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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说到袁枚评诗，是不顾忌鞭挞前辈大家的，这是他的文才和性格决定的。【原文】徐凝咏《瀑布》云：“万古常疑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的是佳语。而东坡以为恶诗，嫌其未超脱也。然东坡《海棠》诗云：“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似比徐诗更恶矣！人震苏公之名，不敢掉罄。此应邵所谓“随声者多，审音者少”。【翻译】徐凝咏《瀑布》的诗句“万古常疑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是好句，但是苏轼认为是不好的诗，嫌弃它不能超脱瀑布。然而苏轼的《海棠》诗句“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似乎比徐凝的诗还要糟糕。但是大家都慑于苏轼的名气，不敢争论。这就如东汉学者应邵所说的“随声附和的人多，认真鉴别的人少。”【解析】徐凝是唐代诗人，浙江睦州人，生卒年均不详，与白居易、元稹同时而稍晚。明人杨基《眉庵集》卷五“长短句体”赋诗云：“李白雄豪妙绝诗，同与徐凝传不朽”。这个评价就很高了。袁枚对徐凝咏瀑布的诗是肯定的。这两句诗描写的是瀑布的形态，上句说瀑布就像一条白纱一样飘飞，下句说瀑布飞流直下，将青山裁为两部分。苏轼认为徐凝就景写景，如同白描写法，不以为然。袁枚不苟同，立即举苏轼咏海棠的诗句来证明，苏轼的诗比徐凝的诗更加不好。我的理解是，苏轼是用比喻的手法来写海棠的颜色的，上句写海棠如同人喝醉了之后脸色红润，下句写海棠就像少女挽起袖子，露出白里透红的玉臂。上下联都是描写海棠的颜色，可以启发读者的想象，毕竟直接写海棠什么颜色是比较困难的，运用比喻手法，就生动多了。袁枚对苏轼这首诗不齿，我看主要还是不喜欢苏轼比喻的喻体不满意，似乎有些俗气，这与倡导写诗要抒写性灵的袁枚诗论是格格不入的。【原文】东坡近体诗，少蕴酿烹炼之功，故言尽而意亦止，绝无弦外之音、味外之味。阮亭以为非其所长，后人不可为法，此言是也。然毛西河诋之太过。或引“春江水暖鸭先知”，以为是坡诗近体之佳者。西河云：“春江水暖，定该鸭知，鹅不知耶？”此言则太鹘突矣。若持此论诗，则《三百篇》句句不是：在河之洲者，班鸠、鸣鸠皆可在也，何必“雎鸠”耶？止丘隅者，黑鸟、白鸟皆可止也，何必“黄鸟”耶？【翻译】苏轼的近体诗欠缺酝酿推敲的功夫，所以，诗句读完，诗意也就完了，绝对没有弦外之音和体外之味。王士祯认为写诗不是苏轼的长处，后人不能效仿苏轼写诗的方法。这个说法是对的。但是毛奇龄对苏轼的诗批评得太过分了。有人引用“春江水暖鸭先知”，认为这首诗是苏轼近体诗中最好的。毛奇龄说：“春江水暖，就一定是鸭知道，鹅难道不知道吗？”这话就太糊涂了！如果按这样的方法来评诗，那《诗经》句句都不对。例如'在河之洲’斑鸠和鸣鸠都可以在，为什么一定是雎鸠呢？'緜蛮黄鸟，止於丘隅。’（《诗经·小雅·緜蛮》）白鸟、黑鸟都可以停在小丘上，为什么一定是黄鸟呢？【解析】清朝的时候，倡导诗歌性灵说的除了袁枚，还有一位是王士祯（1634年9月17日－1711年6月26日），原名王士禛，因为避雍正皇帝名讳而改为“祯”；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世称王渔洋。山东新城（今山东桓台县）人。清初诗人、文学家、诗词理论家。他不喜欢苏轼的诗，与袁枚志同道合。他们都认为苏轼的诗没有含蓄的诗味。王士祯提倡诗的“神韵”说，什么是“神韵”？王士祯并未系统论述，后人理解为神韵是“古淡清远的意境”。叶嘉莹先生也说 ：神韵的主要内涵是指诗味的清逸淡远；钱钟书先生在谈到渔洋诗论时亦评述道“神韵乃诗中最高境界”说等等。王士祯自己说，他最喜欢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八个字。这大概就是王士祯和袁枚不喜欢苏轼诗的缘由。苏轼写的《惠崇春江晓景》是他诗歌作品的代表作之一。明末清初的学者毛西河即毛奇龄（1623—1716)，大概对苏轼的诗成见太深，因此而有点吹毛求疵，对“春江水暖鸭先知”这样脍炙人口的诗句也非常不屑。袁枚对毛奇龄的批评是不以为然的，为苏轼说了一些公道话。他用逻辑推理中的“归谬法”驳斥了毛奇龄的荒谬观点，但从前面的文句中我们已经得知，袁枚对苏诗是看不起的。【原文】宋人论诗，多不可解。杨蟠《金山》诗云：“天末楼台横北固，夜深灯火见扬州。”的是金山，不可移易。而王平甫以为是牙人量地界诗。严维：“柳塘春水慢，花坞夕阳迟。”的是静境，无人道破。而刘贡父以为“春水慢”不须“柳坞”。孟东野咏《吹角》云：“似开孤月口，能说落星心。”月不闻生口，星忽然有心。穿凿极矣，而东坡赞为奇妙。皆所谓好恶拂人之性也。【翻译】宋朝人评诗，很多都不可理解。例如，杨蟠《金山》诗云：“天末楼台横北固，夜深灯火见扬州。”诗中所写的金山是不可移动替换的，但是，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字平甫）却认为这首一首写土地买卖中介人量地界的诗。严维的诗句“柳塘春水慢，花坞夕阳迟”写的是静谧的幽境，没有异议。但是刘贡父却认为“春水慢”不须“柳坞”。唐人孟郊的《吹角》诗云：“似开孤月口，能说落星心”。没听说月开口，星星忽然有心。这样的诗穿凿附会到了极点，但苏轼却称赞写得奇妙。这就是因为个人爱好和厌恶的成见，左右了人的正直本性。【解析】我检索了《全唐诗》，没有收录孟郊的《吹角》一诗，后又检索《苏轼文集》，发现在该文集目录《书后五百六首》（即苏轼在所阅读的书上加的眉批之集成）中找到《题孟郊诗》，全部文字是：“ 孟东野作《闻角》诗云：'似开孤月口，能说落星心。’今夜闻崔诚老弹《晓角》，始觉此诗之妙。”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袁枚对苏轼的批评是捕风捉影的。孟郊并未作《吹角》诗。苏轼写得很明白，他在孟郊的《闻角》一首诗中读到'似开孤月口，能说落星心。’原来并不理解，这天夜里听了崔诚老弹了《晓角》这首古琴曲，才体会到孟郊这两句诗的妙处。等于说听琴后受到启发，加深了对孟郊诗意的理解。袁枚武断地说孟郊的诗是穿凿附会到极点，苏轼给以高评，完全是出于个人成见。其实，真正对苏轼有个人成见的恰恰是袁枚。当代著名文史学家夏鼐在其《夏鼐日记》1949年7月15日中写道：阅毕《谈艺录》（注：钱钟书著，1941年出版）（1—377页）。此君天才高而博学，其文词又足以发挥之，亦难得之作也，惟有时有掉书袋之弊，乏要言不烦之趣。至于290页以孟东野之“似开孤月口，能说落星心”，强以星心非谓星有心，乃指星形类心，实属勉强。又袁随园（注：袁枚）、潘德舆二君误以孟诗为咏吹角，由于不检原诗而仅据苏东坡所引，然苏氏云“今夜闻崔诚老弹晓角，始知此诗之妙”。盖孟氏此诗咏晓鹤，而晓角之鸣，情景亦相同，故东坡由此悟彼，并非即以此为咏角也。鹤喙、牛角皆形近新月，而天晓时星光渐隐，鹤声或角声清澈霄汉，足以见此诗之妙，或许苏氏将“似开孤月口”作为“似吹晓角”解，是否得孟氏原意虽成问题，然不能以为苏氏误以全诗为咏角也。“孤月口”非谓月有口，乃指口形似月，说虽可通（依此例则星心乃指心形类星，非指星形类心），然原意似双关，鹤口之形似月，然亦兼谓天晓时孤月之口，能说出夜星之心情。钱君之说，似尚未达一间。夏鼐在这段文字中更详细地解释了孟诗的含义，批评了钱钟书“掉书袋之弊”，直截了当指出了袁枚“误以孟诗为咏吹角，由于不检原诗而仅据苏东坡所引”，在批评苏轼的方法上犯了曲解原意，主观武断的毛病。由于没有找到孟郊的原诗，所以也不能一窥全豹，对孟诗的理解我也就无从置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袁枚对苏轼关于孟诗评价的批评是未认真查核的。靶子没有找准，箭射得再准也是无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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