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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书家对褚遂良的行书接受

 一言之美 2022-02-19

文 / 赵作龙

(原标题:迩议元明书家对褚遂良的行书美学接受——以赵孟頫、董其昌所临《枯树赋》为例)

摘要:褚遂良以楷书久负盛名,然其行书甚得逸少风神,对李邕、米芾及其元明清书家均有影响,有着承前启后之功。其行书《枯树赋》笔力遒劲,得《兰亭序》之神韵,赵孟頫、董其昌等人均有临作传世。通过比较二者所临《枯树赋》,了解元明书家的习书历程,诠释前贤对“临古”“化古”的不同见解,对二者所临《枯树赋》及其题跋进行横向、纵向的对比研究,扩展美学接受与品评的学书范畴。

关键词

褚遂良、赵孟頫、董其昌、《枯树赋》

正文

褚遂良作为唐之广大教化主式的人物,上承魏晋遗风、下启宋元明清余绪。其行书《枯树赋》历来为后世书家所推崇,流传过程中真迹虽遗失,但刻帖本众多,赵孟頫、董其昌等人均有临本传世,董其昌更是将其收录《戏鸿堂帖》之中。

元明书家对褚遂良的行书接受——以赵孟頫、董其昌《枯树赋》为例

褚遂良《枯树赋》局部(一)

褚遂良《枯树赋》疏瘦俊逸、骨劲清健,后世书家多以此为范本,上追逸少笔法,其书风兼顾文辞意蕴,极具“清远萧散”意境之美,堪称双绝。赵、董二人在元明书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所临《枯树赋》融时代风尚、个人审美意蕴、师古、化古等元素于一体,极大地丰富了习古、化古等美学范畴。

一、褚遂良《枯树赋》美学特征

(一)俊逸遒媚、骨劲清健

褚遂良《枯树赋》得右军遗风,疏瘦俊逸,骨劲清健。其点画精到、用笔遒劲内敛,体势飞动、欹侧相生,虽无连带却行气贯通,结字收放自如、张合有度。其风貌端庄多姿,因颇得羲之“内擫”笔法,后世书家多以此为范本上追逸少。褚遂良流传行书并不多见,此帖为后世书家引以为重,明清时期《玉烟堂帖》《戏鸿堂帖》《邻苏园帖》《听雨楼帖》等均收入,以《听雨楼帖》所刊刻尤为精良。

唐太宗李世民以一己之好恶,将王羲之推到了“书圣”的位置,倾全国之力搜集王羲之墨迹,并让褚遂良等鉴别珍藏。李世民力追逸少,多有自己的见解,如其在《论书》中云:“今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耳。”

李世民认为临古应当追求法帖的“骨力”,尤其强调“骨力”的重要性,认为“形势”是“骨力”的衍生品。由于君臣二人时常谈论书法,其临古思想难免趋同,这也为褚遂良所书《枯树赋》瘦劲的风貌找到了理论根基。又如晁补之云:“右《枯树赋》……'褚河南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姿。此本皆兰亭笔法,识者寡云。’” 不难看出,晁氏认为褚遂良所书《枯树赋》运笔刚健有力,继承了王羲之的风神面貌,深化演绎了《兰亭序》的笔法精髓,能够意识到这一层面的人少之又少。褚氏《枯树赋》继承了王羲之的“内擫”笔法,这种瘦硬劲挺的风格多为后世书家所接受推崇。

元明书家对褚遂良的行书接受——以赵孟頫、董其昌《枯树赋》为例

褚遂良《枯树赋》局部(二)

褚遂良行书用笔深得王羲之神髓,历代书论家已趋于共识。直至明代也深受遒劲用笔的影响,如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所云:“盖用笔之难,难在遒劲,而遒劲非是怒笔木强之谓,乃大力人通身是力,倒辄能起。此惟褚河南、虞永兴行书得之。”

董氏认为用笔难在表现遒劲之姿,褚遂良、虞世南开创了初唐行书笔法的范式。强调发笔处应当提得笔起,不能任由毛笔偃倒,提得笔起与铺的下去达到“中和”之美。犹如大力士浑身都是力量,即便倒地却能瞬间站立,以此来体悟用笔的遒劲美感。在发力处利用好毛笔的弹性,将力融入纸的同时不可铺太开泄力,蓄势以表现线条的劲健浑通。

褚遂良《枯树赋》瘦硬俊逸,承右军笔法。其清远萧散的飘逸格调令人心驰神往,极具生命力的美感。结字法度谨严、笔法骨力洞达,形成了其独特的书风,为其“唐之广大教化主”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文辞意境与书法风格融通

《枯树赋》为北周庾信所撰,唐褚遂良书。庾文褚书,其文辞与书风意蕴皆具“清远萧散”意境之美,堪称双绝。

庾氏《枯树赋》成文于羁留北方又遭灭国之痛之时,抒写了对故国遭遇的哀痛及对前途漫漫何去何归的感怀。作者托物言志以枯树自比,既表达了国破家亡、壮志未酬无力回天的无奈,又描述了枯木虽死木材仍具价值,以获得心灵的一丝慰藉。全文凄婉哀伤、荡气回肠,描绘树之枯萎与悲凉之景,衬托内心悲愤之情,行文极尽劲健苍凉之境。通过意象与典故的运用,探求庾氏身处国破家亡、举步维艰的心路历程及何去何从的创作心境。

作者开篇借殷仲文的典故自拟,感怀树之枝繁叶茂,如今却了无生机的枯树形象,尽显苍凉意象。虽为描写枯树,实则是作者自我写照,宛如人至暮年,国破家亡,羁旅漂泊异国他乡的悲愤绝望之情。感怀昔日“树之婆娑”却“生意尽矣”,以此抒发无可奈何、不知何去何从的境外之旨。故而作者极尽所能描绘老树形象,其根深蒂固、错综分布在山崖内外,给人以苍劲美感,却要被迫忍受迁徙之苦,“雏凤”“翼鸳”“唳鹤”等美好景象与异国他乡“吟猿”形成强烈反差。

元明书家对褚遂良的行书接受——以赵孟頫、董其昌《枯树赋》为例

褚遂良《枯树赋》局部(三)

然而这并非个例,即便是秦始皇所封为自己遮风挡雨的泰山松树为“五大夫松”,以及为冯异将军遮蔽风雨的大树,也无不为风霜雨露青苔摧残,终将为虫鸟相食的下场。以树之命运,感怀自己终将为岁月所弃的压抑。

作者假借树之“山河阻绝”“飘零离别”“风云不感”等一系列遭遇,实则为作者亲身经历,感喟自己“既伤摇落,弥嗟变衰”。这是作者在面对命运多舛,激愤过后痛定思痛的哀婉与平静情绪的流露。文末以桓公“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典故入赋,喟叹往日柳树枝条依依与今日枯木凋零的清凉景象,由此感叹人生何不如此的感伤,令人荡气回肠。

庾氏文辞凄美、意境深远,后世文人、书家竞相以此为题材。龚璛在赵孟頫《枯树赋题跋》中对庾氏、褚氏所书给予极度赞誉,如其跋云:“木生天地间,为风霜所夭折,不能竟其天年,不幸甚矣。而骚人名士,形诸赋詠著之翰墨,精采百倍,垂于无穷,实枯中之荣也。予老且衰。抚卷为之一嘅。九山人崈古。褚书为之精妙,子昂晚笔最得其意。”

褚遂良所书《枯树赋》行气流畅、骨力遒劲,宛如钢铁战士屹立不倒,昂首挺姿,完美再现了庾氏面对国破家亡、无处可依,集悲凉、悲壮于一体的人生际遇。其书风骨力洞达,疏瘦俊朗,体势飞动,意境深远,完美实现了文辞与书风的融通。

二、赵董二家所临《枯树赋》美学比较研究

(一)赵孟頫“尚意韵重法度”

赵孟頫高举“复古”大旗,在诗文、书画、篆刻各方面均有极高造诣。其书风直逼晋唐,一改宋代因“尚意”失“法度”的状态,在元代书法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其所临《枯树赋》用笔遒媚多姿,结字谨严有度,既得褚之精髓,又具赵之端庄秀逸。

赵孟頫《枯树赋》稳健精密、端庄秀润,得褚遂良笔外之意趣,仍为王羲之一脉笔法。这与其“复古”思想并不相悖,南宋晚期至元初文人书家过分追求“尚意”书风,一时间法度尽失,“趋时贵书”现象仍屡见不鲜。因而赵孟頫主张以晋唐为宗,将“尚法”与“尚意”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

王世贞在赵氏《枯树赋》跋曰:“褚书既极秀逸,有美女婵娟,不胜罗绮之态;赵则稳密端润,往往得笔外意,俱在山阴堂室间,正不当以时代论也。” 王氏认为褚字清秀飘逸,犹如衣着华贵的女子,姿态曼妙优雅;赵字稳健紧密、端庄稳润,得褚字之外的意趣,其笔法结字皆具王羲之一脉笔韵,正是对元初“趋时贵书”现象的一种反叛。赵孟頫宗法晋唐,受王羲之影响最大,深得逸少遗韵,所临《枯树赋》也是以二王法临摹,弱化褚字逸气,结字更加严谨。

元明书家对褚遂良的行书接受——以赵孟頫、董其昌《枯树赋》为例

赵孟頫临《枯树赋》局部

赵氏以二王为宗,深得其意,而褚字亦以王为宗,故而赵之临作多参逸少笔意。孙承泽所跋“赵文敏所临,师其意不践其迹,圆秀温润即河南见之亦当心折。” 孙氏认为赵氏所临,师法褚字意韵,却不亦步亦趋按照褚氏运笔轨迹,其用笔圆劲隽秀、浑厚古润,即便是褚遂良本人见了赵书《枯树赋》也应当心服口服。可见孙氏对赵字评价之高,虽为临作却自成一体,“圆秀温润”为褚氏所望尘莫及,法度更加谨严。二者相较,褚字劲挺有余、温润不足,也不足为奇。

然而对赵孟頫这种重意蕴而不亦步亦趋的临帖方法,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如孙鑛云:“此临褚,则惟点画真行处不改换面目。其结体遣笔,全是自运,不知何为亦标曰临。然比之自书,却稍近古雅,岂鲁人之学柳士师者耶?” 孙氏认为临习法书应当取其形态或势态,再不然取其态。即便是结字布局不能惟妙惟肖,也应当抓住字帖本身的意态,即使个别笔画位置不当但也要神似。而赵氏此作,只是点画没有改变褚字面貌,其结字及运笔方式,全是赵自己的用笔习惯,不知道为什么还要标上临摹。但与赵氏非临摹作品相较而言,此作就显得古雅有趣的多了,这好似鲁人学柳下惠,暗指赵氏深知自己斤两,所以才全用己意,不敢越雷池一步。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赵孟頫并非亦步亦趋的临摹褚书,而是在遵循其用笔点画形状的前提下参杂己意,有选择的临摹。然而在面对似与不似这一问题,我们应当辩证的来看待,赵孟頫所处时代为元初,作为宋氏后裔为寻求内心寄托,在书画方面以“复古”为宗旨。然其并非一味复古,对宋人“得意忘形”的书风极尽排斥,因而在面对褚字多姿,自然也是去其野逸。因此说孙矿所云也不难理解,赵氏本人就有“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 之说,故而他能够站在书法史的高度上来临习褚字,上追二王法,并非亦步亦趋的临摹也在情理之中。

赵孟頫所临《枯树赋》结字宽博端庄,用笔丰腴温润,一改褚字瘦硬、恣肆之态。赵氏善于以梳理书法史的方式进行临摹,面对二王一脉的褚字,并非亦步亦趋的遵其点画,而是取其意态上追二王又不失法度。

(二)董其昌“尚神似重禅意”

董其昌书风的形成有两方面因素:一是其乡试科考“因书屈居第二”而“发愤临池”,二是受禅宗思想的影响。他在《画禅室随笔》中专门论述“禅悦”,这无疑为其“引禅喻书”“引禅入书”理念与实践的完善提供了契机。其传世所临《枯树赋》有两个版本:一为“丙寅(1566年)正月临”,时年72岁;一为“甲戌(1634年)闰中秋背临本”,时年80岁,时年八十又记。其临作气韵萧散,结字简淡、率意,背临之作更是萧散简远,参合己意得禅之“淡”趣。

元明书家对褚遂良的行书接受——以赵孟頫、董其昌《枯树赋》为例

董其昌临《枯树赋》局部(一)

董其昌善于“引禅喻书”,如其《画禅室随笔》所云“临帖如骤遇异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头面,而当观其举止、笑语、精神流露处。” 董氏认为临帖有如遇到陌生人,不过分看重其“耳目、手足、头面”,而是应当善于抓住其言谈举止及其精神状态。这也暗合了禅宗思想的“无相说”,不在意具象的细枝末节,而应当抓住其神态及精神面貌。面对陌生字帖的临习,反对对点画形态、笔画长短、疏密相背等细枝末节的刻画,主张取其意态以求神似等。由于是陌生字帖,欲求其点画精微势必会陷入刻板僵化,而陷入丧失神似的境地,得不偿失,也表明了董氏临帖尚“神似”的学书理念。

除此之外,董氏还善于“引禅入书”,如其《画禅室随笔·评书法》所云:“盖书家妙在能合,神在能离,所欲离者,非欧、虞、褚、薛诸名家伎俩,直欲脱去右军老子习气,所以难耳。哪吒拆骨还父,拆肉还母,若别无骨肉,说甚虚空粉碎,始露全身。晋唐以后,惟杨凝式解此窍耳,赵吴兴未梦见在。”

董氏认为学书应当重“妙合”“神离”,这同样是受禅宗“于相而离相,于念而离念”思想的影响,借“离相”“离念”比喻书法学习的渐悟。这种“引禅入书”的做法,为其习书打开了思路,也为其参合己意、“化古”理念的运用提供了理论支撑。董氏认为习书知其源流,方能脱去右军“习气”,以“拆骨”“拆肉”的方式达到神通之境。董氏“离合观”无形之中影响其临书,如其所临《枯树赋》不注重点画描摹,脱离褚之习气而求其神似,以达到合乎古法的境界。

故而朱恵良抓住了董氏的习书思想,指出“前人论临古之最高目标的不出神似、形似及形神兼备三个层面,直以藉临古展现自性本相为最高之理想目标。这个目标是董氏深湛的禅学修养与临古经验相互参证的结果” ,董氏将“临古”作为展现自我非凡的功力的最高目标,这也验证了其晚年大量参合己意的临古行为。也就不难理解董氏晚年在所临《枯树赋》中多次题跋,以背临法书褚字,其势态险绝、用笔沉稳凝练,这是一种建立在大量临古经验和在禅宗思维高度合一的自我肯定。

董氏所临《枯树赋》是建立在“尚神似”基础上的表现手法,其晚年临作更是参以己意,建立在追求简远意境基础之上“禅境”的一种表达。

元明书家对褚遂良的行书接受——以赵孟頫、董其昌《枯树赋》为例

董其昌临《枯树赋》局部(二)

(三)赵董二家“师古观”差异化分析

赵孟頫以“复古”为毕生追求,力追二王笔意,成效显著亦影响深远。董其昌则追求“神似”,力求找到不同于赵书的复古理念,通过不断研习赵字章法、结字及笔法,并“引禅入书”作为理论支撑,转益多师并融汇己意,终成大器。

董其昌认为赵孟頫过于重视法度,矫枉过正,对此不以为意,在《容台别集》云:“晋人书取韵,宋人书取意,或曰'意不胜于法乎?’不然,宋人自以为书耳,非有古人之意也,然赵子昂则矫宋之弊,虽己意亦不用矣,此必宋人所诃,盖为法所转也。” 指出赵氏力挽南宋后期导致“得意忘形”的弊病,恪守谨严之法,将复古具体化为复晋唐。他认为赵书虽得二王法,然而是其在丢掉意趣基础上的复古,这种“矫宋之弊”是失去“己意”的尚法度。对比赵氏所临《枯树赋》也不难发现,其结字严谨,用笔圆浑,与褚氏相较重法度,失神情、失意趣。

又如赵孟頫在《临右军乐毅论帖跋》中云“临帖之法,欲肆不得肆,欲谨不得谨;然与其肆也宁谨,非善书者莫能知也。”更加契合了他的临古理念,故而其结字张弛有度,严谨与恣肆相辅相成,其所临、所创皆是既重古意,又重法度,其恣肆是建立法度、理性基础上的恣肆。

赵氏《枯树赋》字形谨严,化隶意为楷法,如“输”字(见表1),褚字“丿”化参隶法,而赵字则飘逸劲挺,发力点上移,更加注重避让关系,化古拙为飘逸;化斜势为平正如“婆”字(见表1),褚字洒脱率意,而赵字将“横画”趋于平直,化飘逸为端庄,化飞动为平正,更加厚重。

化险绝为宽博,如“平”字(见表1),褚字瘦劲,重心上移,左放右收,极具动感;而赵子结字宽博,比例中和。化曲为直如“顾”字(见表1),褚字线条极尽变化,赵字则直挺有力,且多用自己的用笔方法,一改褚之阿娜多姿,更加稳重敦厚。化魏碑意为内敛,如“殿”(见表1),褚字多俊逸,而赵字更重视法度。

元明书家对褚遂良的行书接受——以赵孟頫、董其昌《枯树赋》为例

表1 褚遂良《枯树赋》、赵孟頫临《枯树赋》与董其昌临《枯树赋》对比

董其昌对赵字不以为意,对临帖之法迫有见地,如其在《容台别集》云:“暇日,适发兴欲书,遂复仿之,不见真迹,聊以意取,乃不似耳。” 董其昌临帖多取意态,所书已看不出原作影子,其“背临”之作更是参合己意而书,与赵孟頫“复古”主张截然不同。赵氏临帖之法以“复古”为宗旨,是建立在笔法、字形双重评价标准枷锁之上的“尚法度”。

而董其昌擅长“异化”,对同宗书风的临习进行师承化演绎,如其在《容台别集》云:“每以怀仁《圣教序》书有蹊径,不甚临仿,欲用虞、永法为之,方于碑刻习气有异。” 指出每次临习《圣教序》多另辟蹊径,不以临像为目的,喜欢化用虞世南、智永笔法来书写《圣教序》,希望以此打破《圣教序》因集字所造成气韵不畅的诟病。这种“化古”的临摹理念,是建立在他对书法史高度熟悉的前提下,进行的师承渊源风格梳理的实践总结,为其书风的形成提供了契机。

元明书家对褚遂良的行书接受——以赵孟頫、董其昌《枯树赋》为例

董其昌《枯树赋》题跋

董其昌《容台集》所云“书家未有学古而不变者也。” 表明其习古理念是求“变”,其临作众多,多参杂己意,善于抓住神采,晚年又追求禅之“淡”意。其晚年所书,更加注重“势”的把握,笔势飞动,用笔稳健。董氏甲戌(1634年)所临《枯树赋》,已时值80岁高龄,此作虽为背临,却是基于早年探索阶段的参合颜字的体势,尽含“参己意”“追古法”的洒脱与遒劲之美。

“引禅入书”使其作品更加闲适恬淡,结字更加简静。随着笔法不断精熟,用笔更加娴熟,其字势更是率意多变,收放更加自如。名为临摹,实则自出新意。对比其丙寅正月本(1626年),72岁所临《枯树赋》发现,其“势”态早已具备,无非用笔结字更加娴熟、中肯,意境更加萧散。也反映出董其昌的临摹态度是轻形重意,为其“化帖”甚至脱帖提供了实践依据。其晚年所书,洒脱自然,无干枯用笔,愈发温润儒雅(见表2)。

元明书家对褚遂良的行书接受——以赵孟頫、董其昌《枯树赋》为例

表2 褚遂良《枯树赋》、董其昌临《枯树赋》与颜真卿《争座位帖》、米芾《蜀素帖》对比

赵、董二家习书理念及面貌各不相同,对法度、率意的运用也各有态势,皆为后世楷模范式。同为临写《枯树赋》,赵字追求用笔、字形皆精到;而董字则多姿,寻求书外之势、字外“禅境”。

三、接受美学视阈下的赵董二家临书启示

(一)赵孟頫临书启示

赵孟頫高举“复古”大旗的壮举影响了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也使得整个元代形成了几乎都以晋唐为宗的风气。因而研究赵氏“临摹观”可以探寻其学书思路及习书理念,了解元代代表书家对褚遂良行书的美学接受,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如钱钟书所云:“风气会影响到书法家对临摹题材、风格的取舍,给予他机会,同时也限制了他的范围,一个时代的风气、思潮是影响和制约人们进行行为选择和价值判断的重要因素。”

明代周天球在赵孟頫《枯树赋》题跋云“赵文敏综鉴唐法书,舍筏登岸,乃能师其意不泥其迹。按临本整密秀润,不少露北海姿态,亦尽气为褚敌者。” 指出赵氏明晰唐代法书师承脉络,所以能够进退自如,轻松做到师法褚字意态,而不宗法其点画轨迹。赵氏所临结字整饬紧密、秀逸温润,许多字形展现出李邕结字体势,也是希望汲取李邕学习褚书的成功经验(见表3)。周氏领悟到赵氏这种“化古”的习书观念,无形之中也会影响其习古理念。

元明书家对褚遂良的行书接受——以赵孟頫、董其昌《枯树赋》为例

表3 褚遂良《枯树赋》、李邕《李思训碑》、《集字圣教序》与赵孟頫临《枯树赋》对比

然而周氏所悟并非明代个案,又如王世贞在《弇州四部稿》云:“赵吴兴更取二王结法临之,茂密秀润,视真迹不知孰叩山阴堂室耳。……褚书在取态,赵贵主藏锋,褚风韵遒逸飞动,真所谓谢夫人有林下风气。赵则结构精密,肉骨均和,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也。”

王氏则认为赵书以二王结字之法化褚,其结字茂密、用笔秀润,观其所书真迹可知已登堂入室。褚书在于逸态横飞,遒劲飞动,宛如“林下风气”之娴雅飘逸。赵书结字精严密实,线条骨肉均和,犹如“闺房之秀”。王氏以“林下风气”“闺房之秀”的典故来形容褚书、赵书风貌,将褚氏之“以其”、赵氏之“端庄”描绘的恰到好处。对比发现,赵书虽未再现褚氏之“势态”,却表现出之端庄俊逸、高贵秀美的气质(见表3)。

赵孟頫所临《枯树赋》,参己意临习是基于对古法的深度把握,是对晋唐宋元法书高度明晰的前提下的发挥,而非肆意妄为。赵氏以二王为基础,对隋唐智永、褚遂良、李邕等书家师承及发展脉络认知清晰。故而在对褚书的临习中,可以随心所欲的调整褚之“习气”,以期通过褚字下追北海、上溯二王。

(二)董其昌临书启示

董其昌十七岁志于学,先后师法《多宝塔》、虞世南,后上追魏晋,遍学古法。董氏又善于梳理书法史,不断收录完善其刻帖《戏鸿堂刻本》,为其习古变法提供了前提条件。晚明时期政坛混乱,文人士大夫多信仰“禅宗”,追求个性解放期望以此找到心灵寄托,为其“喻禅入书”提供了契机。

董其昌“引禅入书”,理性“师古”,精于“化古”。由禅学“无相”“无念”生发出“妙合”“神离”的书学理念,为其书学理论和实践的完善提供了契机。董其昌在所临《枯树赋》题跋中云:“褚河南《枯树赋》,余令人摹入《鸿堂帖》中。数临之不能仿佛什一,此卷背临,以己意参合成之。甲戌闰中秋,娄江归舟,陈征君东余山相与周旋信宿而返,舟中多暇因识之。其昌时年八十岁。”

董氏一跋再跋,可以看出其晚年对《枯树赋》十分钟情,“数临之”则表示临本较多,不仅仅局限于我们所能见到的两种范本。强调“背临”“参合己意”,则表示并未亦步亦趋的按照褚书结字布局、点画描摹,而是重神似。与其丙寅正月(1626年)72岁所临范本相较,其体势更加飞动,用笔更加温润秀逸,结字更加收放自如,章法更显散淡。

此帖虽为晚年所作,却温婉多姿,无抖擞之气,这应该与其不习篆隶所养成的外在用笔习惯以及内在参禅悟道所形成的“淡雅”品格密切相关。董氏所临《枯树赋》二帖,虽师法同帖,却风格各异,一为72岁所临,一为80岁所背临,其临帖思路及临帖意境不尽相同。通过比较研究发现,丙寅本(72岁书)以李邕、米芾之“势”法化褚遂良之雅逸,笔简意远,圆劲秀逸、平淡古朴。(见表4)

元明书家对褚遂良的行书接受——以赵孟頫、董其昌《枯树赋》为例

表4 褚遂良《枯树赋》、董其昌临《枯树赋》与米芾《蜀素帖》对比

董氏所书自出新意、不与人同,注重行距、字距变大,将萧散简远、疏朗雅逸的意境之美发挥到极致。其在《画禅室随笔》中云“作书所最忌者,位置等匀。且如一字中须有收有放,有精神相挽处。” 指出习书作字最忌讳位置摆放均匀,章法跟单字结字方法相类似,同样讲究收放自若,参差错落、大小、疏密、倚侧等艺术元素。

董其昌所临运笔行云流水,中侧互用,运笔轨迹一目了然。结字多参己意,空灵虚淡为主基调。鉴于书画同源,其用笔多以绘画单一“淡意”为之,也契合其“引禅入书”的审美理念。虽为80岁高龄所临,然其用笔润而不燥,萧散简远,足见其对自我审美理念的坚守与自信。其简约的运笔、疏密有度的结字与疏朗阔绰的章法相互表里,更增添了简远的“禅境”。实现了技道两进、人书俱老的境界。

赵孟頫、董其昌二位前贤书家同为师法褚遂良《枯树赋》,皆师古而不泥古,自出新意。或以与褚氏同时代的李邕笔法化褚字,或为以同脉源流王羲之法化褚字。或为背临,或为以己意临,或为以禅意书之。为我们学习古法广拓门庭。王氏更是对历代法书精鉴珍藏,钩摹名家范本刊刻辑成《戏鸿堂法书》,又善“引禅入书”,为后世书家提供了广阔的习古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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