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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通信札的奇特之处在于，其上的内容是用纯粹的文言文书写而成。翻阅我们此前解读过的信札就会发现，那些由声名显赫的近现代名家们提笔书写的信札，即使不是纯粹的白话文，字里行间也是有着明显的白话文痕迹，不若此信，从头到尾，一水儿的艰涩晦深之词，中间更无标点断句，在早已由白话文统治的这个时代，读起来实在要费力许多。那么，这通文言文信札由何人所写，为何会使用这种语言呢？ 固守与坚持
“这通信是章士钊先生写给易培基的，也就是信首称呼的'寅村先生’。”山东中国文学艺术博物馆馆长、中文图书网创始人徐国卫先生解释说，与鲁迅先生同年出生的章士钊（1881年~1973年），是近现代著名的政治家，也是教育家和学者，这封信的内容与拓片有关，因用文言文所写，读起来略有些费力。那么，这封信写于何时？为什么会用文言文呢？ 很多人都知道，对于文言文向白话文的转变，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此之前，白话文虽然也在使用，但声势很弱；在此之后，则有越来越多的文人学者开始使用白话文，并且，随着社会的变迁和人文观念的发展，白话文以飞速之势取代文言文的统治地位，这种语言上的变迁在我们之前解读过的名人信札中也能察觉到些微端倪——历史的脚步越向前推进，信中白话文的成分就越多些。 不过，章士钊先生是个特例，对他而言，不管历史的脚步如何迈进，都难以改变他对文言文的固守与坚持。最为典型的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破旧立新已成不可逆转之势时，章士钊站在了新文化运动以及白话文的对立面，甚至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公然反对之，并且坚持用文言文写信、写文章。这种“开历史倒车”的做法自然引得一批高举新文化旗帜的文人不满，鲁迅先生还曾以文言文与白话文孰优孰劣的问题与他展开论战，论战的内容颇为有趣，只是历史大势已成，再多的固守与坚持也无法将其扭转，风光了几千年的文言文还是日渐衰落了。 不过这种坚持与固守也并非全然没有好处，比如清末民初以来，在用文言文写作方面成就最高的三位作家中，就有章士钊，余者为梁启超与严复。甚至有人认为，他从某些意义上讲，是要超越梁、严二人的。因此，用文言文体写信对于章士钊先生来说不过信手拈来，而他的文言文造诣我们也可透过此信来领略一二。 易培基 只是如此一来，书写此信的大概时间就不好推断了。因为信尾并未署上年份，信中内容也无时间上的参考。不过，收信人易培基先生是在1937病故，所以此信写于1937年以前是确定无疑的，甚至还可以大胆地猜测，此信或许写于1933年以前。因为自1933年起，时任故宫博物馆首任院长的易培基先生因遭人陷害，卷入“故宫盗宝案”，此后的时间里，一直到去世，易培基先生在反诉、自辩与不公的判决中心力交瘁、悲愤不已，恐无精力与闲情赠友人拓片。当然，这也仅仅是猜测而已。 拓片与书法 再来看此信，大约是章士钊先生此前从易培基处得来几张拓片，章十分宝爱之。“两种均乞于暇时”，且“略书跋语……以明因缘”，跋语的其中一段还是在上海时由章太炎所书。虽然章士钊心中挂念着要拜访易培基，但是因为每日为俗事所羁绊，一直未有闲暇之时。 徐国卫馆长解释说，易培基其实是章士钊的同乡兼好友，这位饱谙经史的学者对古籍文物十分钟爱，于金石书画鉴别此道也很有研究，他还曾亲手拓过拓片，只是不知赠予章士钊先生的这几张拓片是否为其亲手所拓。拓片的其中一段跋语还是由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太炎先生所书，看信中的意思，章士钊对于这一段跋语也十分喜爱。其实，以章太炎与章士钊的私交，闻名遐迩的章太炎为其所宝爱的拓片书写跋语并不奇怪，因为意气相投的缘故，这两位学者早在上世纪初期就结拜为异姓兄弟。而且，章士钊十分“崇拜他家太炎”，单从情感的角度来说，喜欢“他家太炎”书写的跋语也是应有之义，更遑论学问淹通博洽、令鲁迅先生也为之倾倒的章太炎，出自他笔下的文字又怎能无妙绝之处呢？ 只是，如今已不知这几张拓片上拓印着什么内容，想来应当是有几处文字的。若是如此，则可以想象章士钊先生，一边欣赏拓片，一边不由自主地循着这些前人字迹的线条描摹一番的情景了。“章士钊先生的字也是极好的。”徐国卫馆长说，“他临过汉碑，还习过《兰亭》《韭花帖》这些法帖，而且是下了大工夫的，所以你看他的字，很有自己独特的韵味，用笔灵动、线条多变，整体看去又十分的绰约圆润。 《兰亭序》冯承素摹本 据说，陈独秀曾对沈尹默这位书法大师的字都不以为然，却对章士钊的字十分推崇，甚至有一次被逮捕入狱后还问章士钊要字，说要'朝令瞻对，以释消愁’，可见他的书法成就了。而这件信札，因是与友人的日常通信，下笔结字并不需要有多么严谨，因此少了些刻意的华美，反而在随性的笔致下将一种原始风貌丝丝铺陈出来，让人越品越有味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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