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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痛苦的煎熬 1967年2月回到重庆，4月份返回林场；6月又回到重庆，12月再次返回；1968年3月又回去，这次足足在家里待了一年，于1969年3月才返回平昌……回想那段经历，无论是来还是回，去还是留，其实每一次都是被环境所迫，为了生存求活路，选择逃避寻安宁，不得不辗转跋涉，颠沛流离，挥之不去的思乡情结，郁积在胸的命运悲苦，让我受尽了煎熬，饱尝了痛苦。就说1967年吧，一年之中我就四次往返于重庆平昌。上一篇已经详述了第一次回重庆的情况，那纯粹是一场闹剧，幻想破灭之后只得很不情愿地返回。可意想不到的是，林场的基本生活条件丧失了。我睡在地上的草堆里，吃了上顿愁下顿，被逼无奈只有向家里求援。等妈妈寄路费的那几天，我清理处置了信件书籍等私人物品，把林场的财务账本等资料用牛皮纸包好，贴上封条交给公社的王干事。然后带上所有的被褥衣物，于6月15日再次踏上归程。回家没多久，重庆开始了两派武斗。我在家里足不出户帮助母亲做家务，以旁观者的心态看热闹，日子一天天挨过去。我乍一听到这个消息，内心激动，似乎看到了一丝希望，于是决定也去闯一闯。我不顾家人的阻拦，随身背了一个挎包，带上一件雨衣，做了露宿街头的准备，一个人径直去了成都。我找到了设在锦江宾馆的省信访接待办，只见上千人聚集在围墙外面。经过一番周折我进到了院内，向接待我的解放军同志反映我的困难。接待的同志听后说，你的问题还是要在当地解决，我给你开一封介绍信吧。说着在一本铅印好的本子上，提笔写下一行字：达县专区革委会，×××来省反映他的困难，请按政策酌情解决。我兴冲冲地怀揣着这一纸信函，于12月3日赶回了平昌，走进冷冷清清的元山区区公所，想找区委白书记，多方询问都不见人影。这时，一位老同志见我急切的样子，把我拉到一边说“白书记早就靠边儿站了。”我问他“那该找谁呢？”他不容置疑地回答“你找谁可能都没有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么大的事情，肯定要到运动后期才能解决。”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这句大实话让我一下子回到了现实，看看当时的形势，自己那些想法是多么幼稚，纯粹是自寻烦恼。我回到林场落脚，这时公社又开始供应粮食。知青们像住店一样，三三两两，来来往往，行踪飘忽不定。在家的人仍然一起开伙，吃完饭无所事事就抢着玩扑克牌。不久供应中断了，只有各自想办法。有胆大的找来农民，把牛圈、猪圈拆掉换成钱，有的把林场以前分散储藏在社员家里的谷子背去卖了，还有人在山林里卖树，总之为了糊口，各显神通。这期间，还和农民发生了打架，双方均有重伤，都声言要报复，听到风声当事者四散而逃。有一天晚上，只有我和一个女知青在家。我照顾这个女生关好门后，回到宿舍楼上，把木楼梯抽掉，床头放了一把防身的弯刀，提心吊胆地躺在床上，做了一晚上的噩梦。这时，武斗的烽烟在山乡四起，两派组织各自为政，占领山头，开辟“根据地”。强迫地富分子修工事、挖壕沟，还不时发生摩擦、围剿及反围剿。为了混一口饭吃，林场有的知青参与其中，背上枪为造反派组织卖命。危机四伏，乱象丛生，这样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迫不得已只有逃离。1968年3月16日，我和张炳生、何德华从林场出发，三人同行返回重庆，经历了一段艰苦而难忘的行程。 当天我们到了县城，得知所有对外的交通早就中断了，于是决定徒步去达县。这是一段将近120公里的路程，预计行程三天。我们采取了轻装措施，将被褥等行李交邮局寄走，每人身边只留下一只小包和一盆熬好的猪油。第二天早上，等不及9点钟才开门营业的小食店，空着肚子就上了路。我们乘坐小木船过巴河，上岸的时候，德华一不小心他手中的猪油盆子砸在我的脚上，当时大脚拇指就死了血，疼痛难忍。德华见状，找来一根竹竿，把我们两人的东西挑在肩上，我空着双手翘起脚尖跟在后面。我们沿着达巴公路前行，左边的山崖下是蜿蜒流淌的巴河。太阳慢慢升高了，河谷里的雾气渐渐消散，这时我们才走了几公里路，可是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炊烟四起，我们走进一户农家，给了5毛钱，一人喝了一碗近乎于米汤的稀饭，吃了几颗没有放盐的胡豆，然后继续赶路。我们的目的地是45公里远的达县石桥镇，到那里才有食宿。明晃晃的太阳照在无遮无挡的公路上，我们顶着太阳，忍住饥渴，机械地迈开双腿，拼命的往前走。这一路上，没有往来车辆，也很少有行人，只是半下午的时候有三辆军车迎面开往平昌县城，当时我们想，要是明天这三辆车返回，能捎上我们就好了。天色已近黄昏，看里程碑还有5公里路。这时我们又饿又渴又累，简直就要倒下了。看见路边的胡豆角豌豆荚，顺手摘下一把就送进嘴里。就这样，好不容易晚上9点多钟才走进石桥。来到街上到处关门闭户，没有人影。叫开一家旅社，服务员已经歇息，他到厨房把一只大筲箕里的剩饭抖落下来，盛了三小碗，没有一点菜，连一杯热开水都没有。我们就着凉水，把这碗冷饭吃进了肚子，然后倒头就睡。第二天早上，天空下起了小雨，吃过早饭，我们继续前行。没有雨具，就把毛巾搭在头上，淋透了拧干再用。我们边走边说着话，前面不远就是石梯场，那里是一处渡口，巴河把公路拦腰截断，人车需过渡船
这时，炳生讲述了一段往事。他说，有一次在石梯等渡船的时候，他到场上闲逛，偶然间看见了理发店里有一个小妹，貌若天仙，一下子就被迷住了，痴痴地望了好久，差一点误了班车。他说，今天机会难得，一定要带我们去见识一下。我看着他眉飞色舞的样子，心里犯了嘀咕。心想，这路途之中，本来就很艰难，再节外生枝闹出什么不测来就麻烦了。说话间，石梯场到了。炳生提出先到场上去看一看，吃了午饭再走。还说，“要不然住一晚上也可以。”我看出了他的心思，真是太荒唐了。我说，现在时间还早吃饭不合适，还是赶路要紧，说着头也不回径直往码头走去。德华看看他又望望我，跟着走了过来，炳生停留了片刻，也只好追了上来。我们来到河边，看见有十几个人站在那里等什么，也没有理会，直接上了渡船过到对岸，三个人默默无语继续前进。这是一段盘山公路，我们直上路边陡峭的山路，绕过一个个弯道。虽然很累，但是却节省了时间。突然，山下传来汽车的喇叭声，回头一望，是昨天那三辆车回来了，心里一阵窃喜，急忙找好位置准备拦车。车队来到跟前了，我们站在路旁使劲招手，可是却没有一辆停下来。看见车厢里站着十几个人，手指着我们哈哈大笑。汽车巨大的轰鸣声消失了，我们错过了撘车的机会，心里懊悔极了，真是命中注定，在劫难逃。我们谁都不说话，只是闷着头赶路，一口气登上盘山公路的最高点，又疾步下行，天黑之前，到达九岭公社。住进旅店，吃上了热菜热饭，还有热水洗脸洗脚，美美地睡了一个晚上。九岭离达县只有20多公里了，中间就隔着一座千米海拔的铁山。这天雨停了，云层很厚。我们按照老乡的指点不再走公路而抄小道，翻山越岭，穿过森林，走过村庄，下午四点多钟到达目的地。还好，去重庆的班车仍照常运营，顺利地买到了21日的车票。我终于回到了重庆，好像风雨中飘摇的小船驶进了平静的港湾。一日三餐不再发愁，睡觉有了一席之地，家的温暖给我极大的抚慰。可是，我明白这绝非长久之计，心底掀起了更大的感情波澜。那个夏天，久晴不雨，酷热难耐。晚上，我一个人住在邻居家的一间空房子里，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心想虽说是回到了故乡，可没有户口、没有粮食供应，更没有工作；遥望大巴山，在那广袤的山林里却无立足之地。我一遍遍地问自己“林场回不去，家里不能久留，我该怎么办？”看不见前途，找不到答案，那种走投无路，无能为力的感受，常常让我痛不欲生，泪流满面。湿热的空气、臭虫的骚扰更加烦人，我一次又一次地起床，用冷水擦汗，打开房门走到院坝，仰天长叹，度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后来，有幸结识了母校的一位学弟，他有大量的藏书，大部分是破四旧时搜罗到的。他源源不断地把这些宝贝搬到我家，我便窝在家里悄悄地阅读。我读了雨果的代表作《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九三年》；读了巴尔扎克的《贝姨》、《高老头》等，读了莫泊桑的短篇小说，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白痴》；读《红楼梦》，读巴金的三部曲《家》《春》《秋》和《雾》《雨》《电》，读郭沫若的《北伐途次》、曲波的《林海雪原》；读《福尔摩斯探案集》，也读了手抄本《一双绣花鞋》……等等。我还看过《中华民国地图集》，打开封面就是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图》，印象最深的是横贯西藏规划有三条铁路。我细读了关于民俗的介绍，其中对四川的描述很有趣，大意是：四川多山，有开门见山之说，故蜀人目光短浅、心胸狭窄、好斗，有道是“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学弟告诉我，这本书是在某市委书记家里抄来的，果然我看见了主人女儿辛××的藏书印章。我徜徉在书的海洋里，感叹珂赛特的悲惨命运和冉阿让的惊险逃亡，反复咀嚼莫泊桑的名言--财产不能造就一个人的精神价值和智慧价值；思考《亨利艾斯芒德的历史》中的句子：“……逆境原是一位伟大的教师，许多可怜人凡是伸出手去领教过她的戒尺，并且在她那尊严的座下，捧着课程呜咽啼哭过的，没有不知道的”。……我相信总不会是像写在水上的一样吧。但这不是说我的文章可以不朽，是说他那不朽的英勇从我这易朽的记忆中离析了出来，让读者替我分担了去，就好像一簇地丁花的种子随着风飞散到人间。——摘自《沫若文集》8卷小引在星辰照耀的上空，那儿一定有下界没有的欢喜;在死神冰冷的怀里，人生才可以得到温暖，黑夜才能透出晨曦。——海涅这时，我的身边聚集了几个小伙伴，比我小两三岁，都是一个大院的老邻居，停课闹革命在家里闲得无聊。他们几乎天天都到我家来，看我读什么书，让我讲给他们听。更多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天南海北的闲谈，或者谁找来一张老唱片，反复听《拉兹之歌》和《秋水伊人》。有时下午也结队外出逛街，我们来到嘉陵江牛角沱大桥中央，看天原化工厂的泡沫污水顺江而下的壮观景象；我们走遍上半城下半城，搜寻带有阳台的房子；查找楼层最多的建筑——结果是位于一号桥的科技情报所有10层楼。读书和交友，填补了我的时间空白，也弥补了我的精神空虚。表面看来，这段时间的生活似乎平静如水，其实内心的苦痛却有增无减。长久地待在家里，名不正言不顺，越来越感到格格不入，坐立不安，成天忧心忡忡，多愁善感，郁郁寡欢，性格变得敏感而自卑。时间到了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重要指示，拉开了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的帷幕。形势已经明朗，我不再心存幻想。春节过后，搭乘一辆运输水泥的敞篷货车，匆匆返回林场，任凭命运摆布，等待重新安排。
钟正国，重庆人，生于1947年。1964年初中毕业即上山下乡去达县专区平昌县社办林场，1969年插队落户。1971年11月招工进重庆丝纺厂，1984-1987年在职读电大。1987年调重庆市政府职能部门，工作至2007年退休。近年在本号发表多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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