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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秋 , 中国嘉德推出“俪松居长物——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国艺术品”专场 , 21 件王世襄旧藏——有古琴、铜炉、漆器、竹刻、匏器等几大类，落槌定价，悉数成交。总成交额高达 1179.2 万元，这直接刺激了整个艺术品的个人拍卖市场。藏家们开始关注各类平时不太注重的艺术品。而七年后，令人难以想象的是，2010年秋季北京匡时征集其中20件，再次推出“锦灰吉金——王世襄藏炉”专场 , 一举创下总成交额9844.8万元的纪录 , 均价每件逾490万元 , 有三件更是突破千万元大关 , 而这次的“宣铜炉”拍卖成为艺术品拍卖史上的历史性事件。这些天价背后的主人公王世襄，并不是一位严格意义上的艺术家，他是发现艺术的人，更像是艺术的引渡人。而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又是天生的艺术家，生活中的艺术家。他的一生都在践行叔本华所崇尚“艺术地生活”的精神，他的人生本身就是一件绝无仅有的艺术珍品。 父亲王继曾、母亲金章、舅父金城和金绍坊以及夫人袁荃猷5种在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艺术 在近代中国，王世襄父亲王继曾那一代人可以算得上是对西方艺术有亲身体认的先驱。王继曾不仅仅是一位外交官，应该说，他首先是一位深爱中国艺术与西方艺术的爱国外交人物。他曾随中国驻法公使孙宝琦赴法国，他对世界艺术的爱好、观察、研究，远超一般政治人物。王继曾后来获聘故宫博物院的终身顾问，成了马衡的挚友，也是王世襄成为文博大家的引领人。江南的地域文化、繁荣的经济社会，涌现出了王世襄母亲金氏——一个开明的名门望族。金家几代人的商旅生涯，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因与世界通商，金家没有那种“严夷夏之大防”的思想，并把金家子弟送往国外求学。1902 年王世襄母亲随兄去英国学习西方绘画，开阔了她的艺术世界。其兄金城曾评说她：“自游学欧洲，遍观彼邦文物后，画益进……视古人竟不多让。”金章的《濠梁知乐集》，总结了她一生积累的画鱼经验。在我国美术史上，向无此类专著，可以说是独辟蹊径之作，填补了中国美术史上的一大空白。其儿王世襄从小是个“玩家”，如他所说，“三教与九流，遂皆见如故”。但他环绕于一个培育出众多艺术大家的天地里生长，得其母亲这个大家族的影响，自不可小觑。金氏后人在京团聚（后排左二为王世襄，二排右三为金章）
金城（1878-1926）像
金城于1902年负笈英伦，游学欧洲，初起学政法、哲学、历史和政治经济学。他与罗振玉关系很好，同属关注西北文物与艺术的最早学人。他回国后虽也在清末任过法律官员，但其志向始终落实在艺术的研究和实践中。他的绘画理念和精神影响力，使他成为北方画坛的领军人物。1920 年 5 月 29 日，金城与周肇祥、陈师曾等在北京创建“中国画学研究会”，为中国培养出了一批艺术人才。金城亦著有《藕芦诗草》《北楼论画》等著作，对近代美术史影响很大。惜其英年早逝，但播下的书画种子，终于由“湖社”画会传承，他们创办中国第一本美术杂志《湖社月刊》，把中国画与画学理论，推向了世界。实现了金城当年的梦想。
中国的竹刻，至唐代已不乏精品。“王倚家藏竹笔管，'刻《从军行》一铺，人马毛 ，亭台远水，无不精绝’……”现藏于日本正仓院的唐尺八，仍留存着唐代竹刻艺术的精美。“纤悉俱备，其细若缕，且玲珑活动”，是竹刻艺术家内心活动与强烈的性格表白。王世襄的两位舅舅，就是创造竹刻艺术之大家。1924年，两位舅舅出版了作品集《可读庐刻竹拓本》，几年后，又出版了《西厓刻竹》，两书付印后，影响极大。之后王世襄整理了两书而成《竹刻小言》。“竹人两录有遗编，未与金针度刻镌。五百年来传绝学，小言字字是真诠。”这无论从精神言或形式言都是对这部总结竹刻艺术的经典文本，精当不过的评语。 
战火纷飞时，王世襄用火绘葫芦圆盒盛着红豆赠她；四十五年后，老夫人袁荃猷刻成《大树图》记其一生脉络成就，也把当年的定情物刻在其间；十年浩劫中，她给他带上自扎的扫帚嘱托他自珍；耄耋之年他为她题写《游刃集》，终于对钟爱的刻纸艺术作一圆满总结。“个中无不有拳拳”，是王世襄与袁荃猷一生相濡以沫，彼此欣赏、扶持、鼓励最好的写照。王世襄与袁荃猷有各自的艺术追求，而两人的艺术世界又是如此默契而交融，少了谁都将失色，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知己。髹漆艺术在我国源远流长，自春秋时代发端，历经宋代繁盛，到明代达到艺术的高峰。但在民国后，这项古老的技艺近乎失传，日本漆艺驰名海外，却鲜有人知，其源于中国。只因“朱桂老”的一句嘱托，王世襄甘坐了三十多年冷板凳，默默将《髹饰录》这本无人能解的“天书”解读注释。他一生心力倾注最多的，非《髹饰录》莫属，因为他的解读，带着人们重新发现了中国漆艺的宝藏，使世人终于认识到了我国髹漆工艺在历史上的辉煌成就。王世襄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辅以生动鲜活的匠作实例，将原本晦涩难解的《髹饰录》化为民间漆艺工匠可参考的技术指南。剔红、犀皮、泥金、螺钿这些枯燥的匠作则例，在王世襄的笔下，读起来如明清小品文，妙趣横生。明式家具首先是一件普通器物其次才是一件艺术品，在王世襄的《明式家具艺术研究》问世前，人们更多只认可明式家具的实用功能。王世襄倾其一生，用他的慧眼、学识、深耕，为世人揭开尘封许久的明式家具的美学世界。一桌一椅，一案一榻，已不单是家中的陈设之需，那简练浑圆的线条，肃穆典雅的形制，玲珑秀丽的透雕，寄托了古代无名工匠对精湛工艺的极致追求，也蕴藏中国文人兼济天下而又独善其身的精神情怀。家具与人的心灵共融，构成了已消逝远去的人文风景。明式家具艺术的复兴以及之后的收藏热潮，也折射出纷攘喧嚣的现代社会，迷失其间的人们，依然渴望重回“吾亦爱吾庐”“时还读我书”的清明境界。西晋 陆机 平复帖
与书画之缘，对王世襄来说是与生俱来，并融入血液之中的。儿时月明星稀之夜，他在古镇南浔依着母亲，看她画下一尾翩然的金鱼，题一行秀挺端丽的小楷。燕园求学时光，他弃医从文，风华正茂的少年却日日浸淫古画，写中国画论的宏篇。战火初停时，他远渡重洋遍访国外各大艺术馆，整理出欧美读画记，细数流落海外的中国书画。王世襄可说是中国现代对书画艺术开展理论研究的重要参与者，只是他之后将精力投入到了弘扬濒临绝迹的工匠艺术上。我总惦记着，书画热潮涌动中，他却转身埋首寂寞的那份超然高古。但我们从王世襄的文字中，依然能读出被中国书画熏染出的格局和意境。
王世襄赏玩葫芦 一直觉得，抱着葫芦的王世襄是最快乐的，一种完全畅然的天真洋溢周身，回到他最无忧无虑的童年夏夜，只有秋虫悠悠的鸣叫，伴他入眠。东坡诗云：“野饮花间百物无，杖头惟挂一葫芦。”葫芦虽小，却成了王世襄的世外桃源。他亲自种葫芦，制做木模，火绘押花葫芦，制成文房清供，还制成蟋蟀罐、鸽哨等各类玩器，也在街市淘得极具艺术价值的葫芦艺术品。《自珍集》中那一尊尊赏玩葫芦，经王世襄摩挲而泛着醉人的包浆，令人心驰神往。眼见葫芦工艺面临绝迹，王世襄拿出了他在营造学社所受的治学训练，细数了葫芦这一不起眼的民间工艺的历史渊源，技艺要点和美学价值，使工艺葫芦重新焕发出了新生。
王世襄摹宋人山水天津模蝈蝈葫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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