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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著名人物章士钊的一生称得上传奇。他在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共和国都做过高官，且在政坛作用不小，可以说是政坛不倒翁。 更令人称奇的是，很多政治人物，政见完全不同，相互之间不共戴天，章士钊却能和他们都是朋友。章太炎、张继、邹容、黄兴、孙中山、袁世凯、段祺瑞、陈独秀、胡适、吴稚晖、张学良、蒋介石、戴笠、杜月笙、毛泽东、周恩来……章士钊的朋友圈遍布整个民国。 章士钊一生热衷于政治活动，游走于权贵名流之间，身处历史漩涡之中，风大浪急，他却从容不迫，始终安然无恙，直至平安善终。这份本领，近代中国真没有几个人有。 章士钊年轻时以一个革命者的姿态和清朝对抗。 1903年，22岁的章士钊主编的《苏报》刊发邹容的《革命军》，又重刊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骂光绪皇帝“载湉小丑”那一段名文，举国震动。清廷查禁《苏报》，邹容、章太炎下狱，后邹容病死狱中，章士钊逃脱。
华兴会部分领导人，前排左起：1黄兴，2未知，3胡瑛，4宋教仁，5柳扬谷；后排左起：1章士钊，2未知，3程家柽，4刘揆一 逃到日本的章士钊又不积极革命了。他在日本和杨度一起促成了孙中山和黄兴的合作。同盟会成立后，他却坚决不加入，谢绝孙、黄邀任《民报》主编之聘，亦不写文章宣传革命。 此时，章士钊从一个革命派变成了一个“调和派”，他站在所谓的中间立场讨论国事，主革新，反专制，但不主张使用暴力；抨击时政，亦批评激进派。 这种“调和论”为袁世凯所欣赏，1911年，袁世凯邀请章士钊北上，并送他一套巨宅，委以北京大学校长之职，但章士钊没接收。宋教仁案爆发后，他又参加讨袁。 1918年，西南军阀排挤孙中山，把持护法军政府，岑春煊任总裁，邀章士钊任军政府秘书长，并以南方代表身份出席南北和会。当时章士钊在北京，南下之前会晤段祺瑞，称自己与岑春煊是至交好友，却之不恭；并说自己南下后要以段的“忧国至计”，对岑“剀切言之”，段欣然同意章南行。可谓南北讨好，八面玲珑。 1924年，段祺瑞上台，邀章赴京。章建言段以“执政”名义出掌北京政府，大捧段氏。段委章任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欣然受命。“三一八”惨案发生时，章士钊为执政府秘书长，他虽未下令向学生开枪，但事后执政府所发通缉令则出自他手。后人问章何以紧跟段祺瑞，章答以“人是要吃饭的!” 北洋政府垮台之后，他作为“北洋余孽”遭冷落。但是很快被张学良聘入东北大学，当起了教授。当时东北大学教授一般月薪为300大洋，而章士钊月薪高达800大洋。 “九一八”后，日本占领沈阳。他南下上海，挂牌当起了律师。充任的法律顾问东家是杜月笙，月薪500大洋。章士钊与杜月笙过从甚密，吃喝玩乐，吸鸦片，听京戏，日夜厮混。
七七事变后，章士钊转道香港赴重庆，受到蒋介石的礼遇。他60岁寿辰时，蒋及国民党政要皆送礼祝贺。 当时军阀范绍增在重庆的龙巷公馆，陪都党政军财界要员如何应钦、唐生智、张群、顾祝同、上官云相、余汉谋、贺耀祖、陈布雷、戴笠等，经常出席，云集一堂，内中唯章士钊虽无权势金钱，却备受尊重，每用餐入席皆请“章先生上座”。
抗日战争胜利，日伪汉奸受审，章士钊重操律师职，先后为大汉奸梁鸿志、周佛海作辩护律师。 章士钊与共产党人的关系，也非同一般。陈独秀、李大钊都是其知交。1927年，张作霖在北京逮捕了李大钊。章士钊遂直接出面找到奉军总参议杨宇霆，请他转告“雨帅”：“切不可为一时意气杀戮国士。” 章士钊、陈独秀二人政见不合，各行其是，但彼此关心，书诗往来，私谊长存。1932年，陈独秀被捕，章氏多次出庭为陈辩护，时人称章士钊“有古义士之风”。 章士钊资助过年轻时的毛泽东和周恩来。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形成高潮，蔡和森、毛泽东持杨昌济手书到上海拜见章氏，请其资助湖南青年赴法留学。章士钊立即以两万元付毛、蔡。毛泽东一直感谢此事。 周恩来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宣传革命，当时章士钊也在欧洲，他帮助周恩来将印刷革命刊物的印刷机器从法国运到德国。周恩来晚年还提起过此事。
章士钊得到国共两党高层人物的信任。 1949年，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与中共“和平谈判”。章氏两次被李任为会谈代表，到北京参加谈判。谈判破裂后，章士钊又留在北京。并遵照中共的指示，策动程潜、陈明仁在湖南起义。又策动杜月笙来归，未成。 1967年，章士钊还试图调和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关系。章给毛泽东写信称，假若刘少奇有错误，望毛、刘能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检讨，但切不可打倒，等等。只因毛刘二人不接受而作罢。
1973年，章士钊又经中共批准到香港与台湾方面商谈统一问题。《明报》报道称，章氏此行，乃为国共和谈，台湾方面将由张群出面，云云。可见，章此行影响之大。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章氏抵港第二天即病倒，不久去世。 近代以来，英雄豪杰辈出，章士钊虽非旋转乾坤的大英雄豪杰，却也是一代人杰。特别是他周旋于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本领，实属罕见。 章士钊既可以与黄兴共事，也可以促成孙中山与黄兴联手；既可以做袁世凯的座上客，也可以与岑春煊联合反袁；既可以与蒋介石、杜月笙、戴笠辈把酒言欢，也可以与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友好相处。穿梭往来于不断更迭的军阀、政要、党魁、豪雄、伟人等“猛人”之间，总能够气定神闲，如鱼得水。 他类似于古代的纵横家，有些作为甚至可以说是变化多端、朝秦暮楚。
究其根本，章士钊没有绝对是非的政治主张，没有坚定不移的政治理念。他奉行的“调和论”，其实表明，在他看来，每一派都有自己的是非，这一派有道理，那一派也对，只要于自己有一定利处，他就两头都占。 除了这种无主张无理念之外，传统的人情世故在章士钊这里被运用得炉火纯青。私人交情、江湖义气是他极力维护的。他可以反对陈独秀的政治主张，但又会在法庭上为陈独秀辩护。他可以抗日，但抗战胜利后他同样会为周佛海辩护。在他这里，公道是非要讲，人情世故更要讲。 章士钊是一个背离乡土、寻求富贵的游士，没有明确的归属，不会坚定地维护谁和支持谁。他出生在湖南善化县一个普通地主家庭，章士钊的父亲大约年收租谷有二百余石的田产。与一般的旧式士大夫一样，章士钊早年有光大门楣的志向。对于宗族观念十分浓厚的中国士大夫来说，这样的志向，十分正常。后来，他也果然做到了。 晚清以来，旧式的士大夫家庭出了很多他这样的游士，不过他是最幸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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