却已知平定东北之道，此后三年东北局势的发展，一如罗荣桓所料。 虽然罗荣桓没能在东北发挥军事上的主导作用，但毛主席安排罗荣桓去东北，依然是一个正确之极的决策。 毛主席唯一没有料到的，是罗荣桓的病情。 沈阳的医疗条件确实比山东强很多，这里就有国内当时十分稀缺的X光机，医生给罗荣桓做了影像检查之后一脸严肃地告诉他：诊断结果是肾癌。 直到现在现代医学对于肾癌依然没有特效药物，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动手术把肾脏切除。 随后罗荣桓去了平壤的苏军医院，并确诊为肾癌，为了让他得到必要的休息，中央安排他去大连，等机会去苏联做手术。 可是罗荣桓依然没有放下工作，他就像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炬一般，到哪里都在发光发热。在大连，他帮助当地市委组织了1.5万多人的部队参加东北民主联军，并发起筹建了东北民主联军干部学院。 在大连期间，他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遇到了化名为“王松”，当时正赋闲的苏军少校刘亚楼。 慧眼如炬的罗荣桓立即意识到，熟悉苏联军队训练、战术、参谋工作的刘亚楼是东北民主联军走向正规化急需的不可多得的人才。 于是他立即打报告给东北局和中央，找苏军要回了刘亚楼，并力荐已经远离国内战场六七年，几乎是个“透明人”的刘亚楼越过了一大批旅长、师长、纵队司令，直升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  罗荣桓与刘亚楼在大连 罗荣桓在大连只呆了3个月，便在5月初匆忙返回公主岭的“东总”，此时东北的形势更加严峻，就在他抵达“东总”的同一天，民主联军在苦战一个月之后被迫撤出了四平。 在范家屯，东北局的主要领导开了一次小会，会议的主题无非是两个：民主联军撤到哪里去？后面的仗怎么打？ 四平以北就是长春，由于长春在近代以来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有的同志背了包袱，主张坚守长春，绝不后退。 林彪代表另一种意见，他说：要防守长春，部队的战线太长，如果再在长春被围，我们别说守长春，连打运动战的机会都没有。 随后罗荣桓表态说：如果坚守长春，万一敌人绕道梅河口，打到我们后方，那我们连北满根据地也保不住，只好退到西满蒙古大沙漠去了，所以我赞成退到松花江以北。 罗荣桓是东北军区第一副政委、野战军政委，他的表态给了林彪关键的支持。 放弃长春，在政治上对我党我军必将造成很大影响，这一点罗荣桓和东北局所有领导人都看得到，但这时作为部队政治负责人他展示了极大的魄力和担当。 于是部队主动放弃长春，一直退到松花江以北。而国民党军也苦于兵力不足，不再继续追击，东北两军进入了短暂的休战阶段。 三、只有一个肾的“幕后英雄”很快，东北局在哈尔滨通过了关键性的“七七决议”，要求全党干部一律下到农村中去，完成发动农民的中心任务，这成了我党、我军扭转东北局势的关键。 为了应对今后更加繁重的工作，罗荣桓决定出国治病，其实治疗方案并不复杂，就是动刀、割肾，但整个手术过程却一波三折。 8月中旬，苏联医生切除了罗荣桓的左肾，但没过多久，复查发现他的右肾也有问题，这如同晴天霹雳，令一直守护着罗荣桓的林月琴心情十分沉重。 此时的罗荣桓身患高血压、心脏病等多种慢性疾病，对于治疗肾病十分不利，苏联医生直截了当告诉罗荣桓：如果你想多活几年，建议先到克里米亚疗养三年，就算疗养结束，每天的工作时间也不能超过三小时。 这时，国内解放战争的形势已到了十分关键的阶段，国民党军占领了延安，又对西北、山东两个战场进行重点进攻，这让罗荣桓归心似箭，他一天也不想多耽搁了。  罗荣桓与妻子林月琴 临出发时罗荣桓安慰妻子说：你看我现在这样，又能多订几个五年计划了！ 他离开东北只不过短短九个月时间，这里的局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主联军在林彪和萧劲光、陈云等人的指挥下连续实施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这使得东北战场的主动权开始向民主联军一方倾斜。 很快，接替杜聿明的陈诚重整旗鼓，集结了超过40万人的部队，准备再次向北满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 罗荣桓的到来使在前方军政一把抓，忙得一个头两个大的林彪如释重负，他早就提前安排好了罗荣桓在双城的驻地，并给他配了整个秘书班子。 因为他知道，罗荣桓一到，除了作战以外的其他事情就不需要他再插手了。 果然，罗荣桓把招兵、政工、训练、装备、后勤等“杂活”全都揽走了。他看到，随着仗越打越大，俘虏的国民党士兵越来越多，如何把这些“解放战士”转变成自己人成了政工人员的一件头痛事。 罗荣桓早就听说，有一些俘虏兵打仗时把枪朝天开，抢东西、打老百姓倒是样样在行，政委批评他了立马带枪溜大号。 因为吃不了民主联军的苦，有的师一年开小差1500多人，从年头到年尾跑了差不多四分之一的人。 对这些同样是苦出身，没读过几天书的俘虏兵，关键问题不是给他们讲马列主义的革命大道理，而是让他们搞清楚自己为谁当兵，为谁打仗。 你说打蒋介石、打资本家，这跟他们有个啥关系？距离太远了！他们中间很多人压根都不知道延安和南京在哪里。 但你要是跟他们说参加民主联军打地主，打土豪，100个人里99个响应！那些俘虏兵，谁家里没有被地主欺负过？ 从辽东3纵7师开始，“诉苦报仇”的风潮瞬间席卷全军，那些俘虏说出来的惨事，让没当过兵的人们听得目瞪口呆。  诉苦大会现场 副班长任纪贞老家在山东蒙阴，老父亲给地主放了200只羊，地主一年只给他发15块工钱，除了放羊还要干其他活，累得病倒在床地主还要逼他上山砍柴，结果砍到第二棵树的时候就没劲了，斧子砍在自己腿上。 乡亲们把他抬下山时，他已经快没气了，临终前想喝碗高粱面糊糊，但家无一粒粮。 他娘去地主家想借碗高粱面，没想到地主婆说：“留着粮食喂狗还能看门，给你们吃有什么用？” 任纪贞讲到这里已经泪流满面，台下的解放战士们人人低头不语：说到底，大家都是一根藤上的苦瓜！ 随着一个又一个解放战士上台讲出自己家的悲惨经历，往往全连、全营的战士都泣不成声，有人哭到晕过去。 现在他们都明白了，蒋介石就是地主土豪的总后台。要想穷人翻身过好日子，就非打倒蒋介石国民党不可。 那些解放战士们深有感慨地说：过去我真是瞎了眼！竟然还想着蒋介石来，他来了还能有咱们穷人的好啊？ 1947年8月，罗荣桓要求野战军政治部在部队政治教育中普遍开展诉苦运动，随即在解放战士中激发了强大的同仇敌忾的精神和无穷的战斗力。 光诉苦还不够，还得给战士们补《中国土地法大纲》，这下民主联军是“给穷人打天下”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以至于一个接受了多年反动教育的国民党士兵被俘虏后只要几天就被争取过来了。 在一片“打倒地主土豪”的呐喊声中，罗荣桓难得地保留了清醒的头脑，在他的保护下，一大批原来出身地主和富农家庭的党的干部免受冲击，这大大加强了团结在党周围的力量。 罗荣桓回到东北后抓的第二件大事，就是组建二线兵团。 1947年7月底，东北局决定由罗荣桓主持建设二线部队的重要工作。罗荣桓受任之后，很快摸索出了一套成熟方法： 二线兵团的基础是经过土改得到解放的农民和城市里受压迫的工人，这些同志们的斗志和阶级觉悟很高，但缺乏训练和纪律性，也根本没有战斗经验。  大批东北翻身农民参军 按照抗日战争时的做法，是先组建民兵支队，然后改编成区小队、县大队等地方部队，再改编成独立团，然后才能“升级”成正规部队。 但东北的形势根本等不了！罗荣桓决定直接组建独立团，每个连队由野战军老兵或地方武装的干部担任连长、排长、指导员，进行训练以后补充到主力部队，或组建新的独立师。 这样的扩军练兵方法让东北的国民党高层感到绝望，因为不管对面的东北民主联军拼掉多少人，过了两三个月就会像雨后蘑菇一样多出来十几个新的师级番号，这仗简直没法打了！ 到了1949年3月四野南下时，罗荣桓总共编成了189个团，42万人的“二线兵团”，加上40多万“解放战士”，这使得林彪麾下的四野像吹气球一样很快扩张到了百万雄师。 在练兵扩军的同时，罗荣桓还同时抓了军工和后勤。他把自己的秋收起义老战友何长工找来当军工部长，何长工提出发动留在东北的日本工人回工厂造枪造炮，罗荣桓拍板大力支持。 罗荣桓又找了当年红一方面军的后勤部部长杨至成出任军需部长，专门负责给部队提供被服、鞋袜。 作为第一批55位开国上将之一，杨至成的能力绝非浪得虚名，到辽沈战役爆发前，军需厂能够日产1.9万套军服，胶鞋布鞋各1万双，除了提供给东野以外还能支援聂荣臻的华北野战军。 这一切，都只是罗荣桓在东野政委的“本行”以外干的“兼职”，那时候，东野各纵队、各师的干部配置都要罗荣桓出方案，林彪看后往往一字不改就下发了。 其实林彪很清楚：罗荣桓定好的事情往往都考虑得比他还周到，他没必要管。 辽沈战役前他们二人同住在双城时也不常见面，碰到大事才碰头一起商量，警卫人员从来没见二人闹过别扭，有人说：罗荣桓这个政委，更像一个温和的兄长。  罗荣桓与林彪在北平 尾声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以东北野战军获得全胜而告终，其实这个结局在差不多两年前就注定了。 国民党军将领每每都说林彪厉害，却少有人知林彪身后还有一个丝毫不逊色于他的罗荣桓。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因肾病引起的尿毒症逝世，时年只有61岁。 正在参加国家十年科学技术规划会议的毛主席听到消息后悲伤难抑，提议所有在座同志为罗荣桓默哀。 默哀后，毛主席沉痛地说：
或许只有毛主席，才懂得罗荣桓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立付出了多么大的牺牲。 他的心里有党和全国人民，但唯独没有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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