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46亿年地球发展的时间长河中，人类数百万年的印迹只是短短的一段，在这一段历程里，人类于蒙昧中徒步了百分之九十九，在之后的百分之一阶段进入了文明时代开始奔跑甚至于腾飞向星空。当今社会的高速发展，得益于文化的历史积淀，我国各个少数民族与汉族人民共同创造并书写着最为厚重的中华历史文化篇章，多元的文化与无间断的历史光耀着中华大地五千余年。让我们翻开斑驳的中国东北史册，放眼白山松水，一窥古籍与考古发现中古夫余国的灿烂文化片段。 夫余文化渊源。中国古代五千年的文明史中，中原文明一直遥遥领先于周边的少数民族，边疆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壮大也离不开中原文化的引领。在华夏古代统治阶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念下，中原文化主动传播四方，无论边疆少数民族在多大程度上保有着本民族传统文化，但大多推崇中原王朝、认同中原文化，以致于产生了朝会贡献、军事征伐、羁縻治理、移民拓边等或激烈或温和的文化扩展与传播手段。随着中原国家版图的增大，中原文化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影响越来越强烈，与中原国家接壤且少有敌对的边疆少数民族就会从其周边的少数民族中脱颖而出，首先实现社会的进步和变革。 夫余是我国东北地区受中原文化影响较大较为深远的一个少数民族，夫余族的先民们3700年前就与中原王朝有了文化交流。夏末商初，也就是公元前1680年左右，商朝开国君王汤在位期间，命大臣伊尹召令四方各族酋长、诸侯用本地所产的物品向商朝进贡，其中要求位于商朝正东方的符娄等各个民族用鱼皮制的刀鞘、乌贼鱼酱、鲛鱼制的盾牌利剑作为贡物；正北方的匈奴、东胡等各个民族用骆驼、白玉，野马、驹赊、驮骣、良弓作为贡物。东方少数民族所献均为水产品，北方少数民族贡献的均为驼马、玉弓等物品，并未有农耕文化的五谷等贡物，显见渔猎文化和畜牧文化是当时东部、北部地区的主流文化，也就是说夫余人的祖先们商初时期的文化状态是建立在原始渔猎和畜牧养殖的生产方式之上的。在表达臣服商朝以贡献地方特产的活动过程中，于中原的所见所闻便经由贡路断断续续传播到各少数民族的生活地域，东北地区与中原地区原始的文化交流便以朝贡等方式缓慢地行进着。 公元前1124年，周武王伐纣，商朝灭亡，商纣王的叔叔箕子趁此混乱之际逃往了箕山（今山西陵川县棋子山），后周武王寻访箕子想予以重用，箕子推辞不受。随后便率领他的弟子门人以及商朝遗民离开箕山向东而去，在辽西建立了箕侯国（1973年在辽宁省喀左县北洞村发现刻有“箕侯亚矢”铭文的铜器），西周后期箕侯国改称朝鲜国，战国中期燕将秦开却胡千里之时朝鲜自辽河流域迁至今朝鲜半岛北部大同江流域。箕子东适朝鲜，向东北输送了众多医、礼、乐、诗、巫等各类有学识的人才，同时也带去了大批的能工巧匠，如此，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以嫁接的方式在东北地区南部迅速传播开来。华夏族这一次大规模的进驻今东北地区南部促进了东北各少数民族与华夏族的交往，中原文化对肃慎、濊貊、东胡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地域相临的濊貊族所受影响尤深，为其发展农耕文明、加快社会进步提供了条件。 周成王七年（约前1036年）为庆祝洛邑营建完毕，周王室在洛邑举办了盛大的诸侯大会，周召公令各方诸侯、各部落族群都向周王室贡献地方珍物，其中东方的稷慎、濊人、良夷分别贡献了大麈（鹿类珍兽）、前儿（王应麟《逸周书补注》说:“鲵鱼, 似鲶, 四脚, 前似猕猴, 后似狗, 声如小儿啼, 大者长八九尺。”）、在子（鳖身人首的奇物）并且参加了大会。这次集会规模宏大，祭祀隆重，礼乐完备，等级森严，其文化盛举空前未有，对于参与大会的各族来说都有了极大的触动，对中原文明的向往如同发芽的种子迅速滋生起来。 战国后期，燕国昭王遣在东胡为质回燕的大将秦开率军进攻东胡，由于秦开熟悉东胡的地理环境、生活习惯和军力军备状况，一举击败东胡，东胡人一再败退失地千余里，自此辽东地区收归燕国版图，而此时的箕氏朝鲜欲发兵击燕，秦开率军攻击箕氏朝鲜西界，取地二千余里，燕国于是在北方设置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自此华夏民族的实控范围扩张到了辽河流域，中原文化在东北地区南部落地生根，带动了临近濊貊族群的社会形态产生跨越式进步，为其提高生存能力、摆脱原始族群状态、建立国家提供了文化借鉴和经济准备。 汤王召令、箕子东奔、成周之会、秦开却胡击朝足以说明秦汉之前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发展进步并不是依照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按步就班自然前行的，而是长期受中原文化影响的。东北南部纳入中原国家的统治更进一步减少了向东北地区文化传播的地域限制因素。东胡人的游牧习性以及与中原的长期敌对因素使得他们对中原文化的接受程度较低，族群自然发展就使其社会进步相对缓慢；肃慎族系处于长白山以北与中原地区间隔濊貊族区域，也很难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率先发展起来；濊貊系与中原接近以至于相临，受到中原文化影响较东胡与肃慎要大得多，所以在中原一波波先进文化的影响下濊貊族系在东北地区社会发展长期领先于东胡族系、肃慎族系，率先发生社会变革也就成为了必然，其结果是于公元前200年左右濊貊族系首先建立了国家政权——夫余国，从原始部落社会过渡到了奴隶制社会，在文化进步的推动下完成了社会制度的转型升级。 夫余语言文字。从目前有限的历史和考古资料来看，夫余人具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但没有形成本民族的文字。在《三国志》《通典》《通志》《太平寰宇记》中记有夫余“译人传辞皆跪手据地窃语”字句，其他中外史料中未见关于夫余译人的表述，可知此“译人”是夫余人中从事语言翻译的人，是为中原王朝所知的，所以中原史藉上把这一夫余人专有的特点记录了下来。从“传辞皆跪”、“手据地”、“窃语”来看，夫余译人的政治地位并不高，可以用卑微来形容：在从事翻译时译人跪在“大人”们的身边，手拄着地，在“大人”们高声阔谈的间隙小声嗫嚅地向自家“大人”传递对方话语中表达的意思。译人的“皆跪”与中原人的“跪坐”又有不同的文化含义，中原人的跪坐是一种礼仪，是主客平等的一种坐姿。而夫余译人的“皆跪”传达出的文化内涵一是译人在翻译时没有例外，都是跪着的，以表现其低下的社会地位；二是这种跪不是“跪坐”，同时还得以手拄地而使腰背弯起来，以表现其顺从之态。夫余人与鲜卑、挹娄及至高句丽等族交流时是否也是这样的译人形式史藉尚无记载。高句丽与夫余同属濊貊族系且高句丽贵族出于夫余，他们应属同一种语言，不应该存在更多的语言交流障碍，《三国志》卷30《高句丽传》：“言语诸事，多与夫余同，其性气衣服有异。”足以表明夫余、高句丽语言极为相近，从高句丽的相关史籍史料中可以发现高句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文字则使用汉字，好太王碑的汉字碑文是一例证。一项综合了语言、基因和考古学证据的最新研究发现：日语、韩语、土耳其语和蒙古语起源于9000年前生活在中国东北地区从事种植的农民，据《南华早报》报道，这一发现是由英国、中国、捷克、法国、德国、日本、新西兰、韩国、俄罗斯、荷兰和美国的研究人员2021年11月10日联合公布在英国著名杂志《自然》（Nature）期刊上。是故，夫余人作为从新石器时期以来东北地区原住民濊貊人发展形成的新的族群，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也是理所应当，从夫余、卒本夫余（高句丽）、南夫余（百济）关系来看，夫余的语言对高句丽、百济的语言也有着深远的影响。民族语言可以经过漫长的民族独立生存发展中形成，但创立文字实非易事。夫余国与中原汉王朝的交往比高句丽更早更为密切，受汉文化影响更深，高句丽对中原汉朝的依附程度远不如夫余国，在物质匮乏的时代，依附有着较高文明程度的中原汉朝并与之不断交流，拿来其成熟的文字来使用，这对夫余国来说是最为有利的，远比自己创立文字要易行得多，况且文字并非是所有夫余人生存生活的必须。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以前，“识文断字”只是少数人才能做到的，绝大部分的劳动民众都是会说不会写的，而在古代的夫余这个比例应是相当大的。无论是史料描述还是考古发掘，目前尚未有发现独属夫余族的文字存在的证据。 夫余相关名篇。与夫余国相关的文学作品，当属东汉思想家王充代表作《论衡》所载东明王建国神话传说。吉验篇首指出人命禀于天，必有吉验见于地。吉验的形式或者是人物、或者是祯祥、或者是光气。为了证明吉验理论是正确的，接着列举了远古神话中黄帝、尧帝、舜帝物为之使、蛇龙潜处、人兽无伤的神异天象传说。继而又列举了尧相后稷、乌孙国王莫昆、夫余国王东明、商相伊尹诞生过程的灵异物象传说，再列举了齐桓公小白上位、楚共王五子争王、赵氏孤儿劫后登极等命不该绝终上王位的奇异现象传说，最后又举了发生在西汉高祖刘邦、东汉世祖刘秀身上的怪异显象传说。吉验篇从叙事时间上作者总体上遵循从古至今的顺序即：远古——商周——春秋——汉；从主人公地位上则是除本朝（汉）以外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即：大帝——宰相和边疆国王——中原王公。第一部分，黄帝、尧、舜为中原远古大帝，第二部分后稷、伊尹分别为尧舜和殷商之相，乌孙国与夫余国为汉朝边疆属国国王。第三部分小白、共王五子、赵氏孤儿都是春秋时期中原王公，第四部分为汉朝的高祖与世祖。夫余国东明王的传说能够在吉验篇中占有一定的篇幅和地位。就这一文学作品而言，一是东明王的传说与其他众多传说能够并列多此一例不多少此一例不少，显然东明王的传说源自夫余而不是王充自行杜撰的，没有必要杜撰这个传说。二是说明东明王的传说并不局限于夫余国范围，东汉王朝的统治阶层也接受了这一少数民族建国始祖的传说；三是夫余人能够创造这样一个奇美的传说，足以表达出夫余国统治阶层对“正统”和“天命”的渴望，利用这种文学手段给夫余国披上神秘、传奇、天予的色彩，关于夫余国的起源赋予了夫余族人一个合理的答案，给周边的民族部落树立了天命所归的形象，也会促使远在中原的汉王朝对夫余国的扶持和重视。夫余王建国传说是一种历史上常见的文化现象，表现为流传较为久远，使人不知其所始；奇异而有所本，易于民间口耳相传；传播较为广泛，不限于一族一地。以至中原史家尽皆承袭这一传说以为夫余初始。与夫余相关的另一篇重要作品就是好太王碑文。碑文虽是高句丽人所做，但其中部分内容涉及当时的夫余，在文化上高句丽受夫余影响很深。文中在交待高句丽国起源时记有“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馀”，这也是中原史籍中所说“高句丽，夫余别种”的意思，高句丽的统治者出身是在夫余国。在后边邹牟出生、建国的碑文故事与夫余国东明王出生及建国的故事异曲同工，一个是生母吞气团而孕育东明，一个是天帝与河伯女的子嗣剖卵而生，同是南行渡大河，同是水生动植物有灵自造浮桥使渡。两则传说相比较，高句丽族又具有强烈的压倒夫余国的文化意识表达：出身上，邹牟王被描写成天帝与河伯女之子，而东明王仅为一侍婢吞气团所生，邹牟王的父母比东明王的母亲身份要高贵；王位称号上，东明即为东明王，而高句丽建国始祖号称东明圣王，多一个“圣”字就是要用文学作品和国民信仰压倒夫余文化；在过河方式上，东明王以弓击水，鱼鳖浮桥以渡；邹牟王先讲家世、亮身份，之后要求有莲花嫩苇与河龟浮成渡桥，这又是一次身份匹配上有意识地自我提高。神话传说的作品中建国始祖的对比散发着高句丽人定要超过夫余国的强烈文化意识，两位王几番对比下却透出了高句丽民族潜在的不自信：“其先出于夫余”或许是很多高句丽人去除不掉的文化痛点。这部碑文中出现了“北夫余”与“东夫余”两个方位夫余，从碑文上下联系这里的“北夫余”是为邹牟王“命驾巡幸南下，路由夫馀奄利大水。”的南行路线作的铺垫而称“北夫余”；从以都定国的地理位置来理解“东夫余”，那么好太王征讨之地是夫余国的前期王城一带，因当时夫余国都城早已经西迁，这里是当时夫余国的东部而且曾经是王城代表过夫余，故碑文中称“东夫余”。简言之，邹牟王时期的“北夫余”当时就是以夫余国的王城为代表，处于夫余国的东部；好太王在位征讨夫余国时期夫余国都早已西迁，被攻伐的只是东部曾经代表过夫余国的前期王城一带，是以称为“东夫余”。 夫余服装饰物，夫余人衣着的文化特征是尚白，麻布、高档丝织物、毛皮制品组成平民与贵族的服装。在国内人们通常都是穿着白色粗布广袖长袍，裤子是没有裆布的“袴”，这种服装样式来自于汉朝，因为胡服都是左祍紧袖以适应游牧渔猎，冬季时夫余人在布袍外加穿毛皮衣物以御寒。夫余贵族们前往他国时则着缯绣锦罽，也就是各种颜色的丝织衣物、绣有各种图案的衣物、有着彩色花纹的丝织衣物、毛皮织就的衣物，如果是冬季就再加上狐、狖、黑貂毛皮做的裘袍。夫余人生活在国内朴素典雅，人人粗衣麻布，白袂飘飘，足登革履，会面互揖，仪礼法度仿如中原。夫余国的贵族前往他国时则衣着华贵，各样丝织衣物、各式动物皮裘应有尽有，彰显贵气。夫余人的饰物也极为丰富，金制耳饰就有带叶耳饰、四环耳饰、六环耳饰、八环耳饰、孤片耳饰，骨瑱、琉璃瑱、玛瑙珠、铜钏、铜腕饰、银腕饰、金指环、银指环。这里，我们不难想象夫余贵族壮年男子和青年妇人的形状：男人身材魁梧，头戴嵌着黄金帽饰的裘皮帽子，帽子两侧各下垂一串琉璃瑱，丝织的衣袍上绣着彩色的山河走兽，领口和宽大的袖口绣着金丝花纹，外罩着黑貂皮裘，脚踏皮革靴子，右手提着皮制箭囊内装数支羽箭，左手持弓，弓长齐肩，弓背缠裹油亮的兽皮，弓弦为兽筋制做，腰悬一把铜柄铁剑。如此之人持弓佩剑气宇轩昂，英武豪迈贵赫非常。女人则着紧身高档丝织衣裙，右祍曲裙深衣，通身狭窄，裙面团花簇锦，下摆呈喇叭状，衣襟自腋下绕体旋转而下，下襟向后拥掩，襟中部有带子系在腰间，衣服边缘使用厚重的锦缝制，身披白色狐裘，发髻后倾，步摇轻垂，颈部戴着由266颗橘红色玛瑙珠和6支金管相间串成的颈饰，红黄相映典雅贵重，两侧耳端各串挂着金丝纽编，上缀18片金叶的精巧耳饰，手指上分戴金银指环，双腕上各戴有十节银质腕饰。如此之女粉面华服环佩叮咚，金银饰物耀目生辉。夫余人把汉服的华美与胡裘的高贵融于一体，饰物种类、质地丰富，完美地体现出夫余人对汉民族、游牧民族和渔猎民族文化的包容和发展，地理位置天然地赋予了夫余文化多样性的特点。 夫余饮食文化。夫余人食源丰富，地广人稀水草丰盛的夫余地域，五谷繁茂，猪兔牛马狐狼貂鹿不一而足。夫余人传统的烹饪方法当是先民传承而来的烧与烤了，这种食物处理制做方式是最常见的也是传承最久远的，把采集的果实以及捕获的鸟兽鱼鳖置于火上或烧或烤，人们聚而取食。当陶器出现后，人们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煮食与炒食为人们打开了食物多样性加工制做的大门，粥、饭、蒸煮肉类率先置于人们餐桌之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常用的煮食器为鼎、鬲、双耳陶罐，盛装器为双耳陶壶、陶豆、陶碗、陶杯，食器则有刀、俎。古老的饮食文化，常常能在我们脑海里形成这样一幅画面：夫余人的厨房内，三二个厨工在忙碌着，火膛内木棒噼啪燃爆， 灶台上有煮粥罐，空地处有烧水鼎，水汽米香弥漫，厨工们洗果品择叶菜、料理野兽鱼禽。厅堂上贵人大人各置一长条木桌，桌上摆放果品，随后肉酱、炒豆、米饭、肉粥、烧鱼、烤肉尽用陶豆、陶盘、陶壶盛上，主人与客人互相示意，以刀俎（似砧板）匕（似勺）著（似筷）取用，陶杯中盛上米酒主客畅谈共饮，酒宴欢时彻夜歌舞不停。 夫余图腾牌饰。在有关夫余国的文字史料中，仅记载夫余人崇尚白色，笃信祭天，其他的文化信仰几无表述。我们不妨从实物上来推演夫余人的图腾文化。在榆树老河深墓葬出土文物中，有牌饰19件，牌饰上的图案有神兽、虎、鹿、蔓草纹，均为模制鎏金。6件神兽鎏金铜牌饰有4件是完整的，2件稍残。牌饰边框为长方形的有2件；略呈长方形的2件，前端为圆弧后端为方角；扁圆形2件上端平直下为扁圆形。牌饰上的神兽整体如马形，栩栩如生，首尾昂扬，肋有双翅呈飞翔状，四蹄虬劲有力呈奔腾状；身形匀称，吻部有一向上的弯角，牌饰背景如有风云涌动。这一神兽图案不同于虎、羊、鹿等图形，这种神兽是通过人们有意识的创造出来的，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夫余人创造这种神兽的根源是什么呢？当然是充满着对一切美好事物的向往，夫余是盛产名马的地方，长期对马的驯养和陪伴，产生了赋予马更多灵性的想法，把夫余幻化成矫健的骏马，四足飞奔，给她插上双翅，让她在天地之间自由腾飞驰骋，不惧一切阻碍，吻部向上的弯角更显威猛，犀角一样的弯角承载着夫余人自祖先传承的与犀、象等大型动物生死相搏的记忆。健硕、自由、奋进、踏云追风是夫余人把对生活的向往和对未来的渴望通过神兽形象完美地展现出来。制做一幅现实中存在的动物形象图案不难，难的是创造出一个能够表达出民族思想并与现实有关联又高于现实的瑞兽形象，中原的龙、麒麟的图腾形象也是经过了漫长的时间，不知道多少代人对生活的感悟和期盼才凝结而成。这样的牌饰明显不是用于供奉祭祀，牌饰边缘的孔洞告诉人们这是用来悬挂欣赏的，这是艺术品，是表达思想、展示美感的装饰品，或许它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时至今日，在纷繁的文化主题之中，神兽鎏金铜牌饰便如一股清流自古夫余而来，带着夫余人的智慧与追求！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