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墙白石双波曲，出砖入石燕尾脊。青瓷彩绘交趾陶，雕梁画栋玉门殿。”[1]这四句顺口溜充分体现了闽南传统建筑的特色。其中，“出砖入石”是闽南建筑的特点之一。“出砖入石”，民间匠师称之为“土固坎”，俗称“孩儿肚”，亦称“金包玉”，是将红色的砖瓦比作赤金，白色的石头比作白玉。其做法是将石条或石块与砖瓦混砌，石面稍凹、竖砌，砖稍凸、横叠，且上下错开。砖片厚薄不一，充填在石条之间的空隙中，所谓“出砖入石”，很生动的解释其砌法（图1）。[2]为了确保受力均衡，砌到一定高度后，砖石相互对调，前后对搭，相互咬合，用灰土浆粘合，使整壁浑然一体，增强了墙体的牢固性。[3]这种砌法也充分发挥了材料的特性，体现了材料的质感、色泽与纹理。墙厚一般为30厘米，且节省打造建筑材料耗费的物力与财力。“出砖入石”主要集中于泉州地区，漳州、厦门地区较少见到，而且只用于山墙、围墙或防火巷等次要的墙面，极少用于正面的镜面墙。[4]另外，闽南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战乱年代时有海盗、土匪侵袭，人们为了自保，采用砖石混筑以增强墙体的牢固性。民间将这种垒墙的方式叫“狗脚迹起”，据说相当牢固，可以预防“强贡”（强盗）破墙而入。[5]
图1 关于“出砖入石”做法起源时间与原由，民间及学术界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其一，元末明初，闽浙沿海地区常受倭寇及土匪侵袭，家园损毁，民不衍生。富裕的泉州更是他们侵袭的对象之一。数遭劫难之后，灾民便收拾残垣断壁，重新利用，砌成“出砖入石”的墙面；[6]其二，明万历年间（1604年），据史料记载，泉州当时发生过一次8.1级大地震，市区有许多民居倒塌，全城一片废墟。人们就利用地震后的残砖碎石，进行有规则的砖石混砌，形成“出砖入石”的墙面；其三，明末清初时期，郑成功据漳泉沿海抗清。清廷采用坚壁清野的策略，下令沿海30里百姓内迁，以绝郑军军需补给。迁界时间长达20年之久。待康熙二十三年台湾收复，沿海太平，百姓迂回，房屋已尽成废墟。于是百姓利用废墟上的碎砖烂石作为材料，重建家园。[7] 究竟哪一种说法更为准确？或都不准确呢？我们可以通过史料的收集逐一地进行分析与论证。 一、起源时间的质疑 目前，大部分专业学术论著中将“出砖入石”的起源时间确定为明万历年间，但通过资料的考证，发现存在诸多疑问。关于“出砖入石”的起源，从上述的时间看有一些差别。分别为元末明初、明万历年间与明末清初时期。但通过史料的收集，这些论述并不准确。据考古资料显示，南宋时期，我国南方地区流行砖石混筑墓，不重装饰，讲究坚固密封，常以糯米汁和石灰浆灌注。[8]在福建发现的宋墓，在不同的地区，墓葬类型也有所不同，闽北地区流行劵顶砖室墓和石顶砖室墓；闽中地区流行劵顶砖室墓；闽南地区发现的宋墓较少，且破坏较严重，除有砖室墓外，还见有椭圆形砖石构筑的墓室。[9]但所见到火葬墓基本上是砖石结构，如在泉州城东桃花山以及闽南南安县西峰窝舍铺发现的宋墓，均为砖石墓。阴宅一般参考阳宅的砌法，所以在民间可能已经出现砖石混筑的民居。 史料记载，在北宋宣和二年，泉州太守陆藻增筑泉州城，内砖外石，基横二丈，高过之。在这一时期，泉州依靠海上贸易的发展，经济上突飞猛进，统治者开始大规模地修筑城墙。从考古资料上看，这一时期的城墙为外砖内石，即城墙为三层，内层为夯土层，中间为顽石砌筑，犹如挡土墙，外层为砖砌，且砖石相互咬合，从而增强墙体的牢固性。这种砌筑方式对闽南民居建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据2013年泉州晚报记载，泉州百崎乡下埭村埭郭氏三世祖厝，是目前闽南地区发现最早使用“出砖入石”的民居古厝，其建筑时间为明初永乐年间（1403年-1424年），而大多数人认为“出砖入石”源自明万历年间（1604年），整整相差了两百年。遗存的古厝木构架早已腐烂殆尽，目前仅残存四壁，其中前、左、右三面为石墙，古厝的后面墙体为“出砖入石”的构筑模式，现墙体残存的高度为2.4米，长度约为16米。墙体基本上以长方形与方形石块横向平铺，石块之间的缝隙采用红色方形薄瓦或小碎石块填充。 以上史料证明，闽南的“出砖入石”并非源自万历年间。单从工艺的成熟度来看，任何民间工艺的生成过程并非一挥而就，它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演变过程。但可以肯定的是，明万历年间这种砌筑方法的墙面非常盛行。 二、万历年间灾后重建的质疑 在很多专业著作论述中，将“出砖入石”的墙体砌法的起源归功于灾后重建。据史料记载，泉州在1604年与1607年发生两次强地震，关于1604年的地震状况，在《泉州府志》中记载：“（万历）三十二年十一月初八日泉州地震。初九夜连震十余次，山石海水皆动，地裂数处，郡城尤甚。涌出沙水，气若硫磺；开元镇塔尖石坠，损扶栏。城内外庐舍倾圮，覆舟甚多。”[10]在《开元寺修东塔记》石刻中记载：“万历甲辰地大震，顶盖榱石从南圮者有二，从东南隅圮者有八，颓而下诸级，沿所压均圮。”[11]对于三年后的1607年地震记载比较详细，如《泉州府志》中记载：“（万历）三十五年正月，泉州地震。八月二十八日飓风坏府仪门、府学棂星门及东岳神殿、石坊、北门城楼自东北抵西南，雉堞窝铺倾圮殆尽。洛阳桥梁折。”[12]在《晋江县志》中记载：“（万历）三十五年正月地震，门户动摇有声。八月二十八日飓风大作，府仪门、府学棂星门颓。东岳帝殿坏。北门城楼半圮，城自东北抵西南，雉堞窝铺倾圮殆尽。洛阳桥梁折。城中石坊驱倒六座。”[13] 当然以上史料记载的是万历年间的地震级别及危害程度，但并没有记载村民如何进行灾后重建。很多专家认为“出砖入石”源自明万历年间，主要参考的是泉州罗城营建的资料。[14]
从表中可以得知，泉州罗城墙体由夯土版筑，改为“外砖内石”、“陶土为砖、取蛎为灰、以巩城基”，元代发展为“内外皆石”，明代万历年间的“砖石混筑”，这就是大多数专家认为“出砖入石”源自万历年间的主要原因之一。很多人认为罗城墙体的砌法对传统民居产生了很大影响，殊不知，传统工艺在民间可能早已出现。 历经多次地震的闽南地区面临灾后重建，建筑从结构以及材料上都有了较大的调整，首先是构架上，建筑由震前的单楹改为震后并列连楹梁架，多用斗拱，甚至采用重梁；其次是建筑物之间增加甬道或通巷，前后留隙地，防止外墙倒塌殃及邻屋；另外，“出砖入石”墙体的广泛使用。用残砖碎石不顺砌墙，纳以灰土以充实之，建筑用语称为“碎砖石混合墙”，泉州俗称“出砖入石”。这是一种大地震后广泛使用的墙壁砌造法，厚度一般在50厘米左右，屋架架在柱子上，墙体并不承重，从而增强了抗震性。[15]至于“出砖入石”源自何时，史料并没有记载，但可以推断并非是地震后才采用，只是大地震后闽南地区为了重新利用灾难后的残砖断瓦，故“出砖入石”的墙体砌法才广泛地被采用。 三、源自闽南地区的质疑 一谈到“出砖入石”，很多人就会将这种墙体的筑法与闽南建筑划为等号。坚定不移地认为“出砖入石”产生于闽南地区，是闽南人的首创，是闽南工匠的伟大成就。殊不知，在古希腊、古罗马人很早就认识到砖石混筑的坚固性。目前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出现过“出砖入石”或类似的墙体，且出现的时间早于闽南地区，如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伊朗等国。不难发现，这些地方都处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沿线国家。在中国，出现“出砖入石”的地区分别为福建的闽南地区、广东的潮汕地区以及台湾的部分地区（图2）。而后两者的建筑风格又源自福建泉州地区，所以人们顺理成章地认为“出砖入石”源头在闽南。
图2 另外，泉州在明代万历年间的大地震后，“出砖入石”的做法成功地解决了灾后重建的难题，但这种做法是否来自闽南泉州的灾后重建呢？在全国各地，大地震不可能仅仅出现在泉州，为何单单闽南人会巧妙地利用“出砖入石”的做法呢？这自然和闽南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也极有可能在明万历年间的大地震之前就出现了，只不过大地震后被广泛地采用。巧合的是，巴基斯坦的塔克西拉古城大地震之后，人们采用残砖断石垒砌墙体，在公元一世纪这种砌法广为流传，时间上比泉州要早得多，也许随着宗教的传人，这种做法被移植到福建的闽南地区。 闽南地区的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中国的外国人在唐代明显增多，主要是波斯及大食人，泉州出现“船到城添外国人”。宋元时期，外国人更多，他们或居住在“蕃坊”或“杂处民间”。元代的泉州已是“市井十洲人”、“缠头赤足半蕃商”。异域人聚集于此，宗教信仰繁多，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拜火教）、犹太教等，他们和中国本土的道教、民间信仰等同处共存。不同风格的寺庙建筑出现在泉州，如北宋雍熙年间（984-987年）天竺僧人罗护那航海至泉州，在城南建宝林院；伊斯兰教在唐代武德年间传入泉州，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在泉州通淮街创建清净寺，到元朝，泉州有清净寺六七座；印度教在北宋之后传入泉州。泉州印度教属南印度湿婆派，建有规模宏大的寺院——番佛寺；宋元时期，摩尼教从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泉州，泉州草庵摩尼教寺是世界珍贵的摩尼教遗迹。[16]这些外来的建筑风格与做法对当地的民居建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在宋元时期，蕃商杂处民间，且可与汉人通婚，从而进一步地促进了建筑风格的融合。 前文提到的闽南地区遗存最早的“出砖入石”的民居古厝——泉州百崎乡下埭村埭郭氏三世祖厝，据惠安文史资料记载： 百崎郭氏家庙世称“宣慰府”，现正厅前上方尚悬挂着一方题有“宣慰府”的匾额。此乃缘于入泉州始祖郭德广主政宣慰使司而得名，故族人也称郭德广为“宣慰公”。据《百奇郭氏族谱》载，百崎回民的先人乃由“海上丝绸之路”来华经商的阿拉伯穆斯林，定居于杭州富阳的郭家村，经数代繁衍至郭德广才于“元秀宣差微禄，奉命督糈来泉供应，于是时干戈扰攘，弗克还朝，即纳室于泉，卜居行春门外，后改迁法石，依例占籍”。明洪武九年（1376）郭德广次孙郭仲远携妻儿由法石迁徙来惠，“择于惠邑海滨百奇山下筑室居焉”。由是安居乐业，生息繁衍，至今600余年，发展成为1.4万余人的百崎回族乡。[17] 据上述资料，现遗存闽南地区最早的“出砖入石”乃异域人后代建制，此种现象有两种可能：其一，他们将先前的建筑方法带到新的居处；其二，将先前的建筑方法结合当地的建筑材料与做法形成新的建筑风格。 四、“花墙”是“出砖入石”的鼻祖 “花墙”出现于印度次大陆西北部的塔克西拉（Taxila），在大约公元20或30年左右发生了一次大地震，灾后人们开始采用一种新的建筑方法，利用当地坚硬的石头砌墙，由于石头过于坚硬而难以加工成规整的方石块，就将顽石放在灰浆层中，石块之间的空隙，用整齐的小块石灰岩或“康朱尔”（一种较软的石头）填满。当地人称之为“花墙”（图3、图4）。当时，这种“花墙”在印度河彼岸很流行，经验证明它比普通的毛石要稳固得多。[18]“花墙”在公元一世纪初被广泛应用，尤其在塔克西拉的佛教和拜火教寺庙建筑中。
图3
图4 后来，砖出现之后，逐渐替代了大石块空隙间的填充物。我国出现焙烧的砖距今大约三千多年的西周时期，在印度次大陆的巴基斯坦，经过焙烧的砖更早出现，如巴基斯坦的旅游胜地摩亨约·达路考古遗址，大约建于4500年前青铜时代，“摩亨约·达路大浴池”是上层最著名大建筑，全部采用烧砖砌成的浴室。[19]至今，塔克西拉的斯尔卡普城仍有这类红砖白石混砌的墙体。在欧洲的其它城市中，许多建筑仍然使用这种砖石混砌的做法。如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就出现了“出砖入石”的墙面，现遗存的一段拜占庭时期的古城墙也采用的是红砖白石混砌，砌筑的方法、形式与闽南建筑的“出砖入石”如出一辙。 众所周知，拜占庭时期是公元395年到1461年，相当于中国从东晋开始，一直到明代天顺年间，也就是明万历年间之前。从时间上来看，伊斯坦布尔的“出砖入石”的砌法明显早于专家们所推测的明万历年间。所以，有这样一种可能，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闽南地区的泉州，作为我国东南沿海港口之一，外来文化对泉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宗教文化的传播，也使得闽南民居建筑吸收了外来的建筑文化。所以，“出砖入石”的做法或直接移植或受外来文化的影响生成。如果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花墙”可以称得上是“出砖入石”的鼻祖。 五、海上丝绸之路与宗教的盛行促使闽南“出砖入石”生成 在世界很多地方，均出现过砖石混筑的建筑遗址，如希腊雅典的圣使徒教堂、黎巴嫩的安杰尔考古遗址、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古城墙等，虽然所列举的地方砖石混筑的方式与闽南的“出砖入石”不完全相同，如圣使徒教堂，砖石是非常整齐规律地镶嵌，伊斯坦布尔古城墙遗址亦是如此。但上文提到的“坦克西拉”、马其顿西部但农业城镇卡斯托里亚就与闽南的“出砖入石”非常一致，且这些国家大多处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沿线国家与地区。所以“出砖入石”的砌筑方法与海上丝绸之路可能有某种关联。上文提到宗教的传播对闽南建筑样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闽南的外来宗教信仰的接受与传播往往又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紧密相连。如伊斯坦布尔地跨亚欧两洲，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一半在亚洲、一半在欧洲的城市，在古代丝绸之路上，这里就像一扇大门，掌控着欧亚贸易的通路。
图5 史料记载，现残存的塔克西拉古城曾是犍陀罗佛教艺术的中心城市之一（图5）。可以说这里是中国佛教的摇篮，公元5世纪，晋代的高僧法显在此求法，回国后建造了一座具有印度风格的寺院——龙华寺。唐永徽元年（650年），唐代著名高僧玄奘也曾来到塔克西拉，在此讲经说法两年。如今，玄奘的讲经堂遗址依然存留。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将塔克西拉译作“呾叉始罗”，梵文意为“石雕之城”。但此时由于受到匈奴人的侵略，佛教逐渐衰败，玄奘如此描述塔克西拉：“伽蓝虽多，荒芜已甚，僧徒寡少，并学大乘”。[20]公元8世纪，随着阿拉伯势力的强盛，伊斯兰教在塔克西拉逐渐占主导地位。 公元前1世纪前后，佛教的传播沿商人、僧侣和旅者的足迹从印度北部迅速朝周围扩展。向南，在德干高原，大量的石窟寺纷纷建成，沿途的佛塔一直延伸到印度次大陆的深处。向北和向东，佛教的传播因粟特商人的活动而生机倍增，他们在连通中国和印度河谷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1] 拜火教（也称之为袄教）源于古波斯帝国，于公元6世纪传入中国，对中国的影响在北朝时期达到高潮，近来的考古挖掘了大量的北朝时期受拜火教影响的墓葬和遗物。据《隋书》卷七《礼仪二》载：“后齐，正月晦日，中书舍人奏祓除。年暮上台，东宫奏择吉日诣殿堂，贵臣与师行事所须，皆移尚书省备设云。后主末年，祭非其鬼，至于躬自鼓侥，以事胡天。”“事胡天”即信奉西域一些国家流行的拜火教。[22]拜火教进入中国后称“摩尼教”。他们认为火焰是天神阿胡拉·马兹达的儿子，是人们的“正义之眼”，对火的礼赞达到极致。所以，拜火教传入闽南泉州后，跟火焰一样的红色则深受人们的青睐，这与闽南建筑的红砖红瓦建筑不谋而合，拜火教古城墙的“花墙”砌筑方法极有可能也随着宗教的传播在泉州盛行。马其顿西部的农业城镇的卡斯托里亚（图6），遗存多座拜占庭时期建筑和中世纪教堂，建筑墙体的砖石混筑形式与闽南的“出砖入石”同出一辙。
图6 坐落在土耳其夜莺山附近的圣母玛利亚小屋，据传玛利亚晚年居住于此。公元37年，耶稣殉难后，其两位得意门徒圣约翰与彼得带耶稣母亲玛利亚到各地传教，途径土耳其夜莺山，年老体弱的玛利亚走不动了，两位门徒只有将玛利亚安置于此，并侍奉至其终老。1861年，玛利亚晚年居住过的小屋被宣布为基督教圣地，朝拜人士络绎不绝。从建筑的外观来看，建筑外墙为采用砖石混筑，其砌筑手法与闽南的“出砖入石”非常相似。
图7 在土耳其，具有“出砖入石”墙面的建筑较为常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博德鲁姆城堡（图7），又称圣彼得城堡，位于爱琴海与地中海的分界线，是十字军东征时期的典型建筑。城堡建于1406年，即明成祖永乐四年。前文提到在这一时期，闽南泉州已经出现了“出砖入石”墙面（郭氏三世祖厝建于1403年）。博德鲁姆城堡经受两次战争，在城墙上，可见石块、红瓦与小碎石错缝叠压，在选材、砌筑方法与整体风格上，与泉州的“出砖入石”如出一辙。此外，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及部分小镇街区的墙壁上，同样可以看到“出砖入石”墙体，与城堡不同的是，民居上的石块相对较小。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闽南的“出砖入石”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与当时闽南建筑中的“外砖内石”砌筑方法相互结合而成，形成具有独特风格的“出砖入石”。 结束语 “出砖入石”的砌法随着人口的流动不断地演变，特别是闽南人下南洋，他们将闽南建筑与当地的建筑风格相结合，形成新的建筑样式。如今天俗称的“蜈蚣脚”，正是借鉴了南洋建筑转角采用隅石正交搭砌成齿状的经验，将“出砖入石”这种砖石混砌的形式做了改良，在柱头梁底、门楣窗、墙面转角、外廊立柱上用白色花岗岩和红砖交错，以达成对墙角的保护与美化。[23]这样的建筑风格随着下南洋的闽南人“回流”，又对闽南地区的建筑风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嘉庚建筑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 “出砖入石”是闽南传统建筑的一大特色，关于它的发展渊源至今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目前，很多专家以及学者，一谈到“出砖入石”，就认为是闽南人的首创。如果将研究仅仅局限在国内，没有放开视野，很可能在做研究的时候会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而这样的结论会逐步蔓延开来，以至于以讹传讹，最后形成了一个“真理”。另外，专业学者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闽南人会将“出砖入石”的做法归结为先民的首创，但大家也容易忽略一个问题，口口相传的信息本身就存在不准确性，如果将这样的信息不加分析地用于学术研究，势必会得出一个不准确的结论，从而模糊了人们的视线，歪曲了事物发展的真实面貌。 *原文发表于《装饰》2018年第9期。 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厅基金项目“闽南传统建筑形态”（JAS160269）阶段性成果；福建省人文社科研究项目“闽台乡村社区营造比较研究”（FJ2016B201）阶段性成果。 【注释】 [1]林枫、范正义：《闽南文化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2008，第411-412页。 [2]李乾朗、阎亚宁、徐裕健：《台湾民居》，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2009，第230页。 [3]戴志坚：《福建民居》，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2009，第133页。 [4]邹经宇：《第四届中国城市住宅研讨会论文集·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住宅》，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北京，2004，第226页。 [5]洪卜仁：《厦门名人故居》，厦门大学出版社，厦门，2007，第68页。 [6]泉州老子研究会泉州市丰泽区文体旅游局：《众妙之门：“海上丝绸之路与蟳埔民俗文化”研究专辑》，泉州老子研究会，泉州，2004，第71页。 [7]李灿煌：《晋江民间风俗录》，厦门大学出版社，厦门，2010，第208页。 [8]马利清：《考古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2010，第378页。 [9]陈国强、叶文程、吴绵吉：《闽台考古》，厦门大学出版社，厦门，1993，第182页。 [10]（清）周学曾：《晋江县志》，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州，1990，第1783页。 [11]杜洁祥：《泉州开元寺志》，明文书局，台北，1980，第29页。 [12]陈泗东：《幸园笔耕录》，鹭江出版社，厦门，2003，第110页。 [13]（清）周学曾：《晋江县志》，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州，1990，第1783页。 [14]同上，第183页。 [15]陈泗东：《幸园笔耕录》，鹭江出版社，厦门，2003，第122页。 [16]李冀平、朱学群、王连茂：《泉州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7，第134页。 [17]任秋来：《惠安文史资料 第二十辑》，文史资料委员会，泉州，2006，第165页。 [18]（英）约翰·马歇尔：《塔克西拉》，秦立彦译，云南人民出版社，昆明，2002，第77页。 [19]黎娜、贾娟：《中国国家地理 世界国家地理》，万卷出版公司，沈阳，2007，第194页。 [20]（北魏）杨衒之：《四库家藏 洛阳伽蓝记》，山东画报出版社，济南，2004，第139页。 [21]（英）彼得·弗兰科潘：《丝绸之路 一部全新的世界史=The silk roads a new history of the world》，邵旭东、孙芳译．浙江大学出版社，杭州，2016，第36页。 [22]（唐）魏徵：《隋书》，中华书局，北京，2000，第103页。 [23]曹春平：《闽南传统建筑》，厦门大学出版社，厦门，2006，第83页。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