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云从(成龙),鲁迅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特聘教授、中国文人艺术工作室主任导师,鲁迅美术学院书法专业创建者之一。于书法文献、古文字学、艺术美学、佛学以及传统经学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书法篆刻与传统山水画也有长期的实践。邓云从教授的年龄当然还算不上“老先生”,但在精神上,却是晚清民国一辈老先生的传人。这样的人已经非常稀有了。今天分享的文章,是邓云从教授回忆他跟随民国宿儒虞虞山先生学习《诗经》《论语》和书法篆刻的点点滴滴。文章真情实意,感人至深。同时,今天的分享还有邓云从先生在书院开设的“少儿古典书法入门”系列直播网课。为了把老先生们的薪火传递下去,邓云从先生觉得有必要从娃娃抓起。身为大学教授而投身儿童古典教育,这样的奉献精神是令人敬佩的。对于想学书法的孩子,以及想跟孩子一起学书法的家长来说,也是难得的机会(扫码后关注“微课学苑”公众号,然后可以看到“我的训练营”里面就有“邓云从少儿古典书法训练营”。本期训练营从10月2号开始,每周六下午2-4点直播上课,共五次课,可以永久观看视频回放。报名后可在荔枝训练营扫码加入微信群,随时与老师互动交流):古典书法的本质是自然生长。小朋友天真未凿,比成人更善于学习笔墨生长的生命原理。所以,少儿书法学习不只是“打好写字的基础”,更是奠定生命成长的节律。关于少儿古典教学,邓云从教授有一个通盘考虑的完整计划。目前这个为期一月的五次直播网课,只是一个书法入门的带入。关于未来的更多教学计划,邓老师曾跟我这样说: 小刚兄,有关少儿书法网课我设想可以成系列,可大致分成三至四年。第一年第一学期颜体(选用颜勤礼、麻姑仙坛),第二学期是欧、褚;第二学年,第一学期行书王羲之兰亭序或圣教序(结合尺牍与赵孟頫行书),第二学期隶书(史晨、礼器、曹全等),这样行书以后即可与兄倡导的生发书写接轨;第三学年:第一学期,篆书(小篆、石鼓以及金文,结合说文对小篆字形进行讲解与书写),第二学期草书(王羲之十七帖与孙过庭书谱),可进一步通过使转强化生发。教学过程中可视具体情况可将时间或延至四年,同时每次书法课穿插讲一点论语或唐诗…… 下面是邓老师2003年在鲁迅美术学院为第一届书法专业本科生授课时写的《中国书法史讲义》手稿片段。从手稿中扑面而来的书卷气中,我们可以鲜明地感受到虞虞山一辈民国老先生对他的影响:




 前几天接到家乡盐城印社孙环勇兄来电,告知先师虞山先生书法作品集征集编纂已经完成,行将付梓,这实在是令人激动的消息!先生辞世已近卅载,生前作品散佚于四方,如今收集汇编之难、费时费力之巨可想而知。环勇兄等同道多年来倾心付出,令人感佩!环勇兄嘱我写篇关于先生的文章附骥于集末,更令人惶愧。先生晚年数载教诲之恩,于情于理责无旁贷,而现在时间较紧恐不及撰写专业之评述,所幸环勇兄已有《篆烟未尽葆心香》一文对先生生平作了概述,所以我这里权作补充,以及追忆我在先生门下学习生活的点滴往事,记述先生精神品格和艺文学问的一些侧面,期冀对读者更真切地了解虞山先生提供一点帮助。人生可谓是一本书,可是能让你阅读的人本来就不多。有的人读着读着,曾经偶像一般的存在,多年以后慢慢地甚至没有什么印象了;而有的人是一部大书,你越读越能回味,越读越会喜爱他;更有一种人,当你阅读多年以后,不仅让你沉醉,还会无限的眷恋,并且能够不断地从中汲取生命的力量,这样的书堪称大书中的经典。虞山先生就是大书中的经典。阅读先生,若非历经生命之沧桑而犹有饱满精神之人,你可能是无法真正展开它也永远读不懂的。晚年的虞山先生平淡素朴泯然于众人,只有在你众里寻他之后的回眸凝视中,才会感觉到先生身上散发出的独特辉光。先生瘦骨清癯的面容上那深邃幽远充满悲悯的眼神,许多年以后我都尽力想读懂,但又常常是在追念之中禁不住的泪眼婆娑,只能迷失于当年的惘然,只能感激生命中冥冥注定的缘约。 先生虞虞山(1904—1992),字受言,晚号劲草老人,江苏盐城人,现代著名诗人、书法篆刻家。先生出生于盐城虞氏旧族书香之家,幼年即从叔父读家塾,大约志学之年后师从乡贤蔡之庆(绘画)、庞友兰(诗文、书法、篆刻等),未及弱冠即有“盐城第一才子”之美誉。虞山先生1988年春刻有一方“四隐侍者”朱文印,边款记有“金山高师吹万号寒隐、顺德蔡丈寒琼号壶隐、沈阳王师希哲号石隐、如皋许丈情荃号画隐,岁首刻此纪念”。因为四位前辈的号中皆有一“隐”字,又都分别教授过先生诗词、书法、篆刻、绘画等,所以先生刻此印以纪念。其中对虞山先生的精神思想及艺文学问产生巨大影响作用的,当首推金山高师吹万公。1920年左右前清举人庞友兰修书致函江南名士高吹万,举荐青年虞山到其门下,从此青年虞山便在江南金山(现上海金山区)秦山脚下高吹万公的“闲闲山庄”学习生活近十年之久,从而奠定了虞山先生诗词、书法、篆刻以及学问的根基。先生一生的思想、人格也在这一阶段基本形成。“闲闲山庄”的主人高吹万先生(名燮,1878—1958)是“民国江南三大儒”之一,也是二十世纪早期对中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化团体—“南社”的核心人物。1903年吹万公在金山创办《觉民》月刊,鼓吹排满反清革命。清末民初出现在南社内部的两个学术团体“寒隐社”与“国学商兑会”发起创始人皆为高吹万先生。1907年“鉴湖女侠”秋瑾女士就义后,满清政府“秋风秋雨愁煞人”的政治肃杀高压,使得江南士人反清活动转入消歇,而高吹万先生的“寒隐社”即是在此时(1908年)成立的(吹万公号“寒隐”也源于此)。吹万公所谓的“寒隐”正是“身虽若无意于世,而其心则愈苦者也”,正是通过这种独善求群、同道相集的策略,继续进行反清文字鼓动。“寒隐社”实为南社之先声,南社成立于1909年,发起人之一的高天梅即为吹万公之侄。南社取“操南音,不忘其本”之意,也是旨在反抗“北庭(满清)”,成为辛亥革命前后著名的文化团体,同时与海外的同盟会形成犄角,遥相呼应,并且南社中的许多人物在海外也是同盟会员,而同盟会成员回国内亦多加入了南社。高吹万先生在1903年创建的“觉民社”与1908年创建的“寒隐社”基础上,于1912年6月又与叶楚伧、李叔同、姚石子等发起组织了与南社并驾齐驱的“国学商兑会”,面对汹涌的西学东渐的大潮,倡导读书人要以天下为己任,欲存国魂,必自存国学始,自觉担负起国学重建的责任,保存国粹,以昌明学术、挽救世道人心。“商兑”两字取自《周易·兑卦》:“商兑未宁,介疾有喜”。大约在1915年吹万公开始在家乡金山张堰镇秦山脚下另造“闲闲山庄”,1917年山庄落成后,他便搬到山庄(同年李叔同出家为弘一法师),此后过着二十年的隐居著述生活,直到抗战开始山庄被抢掠焚烧才搬到上海租界避难。“闲闲山庄”在当时俨然是文化清流的象征,常是清流名士、文化硕儒与艺术精英们的聚集流连之所。山水画大师黄宾虹先生就曾多次来到山庄,其中有一次在闲闲山庄住了数月后才离开。吹万公所倡导的国粹“保种”(文化保种,坚守文言文、反对白话文)以及后来的“守节”(士人的精神操守以及民族气节),这些对于在闲闲山庄求学生活了近十年之久的青年虞山的影响是潜移默化且深入骨髓的,虞山先生一生行事都是秉持践行吹万公的艺文主张与精神操守的。 吹万公是民国时期的著名藏书家,藏书近四十万卷,尤其经部诗类即有七百余种,为海内之最。抗战初期日军从金山登陆攻打上海,吹万公星夜出逃,只抢运出40余箱,不及什一,余者尽遭洗劫,所幸最珍爱的《诗经》类藏书多被抢运至上海租界,建国后捐与复旦大学图书馆。吹万公晚年曾作有一首《印人歌》诗,曰:“金石刻画非我能,所交偏乃多印人”,诗中列叙所交印人(篆刻家),稍长或同辈列举了吴昌硕、赵古泥、李叔同、蔡寒琼等,晚辈中有邓尔雅、黄肇豫、虞受言、吴松棂、高式熊等,除《印人歌》诗中提到的三十余人外,其他尚有谈月色、陈巨来、白蕉、童大年等亦曾为吹万公治过印章。这里与虞山先生同辈的邓尔雅即为著名古文字学家容庚先生的舅父,容庚少时即从舅父邓氏学习文字学,后从师王国维。1947年吹万公还在《题吴松棂泖碧亭印存》诗二首有“印人我友有黄虞,各具天才学力劬,与子无惭成鼎足,箧储磊磊尽璠瑜”的诗句,诗中提到的黄虞即黄肇豫、虞受言。有学者文章指出1937年以前,吹万公的印章主要由吴松棂、黄肇豫、虞受言三人所刻,吴松棂是金山朱泾镇人,是吹万公的同乡晚辈,海派大师吴昌硕弟子。诗中所说“磊磊”是数量众多,“璠瑜”则皆视如珍宝美玉,由此可知虞山先生在闲闲山庄其间为恩师高吹万公所刻印章不在少数。吹万公的藏书虽大部分今已不存,但仍尚有部分现藏于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库,应该还是能够查寻到虞山先生当年为吹万公所刻印章的部分印痕的。题诗中吹万公将弟子虞山直称为“我友”,又称赞其“天才”的禀赋以及“学力”的勤勉,这既是前辈学人的古风,也可见吹万公对虞山先生是极为嘉许与器重的。八十年代吹万公嫡孙高锟先生荣膺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曾致书函虞山先生,先生赋诗寄贺,称其不坠家声。高锟先生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被誉为“光纤之父”,2009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获此殊荣时高锟先生年事已高,为人行事又向来低调,很少接受媒体采访。虞山先生晚年还专门另刻有一方“吹万先生门下士”白文印。1985年先生回盐城后的住所,先生取号为“晩晴楼”。平时先生仅在一间斗室之中,客厅、书房、餐厅、卧室共一室,大概只有十来个平方。陈设也极为简陋,一张五斗橱、一张旧式办公桌、一张小方桌(吃饭兼写字)、一张单人床。在五斗橱里也只放有陆放翁诗集与几本线装书,进入房间一眼就能看到橱侧面唯一一帧早已泛黄的肖像,正是先生的恩师高吹万公,可见先生对吹万公的情感是何其之深。 我与先生的师生缘分是从1987年初秋开始的。1988年秋至1990年春,我寄寓在先生的“晚晴楼”,大约一年半时间,一老一少生活在一起。我出生在并不宽裕的农家,又成长于无书可读的时代,在当时贫瘠畸形的艺术文化大环境下,进入中国传统经典文化与艺术的学习是严重先天不足,与先师在一起的这种独有的经典文化与艺术的学习方式,对我而言显得尤为重要。在“晚晴楼”学习期间,我一般是上午读书及抄写《说文解字》字形,下午写字刻印(书法是临写石鼓、散盘、张迁、石门、章草,印章是汉印与部分先秦玺印),先生有时在我抄写过程中讲解篆书字形等。晚上便是先生给我讲授传统经典的时间。先生的讲授一般是在晚餐过程中就开始了,先生与我的晚餐极其简单,仅仅是买一些熏肉与香干一类的冷菜,再做点米饭就行了。先生的讲授常常是从饮下一小杯白酒后展开的,讲授多少,则取决于第二天我回课背诵的状况,所以在最初的唐诗讲解中,无论是古风中韩愈诘屈拗口的《石鼓歌》,还是白居易通俗浅白的《长恨歌》,我都绝不隔日,均在睡前就熟记。这样没到三个月的时间就背诵完《唐诗三百首》了。接下来就是《诗经》、《论语》的讲读。在学习过程中,很吃惊先生惊人的记忆力。我是有书本的,而先生都是凭记忆讲授,却从未有过一句脱漏失误的,那些传统四书五经都似刻在脑子里的。有时讲的时间长了我就会提醒先生,今天不用讲了吧,而先生则往往会倚躺在床上继续讲授。一个耄耋高龄的宿儒与一个刚刚二十岁的年轻人,箪食瓢饮于孔颜乐处,中国传统经典就这样汩汩地从先生的生命之泉中清澈地流淌出来润化着我。我在师范读书时,学校油印的文学刊物常常刊发我的现代诗,师从先生以后,自然要作古体诗了。有一段时间我每天都会写上一两首,周末去盐城时请教先生。先生看了以后对我说,“你不通格律这还是其次,主要的是你的诗没有诗的韵味”,又说“若是胸中有诗千首,下笔自然有古韵”。并且说“诗,要重在读”,这一“读”字(也有涵泳吟诵意),便是作诗的精髓。此后我便不再作诗了,而是读诵与欣赏古典诗词。先生给我讲授《诗经》与《论语》是同时进行的,每每是先讲一段《诗经》然后再讲读几条《论语》。先生讲《诗经》开卷第一首《关雎》时,我问《关雎》不是讲青年男女爱情婚姻的诗吗?先生笑了一笑,说《诗经》作为六经之首,圣人删诗时如果《诗》三百篇中的第一首只是讲贵族男女爱情的事,显然圣人的微旨全失了。《毛诗序》说“《关雎》,后妃之德,《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诗是有教化的功能的。尤其这首诗的最后一句“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更不能解释成“鸣钟击鼓让她乐起来”,这里讲的是贵族宗庙祭祀中主妇做羮以荐祖先的事。我看到中华书局版当代学者的解释,有时只能一声叹息。先生又说《诗》中的风、雅多是可以在贵族宴饮时咏唱的,有诗就有乐就有舞,我们现在是声音或声乐、音乐,而乐的传统也早已失去了。许多年以后我也思考过先生为何以《诗经》为宗,是否因为先生的恩师高吹万公为民国一代诗宗,同时又是海内经学诗类收藏第一大家,所以才特别重视《诗经》的意义,直到近些年我才渐渐明白,先生所说自有他的道理。先生说《诗经》是六经之首(宋代才将《易经》转换为群经之首的),强调“不学诗无以言”,古人交往时这种风雅的表达也有中国传统文化委婉含蓄的韵致,也是我们民族的文化品格,不像现在的直言白话,古代的读书人诗歌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很平常的一种语言表达方式。诗可以让人在字节的韵律中获得愉悦,诗本身又是形象的、充满灵感的,诗人的思维是发散逸扬的, 我们通过诗言志又可以张扬我们的生命情感最终上达悲天悯人的情怀与担当。中国本来就是诗的国度,以诗发端才有中国传统文人,人人都是诗人艺术家之说。诗学对于艺术是完全融通不隔的,这样就构成了中国艺术的大诗学,真是令人豁然开朗,一下子打开了通向艺术自由的高阔旷远的世界,一个远方的白云之上的世界。而从我们今天的艺术现状来看,各门艺术也差不多只是一种技艺了,又实在是可叹可悲的!印象很深的是,先生一次讲《诗经·召南·甘棠》,见我手里书上的解释,将起句“蔽芾甘棠”译为“甘棠树茂密又高大”,先生就说,“蔽”是小微,不是高大,遮蔽是后起义(按:《尔雅·释诂》“蔽,微也”、《说文》“蔽,蔽蔽小草也”),“芾”有茂密意。这里的甘棠不过是棠梨树能有多大?就是一棵很小的却是枝叶茂盛的棠树,这里不过是借树起兴,何必一定是要在高大茂密的树下才能突显召伯?召伯在“蔽芾”的小棠梨树下为民断狱、直接“所茇(露宿)”又有什么关系呢!人们感念召公,而斯人已去,就移情这棵召伯曾经断狱所在过的、又露宿其旁的棠梨树,所以是“勿剪勿伐”、“勿剪勿败”、“勿剪勿拜”,要保护好这棵具有象征意义的棠梨树。先生的讲解在我内心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先生告诉我读经典还要多读历代注疏。二十世纪新文化运动以后,疑古思潮风行,传统经学丧失了地位,人们同时也挣脱了传统注疏的缰绳,自由驰骋,借助于现代学科的研究方法,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将《诗经》更多地从文学的角度去理解,人们愿意按照自己相信的说法将《诗经·关雎》理解成爱情诗歌,如此《诗经》已死,而历代注疏更是弃之如敝履。实际上历代注疏正是帮助我们通向经典深处的幽径,正是能够让我们在经典中可以快乐地畅游的。现在《诗经》已然不是“经”,只是一种“学”,是有“学”无“经”的。今人以诗解诗尤为不可,传统以经解诗虽有固陋但尚不远。我们今天重拾经典,向着经典自身的回归,回想先生曾经如是说真是醍醐灌顶。在先生门下学《论语》,是我先读然后讲大概意思,先生再引申讲授。当然背诵原文是基本要求。先生说《论语》不必每天读很多,关键是要你将每天所讲过的几条反复咀嚼、反复体会,这大概也是古法读《论语》吧。先生又说《论语》要贯通读,因为《论语》是散断、片言只语式的,原本即不是文章,对同一个问题针对不同程度的弟子应机回答(如对樊迟与颜回)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要贯通来读。更重要的是要行,《论语》大部分内容我们大概也能明白,不过是些平常的说话、日常的行为,所以也容易被忽略,觉得不过如此,但是真正做到就太难了,所以《论语》更要重视行的功夫,是要落实在心行上的知行合一的实践学问。随着时间推移及我们个人的阅历增加,再来重新阅读《论语》,对照自己就会发现孔子的伟大,如果是涵泳经年就更能体会圣人的崇高,所以要终生读之终生行之。孔子的不可及处即在日用平常中,圣人的可学之处也在这日用平常中。所以我们通过读《论语》看圣贤的日常点滴,从行《论语》所说的日常点滴中来体会圣贤境界,做到知行合一潜移默化地变化气质。这也养成了我后来读传统经典时有些过慢的毛病,有时一页纸一天就读了那么几行,觉得有疑窦的地方甚至一个字一个字重新进行训诂,这样虽然慢,但是特别有效果,同时也渐渐有了自己独立的见解,不会人云亦云的。记得先生讲《论语·学而篇》第一条时,先生让我先说,我将“学而时习之”说成了“我们所学的知识要时常复习温故”。先生笑了笑,说这不够全面,这一条是放在整部《论语》首篇又是第一章,由此可见《论语》对这一条的重视。孔门四科有德行、言语 、政事、文学,只有文学才是我们今天的各种文献知识。古人教育是重视全人格的养成,孔子重视文,更重视行,所以是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的“十五志于学”与“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是一贯的,“学”是首重德行,然后才是知识(文),而“习”是有行的功夫即道德实践。慢慢地给我打开了一个不一样世界。然后先生从“学”、“习”进德修业的内在愉悦,进入有朋同志间交流探讨中互相激发而溢于言表的快乐,最后又是更进一步深入,特别强调古人“不知而不愠”的君子为学之风。“古之学者为已”的为学,首先是自己的进德修业,所以是“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不是今天的“为他人之学”的学问方式,同时指出若“为他人之学”是永远达不到为学的境界的,也不会做成大学问的。真正有学问的人一定是将所学与他的性情乃至精神生命融化在一起的,是在长期沉浸滋养(记问之学也还不能算真学问)中渐渐达到的,这不是今天的学所能及的。先生就是这样拓展我的精神空间与生命的意义。我平常抄写《说文解字》小篆字形,先生有时就随机讲解,先生说学习篆书、篆刻不通六书、不通文字学你是学不好的,同时《说文解字》也是传统小学的基础。先生从六书的造字用字原理以及文的象形发生与字的滋乳分化讲起,音韵、字形、训诂同时展开,而不仅仅是文字的字形,甚至有时还会在一些思想精神上根据说文的原始字义解释进行必要的意义延伸发挥,如此也渐渐使我对文字学产生了兴趣。先生博闻强记的功夫修养,也许随着那个时代的远去再也不会出现了。这种少志于学长融于性的读书学问方式,这种在血液里流淌着的经典底蕴,在今天的学科模式下,你无法想见经典是如何融化在生命中的,远不是我们今天的知识渊博或学术论文。传统经典的意义正是在于让我们的生命得以回归、精神得以超越,经典的重生就是要将经典融化在生命中成为我们精神生命的实践,且在日用平常的深入中慢慢升华,如此你便能够越来越体会到经之为经的力量以及何为经典永恒的存在。有一次我从外面回到“晚晴楼”,听见先生正在吟诗,声音抑郁苍凉,有英雄失路之悲慨。诗原本即是在语言的节奏韵律中表达心志的,古典诗词皆是吟咏的,诗词的吟咏并不似今人的朗读。先生抑扬顿挫吟咏的或许是一段往事吧,但当时我不理解一脸惊愕,站在门口,静静地听先生吟咏完,不忍也不能打断先生此时逸发的诗兴与情境,而听先生吟诗的那一幕却是永远镌刻在脑海中了。后来因为其他原因我只能回到乡村中学教书,不能随侍在先生身边,但还是每周(最多两周)周末便回到先生的“晚晴楼”,周日下午再返回学校。我深知这种默化的力量比什么言语与知识的传授都重要。回到先生那里依然是将平常日课的书印练习携带着请先生予以点评,然后述说自己读书内容与感受,先生一一予以疏解与提挈,虽然一直遗憾未能完整聆听先生对于《诗经》、《论语》、《说文》的传授,但这已经足够了。渺予小子,我生何幸,得到先生的发蒙,为我开启了通向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门径,为我打开了中国文化艺术的经典永恒的世界,同时也奠定了我学术艺术人生的基本走向。1993年我去了吉林大学古籍所,先后八年在这个全国古籍学术研究重镇学习书法文献学与古文字学,后来又去研究中国哲学、中国艺术美学甚至又专门去佛学研究所研习佛教唯识学,至四十岁后又逐渐转向传统经学,在艺术实践上从篆刻书法近年又部分转向山水画的实践。这一切都似乎缺少了重点,实则不然,这正是以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为中心在经学的统摄下慢慢地打开再渐渐呈现合拢融通之势,渐开属于我的独立于当代的学术思想与艺术风格,向着古典的综合以及纵深一点点行进。许多朋友不理解我的行事与治学方式,如此静静地体会涵泳,在居敬中与经典对话、与自我对话,耗费大量的精力与时间却又难出成果,人生苦短,何不趁早收获?但我很清楚我在做什么,我该做什么,我又能做什么,我所努力的仅仅是恢复重构一个传统文人艺术的本来该有的样式,由此融会,来贯通中国的文化传统与艺术传统。如此虽不合乎时流,但对于我已经足够了,我欣欣然而趋往之,且享受着其中的游鱼之乐。有一天先生盐城的弟子徐凯拿来一本《吴让之印谱》来到“晚晴楼”,兴奋地对先生说“我在这里找到一方您补款的吴让之印章”,先生只是平淡地说了句“是我在泰州补款的,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先生沉思了一会似乎也是在回忆,并没有再说什么,我们也就没多问。十多年以后我多方考证才完成这方印章完整的艺事逻辑,当时若多问一下,又何来如此繁琐的考证。 《吴让之印谱》(上海书画出版社1983年版)第九页中有一方“仪征吴熙载收藏金石文字”印蜕,印章刻款的内容为:“此真攘翁精品也。甲申二月廣陵卞獧老持贈海陵王白齋,(白齋)喜如烈士之得寶劍焉,屬射陵虞虞山記其事於顛”。这是一方吴让之收藏自用印,印章为长条形,长约7厘米,宽约1.2厘米,边款双行约占款面半许,如此长7厘米宽0.7厘米(双行款,每行款字0.3厘米左右)40余字的款文,精到美奂,令人叹为观止,近世恐难有匹俦者。让翁印章有时未刻款,为后世印人补刻,翻览《吴让之印谱》中即有赵之谦、吴昌硕、王福庵、高野侯(名时显,1878--1952,西泠早期会员,近世印学名家)、唐醉石等,所补款者亦皆当时印学巨擘,而这方吴让之自用收藏精品印章补款者虞虞山先生后来却被湮没鲜为人所知,不能不说是令当今印坛遗憾的事。印章边款中言“記其事於顛”,《说文》“颠者,顶也”,对检印文与印款,此款非刻于边侧而是在印文的相对的上端,所以是颠。款文中甲申年为1944年,卞獧老为卞綍昌。卞綍昌(1873-1946)晚号獧盦(獧同狷),江苏仪征人,出生在扬州一个官宦书香门第。卞綍昌的祖父卞士云曾为浙江巡抚,卞綍昌之父卞宝第官至福建巡抚、湖广总督等职。卞綍昌是卞宝第次子,续娶为张之洞长女。1901年曾作为出使日本大臣蔡钧的随员,出任日本横滨领事、长崎正领事官数年;辛亥革命后归隐不出,优游林下。卞綍昌善饮,而性又和谐,有五柳之风;工隶书,乞书者户限为穿。当时扬州卞綍昌的汉隶与谭大经的篆书、王景琦的真楷、卞斌孙的大草被称为“近代扬州书坛四绝”。卞綍昌书法润例很高,但却不收钱,只以近人名作交换,所以他的收藏甚丰,也是一位收藏大家。王白斋生卒年不详,泰州籍书画篆刻名家叶大根曾为“前辈名家朱仲宣、王白斋”治过印。叶大根是1917年生人,称王白斋为前辈,另外从虞山先生印款措辞中亦可见其人当与虞山先生同辈。王白斋记载虽少,但王氏是泰州名门望族,在泰州地方志或王氏族谱中应有这位乡贤的记载。这方晚清篆刻四大家之一的吴让之自用收藏印,经由广陵(扬州)隶书名家卞綍昌收藏后转赠海陵(泰州)书画家王白斋。吴让之书法篆刻成就自不必言,而让翁晚年十数载寓居且客死于海陵,在海陵更是影响极大。让翁这方本人自用收藏金石文字印章对于海陵后进书画家王白斋自然是如获至宝,又为前辈名宿卞獧老所赠更是倍加惜重,喜如“烈士之得寶劍”一般。如此便欲得当时篆刻名家款记其事,海陵艺文雅盛虽多名家高手,然王白斋先生以为犹不足以当此,故嘱请当世名家射陵(盐城)籍虞山先生补款。甲申(1944)年,江南苏北皆在沦陷中,虞山先生此时正流寓在镇江等地,王白斋得以有机会嘱请到虞山先生补刻此款,具体细节我们尚且不得而知,但此方让翁自用金石文字收藏印章钩沉出的诸多艺文信息却是珍贵的。 一代诗人、书法篆刻家虞山先生在1949年以后可谓长时间沉寂。对于虞山先生所谓的“历史问题”,以前论者似乎是避尊长之讳一笔带过,所以我这里就有必要重新进行理性的梳理。1984年,先生八十诞辰时与各地诗家唱和结集成《劲草老人八秩述怀酬唱辑》。先生作述怀诗四律又步原韵四叠共十六首,遂令诗坛倾倒,由此海内诗家纷纷唱和几及半个中国,最后先生续作十叠达四十首,一时成为诗坛佳话。先生的八十初度述怀诗第二首中有“秋风重上乐游原”句,先生有小字自注“两度游燕京”,即1933--1937年北平沦陷之前有两度北平之事,此与先生在盐城发起“绮社”后的一些活动看似有矛盾之处,审思亦可明了。1933年3月先生从流亡苏联西伯利亚辗转返回北平后被安置为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不久先生告假回乡。4月底在家乡盐城乡绅士人欢迎先生归来的雅集席上,“虞山先生谈及北方抗倭之事,慷慨涕下,座中无不沉痛悲愤”,“大丈夫生不能执兵戈解除国难”,亦当“探究文史,发为歌诗,以张皇民气,垂警于将来也”,于是“绮社”即告成立。先生青少年时即名闻乡邦,又有“闲闲山庄”近十年的艺文学习、精神熏陶,更兼抗日流亡的人生惨痛经历,所以一方面有“大丈夫生不能执兵戈解除国难”的遗恨,另一方面也会有“亦当探究文史,发为歌诗,以张皇民气,垂警于将来”的艺文主张,此与乃师高吹万公的“寒隐社”的家国情结、“国学商兑会”的文化思想是一辙相续的。然以盐城为中心“绮社”,是远不比江南清末民初的“南社”的,对于盐城的大多数士人是不可能有如高吹万、蔡寒琼、李叔同等的高远卓见以及对中国文化危机的细微敏锐的洞察的,所以先生想从诗歌启警发端,从探究文史中的文化保种以及精神上守节的大义上,来激发当地文人诗友,但“绮社”毕竟是一群地方旧式文人的松散艺文组织,是很难形成气候的,先生的艺文理想恐也未必得以深入,以先生的书生戎马的侠骨豪情,恐“绮社”也是承载不下的,所以推测先生1935年前后(绮社刊物《绮社杂稿》先后编辑两期,1933年夏刊印第一期,1935年秋出刊第二期)或即有可能重返北平绥靖公署继续“执兵戈以解除国难”去直面北方日益紧张的现实危局,所以有“两度游燕京”。先生曾语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在日军进入北平城前几天(先生为绥靖公署秘书是有机会提前得知高层放弃北平的决定的),他是在失望愤慨中离开北平与流亡学生一起往天津再辗转南返的,就这样先生的第二次北平之行最终又化为了一腔报国无门的孤愤。1942年新四军陈毅军长在盐城阜宁(盐阜地区)组织倡导成立湖海艺文社,宗旨是争取和团结更多的上层知识分子和文化界人士参加抗日,建立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绮社”作为盐城当地的进步艺文力量多是汇入了湖海艺文社这个抗日救亡的艺文团体了,而虞山先生此时却流寓在京口(镇江),期间回盐城时曾与陈毅有过接触,当时新四军军部所在地阜宁县陈集乡停翅港村还设有文化村,专为接待大批从沦陷区以及香港来的进步文艺界名流。先生并未留在停翅港文化村,而是返回京口柳家大院,继续过着流寓的生活。1938年攻打盐城的日军司令官南部襄吉,是虞山先生二十年代在高吹万公的“闲闲山庄”的旧时相识,但作为融化在血液里的传统儒家的家国情节、深受恩师高吹万公长年的文化主张与精神思想影响的士人,曾经浴血抗战九死一生的抗日义士,而又在这次日军攻打盐城的兵燹中丧子失女的父亲,无论旧时相识的“朋友”如何“请”(实为掳)走奉为“上宾”,虞山先生是绝不会选择合作的。先生在绝望疗痛稍缓之时,便离开泰州卢家大院(南部襄吉所谓谈文论艺只是借口,真正用意是诱迫先生出任伪职),但先生此时留在盐城即有出任伪职的问题,所以故园已无法返回了,只能选择逃亡流寓。被迫流寓的根本原因还是民族大义,可命运偏偏这样吊诡,先生晚年却又因此遭到了羁押管制,年近七旬被强迫劳动改造近十年之久。日军攻陷盐城之后,在南部襄吉心中,虞山先生既是旧时相识的朋友又是新占领的苏北重镇盐城的地方名流,当然是出任盐城伪职的理想人选。所以乱世荼毒之时,先生是不得不走,并非先生天生“走”之一派。东北抗日流亡是胸中大义,盐城沦陷流寓京口等地同样是舍小我全大节的天地正气,是铮铮风骨的读书人肩上担负的国家民族的家国道义,是中国传统士人一脉相承的也是先生经年所养的一种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使然。而在虞山先生被软禁在泰州之时,盐城传出了虞山先生出任伪职的消息,这恰恰是南部襄吉等日伪的攻心卑劣伎俩,以逼迫先生就范,但最终也只能是不了了之。虞山先生在1939年谈月色《月色六年印本》印谱的题跋上钤盖了两方蓝色印章。这里我稍微补叙一下,蔡寒琼与谈月色夫妇都是当年“闲闲山庄”常客。蔡寒琼为南社著名诗人,书画篆刻大家,早年曾为孙中山先生秘书;其继室夫人谈月色也是民国著名画家、篆刻家,建国后中央政府曾专门请月色夫人为伟人治印,一方汉印白文、一方瘦金书朱文“毛泽东印”。南京沦陷后蔡寒琼、谈月色夫妇避祸在安徽当涂山。从南京沦陷后到四十年代初虞山先生还先后为蔡寒琼、谈月色夫妇刻过十多方印章,边款言辞恳切,执弟子礼。而在谈月色《月色六年印本》末页,即是由虞山先生书写在涵芬楼制五行笺上的楷书后跋:“奉题月色夫人近制印蜕。钤硃寄示新摹印,不以梁家阿素娇;能与夫人争片席,近人美许顾青瑶。寒公道长、月色夫人俪鉴,己卯(1939)七月下沐瓢城后学虞山拜稿”,这里“瓢城”也是盐城别称,虞山先生以韩约素、顾青瑶类比,高度评价谈月色的篆刻艺术,而月色夫人的印谱嘱请后学虞山作跋,也可见蔡寒琼、谈月色夫妇对虞山先生高度嘉许与推重。蔡寒琼本一代名士、金石书画皆一代大家,月色夫人也是享誉民国的一代才女、著名画家篆刻家,如此青眼有加诚如高吹万公那样,同时也是奖挹这位难得的天才艺术家的。关键是先生在跋笺启首所钤“穹庐倦旅”长方白文印以及署名用的“虞山”印,两印皆用蓝色印泥(按:明清之际国丧期间用蓝色印泥),先生在此明显是有极其强烈的山河破碎有家难回之悲慨,也有钤印明志至死不渝的决绝,不啻为先生坚守民族大节之宣言。梅兰芳先生在上海沦陷时蓄须明志,而虞山先生背井流寓钤印明志是异曲同工的,同样是一种民族大义的彰显。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虞山先生也被时任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荐任专员的故友张雪盦推荐在南京国民政府为内政部秘书。月色夫人在1948年春邀请知好数十人在玄武湖举行“荷寿会”雅集追念蔡寒琼先生,“座中于老是龙头”(指于右任)首先开笔,雅集后月色夫人嘱虞山先生篆书“荷寿会”三字为雅集册页题名,同样可见月色夫人对虞山先生的器重,我们也可从侧面得见先生逸出同辈的艺文神采。五十年代初,对旧政府文员经过一年的甄别审查,先生也未得顺利落实在南京高校,而是于1950年左右返回原籍,当时盐城尚无高校即闲居家中(孙龙父先生回扬州后安置在扬州师院),后先生自办刻字社以谋生。文革伊始先生的所谓“历史问题”(即与日伪是否有合作)又被挖出,先生当年冒着危险去泰州与南部襄吉斡旋取回陈中柱将军头颅的义举,也同样成为历史罪证。先生被投进五七干校关押强制劳教。八十年代盐城地区要撤地建市,地区领导赴京时,北京振兴盐城老区工作委员会主任周一萍(抗战时期的盐阜地区区委书记)提起了虞山老人,这才引起地方领导的注意,后来周一萍指示新成立的盐城市委市政府领导一定要对虞山老人妥善安置,让这位曾经的抗日义士老有所养、老有所安。名闻大江南北的一代诗人、书法篆刻家虞山先生才得以回归故里盐城安度人生最后几年的时光,先生的生命也终于在夕阳的余晖里拂照进些和暖的色调,终于得以悠然南山采菊荒圃。《中庸》子路问强,孔子告诉子路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的差别,先生性格中是既有南方之强的含忍坚韧,又有北方之强的刚劲果敢,更是孔子接下去盛赞的“强哉矫”,这是一种在国家民族危难之时的“至死不变”的“强哉矫”的精神,又正是地处长江淮河两大水系之间的盐城这块神奇的土地所孕育出的南北融合的特殊文化品质,先生在国难之时所呈现出的决绝也正是儒家大义与大勇精神的最好诠释!八十年代后期先生诗文往还较多的有上海苏局仙、陈九思、周退密、徐守淙,北京周一萍,福建的吴端升,东台鲍审,泰州许莘农、王退斋等等。有一次从外地误传先生已辞世,所以先生后来每隔一段时间就将近作诗稿用小字誊汇成一两张纸复印分寄给老友,以示犹尚健在,以免老友挂怀。我曾两次陪先生前去看望裔敬亭老人,裔老年长先生六岁,那时裔老已行动不便,后来裔老的儿子裔程宏教授从北京回盐城看护父亲期间,数次代裔老来看望问候先生;周梦庄老人也曾有过派人来接先生去相聚,因有人接送我便没有前去。这种老友之间的情谊也是我们现在不太能够体会到的。还有一两次曾经的“绮社”诗友滕老(名毅孚,四十年代后期在江西云居山虚云长老座下出家,法号传士,五十年代中后期被遣返勒令还俗)来看望先生,这两位五十多年的挚交劫波渡尽后的相聚,内心是什么样的一番滋味?曾经的盐阜地区两个才子都是半生零落,实在是让人唏嘘的。一次盐城某书界人士前往福州拜谒当代书画名宿潘主兰先生,随身携带南京大学某教授新出版的诗集以及先生一页手稿,潘主兰先生先看了南大教授的诗集翻了两页就放下了,又拿起先生的那页诗稿,不禁连声称赞:“大家,大家,诗文书法都是一代大家啊!”並且对来人说:“你们盐城有这样的大家,你们还跑到福建来干什么?”这位盐城书界前辈至此对先生才有了新的认识,他还勉励我用心学艺嘱咐我照顾好先生。盐城后来有去福州求索潘主兰先生书画的,也多托先生写条,潘主兰先生见到先生便条也会令来人如愿的。在我印象中,先生很少与潘主兰先生书函,常常是在致福建诗社社长吴端升先生的诗函时顺便问候一下,或许是因为潘主兰先生是与启功先生一样是名重天下的书画名家的缘故吧!费新老虽也是同过干校但好像刻印相赠即罢,林散老晚年好像也疏于问候,扬州孙龙父先生刻“寿岩”二字印赠予先生,先生曾笑着戏说“我是他的月下老,居然将我的名字刻错了(寿岩与受言谐音)”,而龙父先生刻“寿岩”二字也是深有寓意的。龙父先生所刻的这方印章先生可能觉得寓意不妥也是不用的,好象只是有一次给弟子徐凯篆书“自觉”二字时被徐凯寻出要请先生用此印,先生就让他自己盖上,他者即未见钤用过。盐城籍书法名家、于右任先生四十年代的秘书胡公石先生晚年回盐城也专程看望过先生,称先生为“前辈”,先生则以平辈相称。海安名家仲贞子先生也同样敬重先生,然而先生与仲贞子先生却是终身未曾相见的,神交五十载。先生就是这样的一种其淡如水的君子古风。1991年夏季华东水灾,盐城受灾严重,先生对我说“须知四野有哀鸿”啊!在水灾刚开始先生即从自己微薄的生活费中捐出二百元让人送到市政协,並具书函一封向市政协、市湖海艺文社发出倡议,号召全市书画界人士积极参与书画义卖筹款救灾。此倡议迅疾得到响应,市政协、市湖海艺文社的倡议书中高度赞许先生的精神,在这次市区义卖的现场共筹得善款一万多元,先生一个人筹得的善款便超过半数。先生从义卖现场回到大庆新村的“晚晴楼”寓所时,正好我从乡下赶回,先生其时是极度疲乏,本已是耄耋八八老人又如何禁得起几十元乃至几百元一幅连续书写那么多作品,我扶着先生躺到床上,看见先生悲悯的眼神里有些泪光,我忍不住地潸然泪下……只有历尽沧桑才能唱出地老天荒沉郁苍凉的绝响,只有烈士的豪情才能在书法篆刻中呈现出雄浑刚健的力量,也只有五千年的文化浸染流淌在血液里才会有如此的醇雅端庄。虞山先生以“士气”为上、在规矩中出新意的艺术理想中,是沿着古雅雄健一直走向传统纵深的精微幽远,是跌宕于风烟无人之处的深入,是鸿渐于陆的一点点渐进而化变,並没有如今人在艺术形式上进行风格创新,反而是完全相反的。我们今天的艺术多已与文化分离,是有术无文、更无艺术理想与艺术之道,所以若无深厚的传统人文底蕴,今天的人们是很难注目先生作品中所蕴藏的丰富的艺术内涵以及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生命精神的承载的。今天的创新我想更多地是一种缺少文化艺术自信的鼓努标置,是对中国艺术传统浅尝辄止后怯弱的疏鄙张目,如此的创新虽能邀一时之浮誉,但是不会有艺术的未来,更不可能赏知音于千载。或许还要等待未来中国文化艺术真正复兴之时,我们回望来时路的那一端,虞山先生这颗曾经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精神的明珠才会显现出本来璀璨的光茫,只是被历史的尘灰遮蔽太久太久了。我们总在失落中寻找,却又喜欢在寻找中继续遗忘,一次次又从我们手里滑落。先生难道依然是空谷中的跫音?依然是我们遥望中的一个孤寂远去的背影?我们可以拥有现在,但永远决定不了未来。我们失去了昨天,如果再错过今天,那么注定永远不会有未来!先生生逢乱世,又值三千年文化之大变局,先生的一生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一个大时代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的高度浓缩与集中展现,所以也可以说虞山先生是继高吹万、黄宾虹等先生之后恪守中国传统士人精神、传统文化艺术精神的最后一抹余晖,一种令人落寞黯然的最后的回望!中国文化艺术史不该也不能忘记这样的最后的传统知识分子,先生的家国情怀、艺文担当以及诗文艺术的超凡境界。文革浩劫中的先生在人潮汹涌中就像一株枯羸的“山中小草”,在狂风的肆虐中无声隐忍啼血不折(见先生八十述怀诗集扉页先生小像自题诗“山中有小草,葳蕤自芳洁,天赋清劲资,疾风吹不折”),又像秋风中孤悬的一片枫叶霜冷愈红。先生之痛实为中国百年传统文化艺术之痛,先生寥落孤寂的背影实为中国百年传统文化艺术寥落孤寂的背影。先生的苦涩是无人能够解读的,晚年那种菊开荒圃的闲适,原是有一种无奈的惆怅的,一种无言的苍凉的,我们现在透过百年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沧桑,大约也能够渐渐体会到先生眼神中的悲悯是怎样的一种深不可测的绵长……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衰微至极之时的“硕果不食”(《周易·剥卦》)正是传统文化艺术最后的希望,这一丝希望也启迪着中国文化艺术的未来。剥极复来,一阳重生,就是中国文化艺术的复兴之光。中华民族复兴之路道阻且长,未来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终将涅槃重生,“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在沧桑浩劫中先生错过了书印的衰变期,先生衰年变法期(如黄宾虹、齐白石等的衰年变法)却在羁押改造,先生晚年篆刻一长条白文印“身老沧桑浩劫中”应是有一种命运的无奈与艺事的某些遗憾的。先生曾语“假我十年,书印犹有可为,今已衰朽,唯诗文可传”。诗以言志、诗以载道,而可传先生之心的古典诗词又恰是塔尖明珠更是无人能懂!先生早年即有诗集《流苏集》、《海尘集》、《草间集》等传世,而后来的诗文皆阙如。现在先生的篆刻集、书法集已经出版,唯心血精华凝成的诗文集尚未面世,且先生又曾言在文革结束后一次去泰州的轮船上,包裹失窃,内有动乱中多年心血的诗稿也随之遗失,这段时间也是先生人生艰难玉成的一个重要部分,有许多诗稿是记在纸条甚至是香烟纸上的而且数量极大。虽羁押改造末期在农村逐渐允许先生与外界联系,少量与友人唱和的诗词,后蒙友人录回,但绝大部分已散佚,实在是令人遗恨的。晚年先生亦有整理诗集之想,也曾想让我做些抄缮,而其时我已回乡教书,也不敢贸然将诗稿携回,且先生诗文用典与书写等诸多因素,抄录过程中也要随时请教,所以先生晚年只得自己工楷零星抄录了些,绝大部分并未整理,这同样是一件令人遗憾的未竟之事。 1992年新年后不久先生偶染风寒便卧床不起,至5月底先生无疾而终。根据先生临终时的嘱咐,灵车在前往殡仪馆前绕行盐城老城区一周,让先生最后再看一眼这片先生曾经无限眷恋的故土。半生飘零历尽沧桑的一代诗人、书法篆刻家虞山先生终于回归道山。虞山先生辞世后,先生后人请仲贞子先生书写了墓碑“虞虞山先生之墓”;根据先生的嘱咐,先生的墓志铭由先生晚年两位知交诗友陈九思教授撰铭、周退密教授书铭共同完成,其铭曰:“虞劲草先生墓志铭。义乌陈九思拜撰、四明周退密敬书。 盐城虞虞山先生之丧,其孤子量啣尊人之遗命,乞为文铭诸幽。忆曩与先生以翰墨诗歌缔交垂二十年,今虽衰眊无似,曷敢以不文辞。爰揾泪濡毫而为之铭,曰:繄虞公、字劲草,历霜冰、色不槁。吁苍穹、不慭遗,倏淹忽、靳厥施。公壮岁、怀大志,弃终襦、愤敌愾。关东西、冒寇氛,磨盾鼻、草檄文。志不遂、还乡里,卷而藏、游于艺。擅三绝、赅众有,石可泐、名不朽。”先生已逝,斯文遗响。道德艺文,山高水长;历劫不磨,久而弥彰。一轮明月,清晖流光。秋菊寒泉,一瓣心香。(邓云从(成龙),虞山先生晚年弟子,文化学者、书法家,鲁迅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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