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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内的绍兴会馆，住着来自浙江绍兴的周姓兄弟，周树人和周作人，此时，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力的鲁迅，还没有登场，或者说，还未存在。 36岁的周树人，还是民国教育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官员，做了多年的基层公务员，早已老气横秋，暮霭沉沉，似乎跟“青年“二字并不搭边，这一年，他陷入了中年的困惑。 他好像是一个没有青春期的人，在他的记忆里，童年的记忆更为活色生香，他后来在《朝花夕拾》中透露了这一点。但是，在他所有的文章中，很难找到他的青春记忆，当时年轻人所共有的“蔷薇色的梦”，那些本该属于年轻人的底色，却太过寥寥。 似乎，周树人的青春，只剩下民国灰暗背景下，一个基层公务员在北京城脚奔走的背影。
这一年，周树人把弟弟召唤到了北京，并非是为了筹谋即将到来的新文化运动，而仅仅是为了谋生。此时，他最大的理想，不过是维系支离破碎的家庭。 暂住在绍兴会馆时，周树人兄弟爱看一本名叫《新青年》的杂志，在这个由《青年杂志》改版的刊物上，几乎都是胡适、陈独秀等人号召文学革命的文章，但这场热闹的革命，还并没有引起兄弟俩的兴趣。从辛亥革命，到“二次革命”，再到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这一场场风云，作为旁观者，或许早已经无动于衷了。周树人继续抄写他在工作中搜集来的古碑，周作人则正专注于梵希古希腊的诗歌。 周树人，并没有意识到，从1917年开始，中国开始进入青春期。而他，也将迎来自己的“青春期”。 而这一切，与两位“老青年”有关，一个是蔡元培，一个是陈独秀。
1904年，参加上海暗杀团的蔡元培和艰难支撑着《安徽俗话报》的陈独秀，还算得上是“青年“，那一年，他们相遇，然后，两人一起在暗杀团里玩炸药。 1917年，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已经在上海发刊两年，很快，蔡元培以三顾茅庐般的死缠烂打，请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尽管当时的陈独秀既没有学位，有没有教书经验，直接内退上位，外界颇有未词，但这一切都难不到蔡元培，很快，一份为陈独秀特制的履历以北大名义送到了教育部。 后来，有人诟病蔡元培沈巍校长伪造履历，显然他们忘了，这个外表安分守己的蔡校长，本就是一个“莽撞”的“老青年”，玩了几年的炸药，区区一个简历，他根本就没放在心上。 这样一来，陈独秀顺利到了北大，一同来的，还有《新青年》杂志。
与此同时，26岁的胡适也在蔡元培的盛邀之下，成为北大最年轻，薪水最高的教授。同样是1917年，胡适在蔡元培等民国元老的簇拥下，在北大上了第一堂课《大学与中国高等学问之关系》，这位不久之前还对国内衰朽感到失望的年轻人，一不留神站在了一个新舞台的中央。 就这样，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开始了一校一刊的合作，共同扛起了新文化运动的旗帜，这个在后世学者眼中无限神圣的《新青年》，当时的发行量少的可怜，1917年，它的全国总印数，不过一万五六千，但他的影响力，却有效的送到了青年群体。 不管是正在师范读书的毛泽东，还是正在军队服役的蒋介石，都是《新青年》的忠实读者。 当然，还有绍兴会馆的周姓兄弟。
《新青年》所进行的思想启蒙，为一个崭新青春群体的介入奠定了基础，北大由一个旧学府变成了激情蓬发的梦想实验地。 1918年，经过一年的改革，形形色色的组织已经在北大建立起俩，著名的沙滩红楼落成，新的图书馆也投入使用，学校内外，青春成了主要腔调。 同样在这一年，周树人写完首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顺利发表，全国激荡，鲁迅横空出世。 也是在这一年，一个名叫毛泽东的青年，扛着行李，从长沙直奔北京，进入北京大学，与他一同走进北大的，还有萧子升、李维汉、罗章龙等。
后来的人们，似乎更关注北大大师云集的教授阵容，却忽视了它天下一流的学生阵容，比如，张国焘、许德珩、杨振声、孙伏园、俞平伯等。 就在毛泽东来到北大后，这年秋天，北京青年学生汇集在天安门前，准备收获国家复兴的希望，刚刚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成为了战胜国。而18年前，同样在天安门前检阅部队的德国，却成了战败国。 这是那段岁月，一次少见的庆祝游行，这一天，北大校长蔡元培在万人之前，发表了题为《黑暗与光明的消长》的演讲，他说，幸而正义果胜强权，协议过竟占最后之胜利，我国已有一线生机。 当时的北大学生，相当部分将一战结束和中国成为战胜国当作“世界大变局的起点”和“推动中国社会政治的起点“，在他们眼中，世界将重新洗牌，中国就要站起来了。 可是这种期望，不过是长期压抑后的一次释放和反弹，一战结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出口，这个出口并无法将所有黑暗全部照亮。
举国欢庆的时候，唯有绍兴会馆的周树人兄弟，对惨淡的显示依然没有抱有幻想。 《凡尔赛合约》的签订，证实了周姓兄弟的判断。 自此之后，或许是被鲁迅蓄有浓须的老脸所吸引，绍兴会馆多了许多年轻人，鲁迅到北大讲课，许多年轻的社团开始围在他的身边。 1919年春天，在确定一战后世界格局的巴黎和会，艰苦挣扎的中国代表团陷入绝境。日本将接替德国在山东的地位，中国的状况将会更加糟糕，国人陷入愤怒和猜疑，不安的情绪像传染病一样蔓延。 有人预言，北京一定要出事。 北京大学，距离天安门很近，尤其是红楼，在窗口都能看见紫禁城起伏的屋顶，1915年，天安门前封闭的广场被开放的天安门广场替代，北大红楼和天安门广场遥遥相望，似乎决定了这两个建筑某种宿命般的联系。 五月四日，星期天，一个和煦的春日。鲁迅在日记中写了一个“昙“表示当天多云的天气。 这一天，北大的青年队伍在红楼汇聚，蔡校长挡在前面，苦口婆心的劝阻，但学生们不肯。 “老青年”让开了，舞台留给了白衣飘飘的新青年们。
队伍走出校门，沿着北池子大街向天安门行进，下午一点，队伍已经壮大至三千多人，天安门广场白旗舞动，与北面褪色的红墙形成鲜明的呼应。通过老照片，似乎都能听到那些年轻的、激昂的、嘶哑的呐喊。 在这一天，新青年终于以身体运动取代了“老青年”的思想运动，占据了历史的舞台。 下午2时30分，队伍从天安门广场出来，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他们决定去找外国公使要个说法，他们的目标有两个，一个是美国使馆，一个是日本使馆，到这一刻，一切都还是相对和平的。 不过，星期天，公使馆都不上班，在那个中国人不能擅入的区域，队伍中激扬的情绪相互激荡，到了一个高点，于是，愤怒演变成冲突，赵家楼曹宅成为了火山的喷口。 正在曹宅养伤的章宗祥正撞到枪口，当他从浓烟中狂奔而出，却迎面撞上了如雨点般的年轻的拳头。 事态愈发不可收拾，这些新青年们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一场呐喊。 而引领这一切的“老青年”们，却集体缺席。 这一天，胡适并不在北京，他的老师在上海演讲，他前往陪同翻译。 这一天，鲁迅没有出门，刘半农来家里做客。 这一天，周作人正带着妻儿在日本探亲。 胡适后来说，中年的智识阶级不肯出头，所以青年阶级替他们出头，替他们开口。
《新青年》里的“老青年”，不久就风流云散。1920年，陈独秀离开北京到了上海，《新青年》成为了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留在北京的胡适，正与李大钊陷入“问题和主义“的论战中。 鲁迅终于以3500元的价格在北京西直门八道湾胡同毛下一个院子，在这座城市有了一个家，而后走进北大，正式开始任教，但他依然是压抑的，偶尔的幽默显示出他的天真本性，这个带有疲倦和沧桑的“老青年”，正坚韧的面对淋漓的献血和惨淡的人生，在绝望的边缘苦苦挣扎。 而那些在一年前成为历史主角的新青年们，热情依然不减，舞台留给了那些尚未正式露面的“新新青年”。 9岁的杨绛，正在北京女师大附属小学上学，一脸稚嫩顽皮。 22岁的周恩来，正踏上去往欧洲的轮船。 27岁的毛泽东在北大待了两年，又背着行李，回到了湖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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