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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厂会议和九间房会议  八路军四纵队1938年6月下旬进入冀热边地区后，沿长城沿线艰苦转战，战果辉煌。7月初，他们向迁安、遵化、卢龙挺进，与冀东抗日联军会合，攻克迁安县城。接着，四纵队又接连打下了几座县城，威名大震。四纵队英勇善战、纪律严明的好作风，为抗联战士作了很好的榜样，因此，各路暴动部队纷纷要求八路军四纵派干部，加强对暴动部队的领导。 1938年8月中旬，抗日联军和八路军四纵队，在唐山以北的铁邑厂镇胜利会师。当时，我抗日联军已陆续摧毁遍布冀东农村的敌伪政权，并切断北宁铁路半月之久，给了日伪军以很大打击。 1938年8月27日，八路军四纵队党委和中共冀热边特委以及八路军和抗联的主要负责干部，在铁厂召开了联席会议。会议由八路军四纵队政委邓华主持，我和胡锡奎、王仲华、李楚离、周文彬等同志，都参加了会议。洪麟阁派杨十三为代表，高志远派陈宇寰为代表，鲍子菁也派了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对冀东暴动后的形势做了正确的分析，充分肯定了这次大暴动的巨大成绩，并指出暴动部队人员多、秩序乱，需要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整顿部队，并进而提出了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主张，决定整训部队，成立冀察热宁军区，推举宋时轮为军区司令员，邓华任政委，我和高志远、洪麟阁为副司令员，下设5个军分区，我和高、洪各组织一个军分区，由四纵队派干部组织两个军分区。会议还决定成立冀察热宁边区行政委员会，以便统一政权领导，普遍建立冀热边各县抗日政权，负责筹粮筹款，支援部队，训练抗日干部，组织救国会等。 在这期间，中共冀热边特委还曾致电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并请转蒋介石委员长及全国将士、抗战团体，报告了冀东抗日大暴动所取得的伟大成果：“庆祝冀东的初步胜利，庆祝国共两党及无党派同志的亲密合作”，并表示“以坚持的努力，为创造冀热边抗日根据地，配合全国抗战，争取最后胜利而斗争”。 我第十八集团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叶剑英致函蒋介石委员长，并将朱德、彭德怀同志所转发的中共冀热边特委的这一电文，交给了蒋介石委员长。 铁厂会议之后，我们信心百倍地着手准备建设冀察热宁抗日根据地。冀察热宁边区将变成坚强的抗日前哨，变成埋葬日寇的汪洋大海。铁厂会议之后，也给中共中央和中央北方局发了电报，汇报了会议精神和有关决议。 但是，会议精神后来并没有落实，八路军第四纵队的主要领导同志原打算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在雾灵山、都山建立抗日根据地，后来，却放弃了铁厂会议决定的这一正确指导思想。 当年9月初，中共冀热边特委和抗联第二路指挥部，在霍庄召开干部会议，贯彻铁厂会议精神，布置建立丰、滦、迁、遵根据地和整训部队、肃清土匪的任务。正在会议进行期间，宋时轮同志从铁厂匆匆赶来，他说决定去热河都山建立根据地，命令抗联第二路全部随四纵队东渡滦河，向都山进发。部队先攻下了迁安城，然后继续向都山进发，在途中的石字坪与伪满军作战，激战多时不分胜负，只好撤出战斗。但这一情况未来得及告诉我们。 9月12日，我率抗联十几个总队约二万多人，来到都山区域的桃林口、冷口、界邻口一带，各总队分别驻扎在包各庄、台头营、双望镇等地，我带司令部到了申罗寨。这时，有一个整营的伪满军，由日本人带队，他们与八路军宋时轮的四纵队打完仗之后，由燕河营折返回青龙。这些敌人只知道燕河营有八路军，还不知道这里已悄悄住上了抗日联军。他们盲目地走进我们部队的驻地，自投罗网。一见伪满军送上门来，我立即命令各总队摆开阵势，将敌人团团围住，然后向敌人发起冲锋。第五总队从前面压，节振国的工人大队从后面堵，十二、十三总队也冲了上去，一下子吃掉敌人两个连，剩下的一个连和敌营长返到山上进行顽抗。我军五总队继续进攻，用新缴来的迫击炮轰击敌人。为了尽快结束战斗，节振国带一个突击队闪电般冲上山顶，他大喊：“缴枪不杀!缴枪不杀!”把那些敌军官和伪军们吓坏了，他们一个个战战兢兢，跪倒在地，举手投降。 战斗胜利结束后，节振国亲自把伪营长朱保兴等以下军官17名带到司令部，交我处理。这一仗，我们生俘200多名伪满军，打死了日本顾问，缴获迫击炮二门，轻重机枪四挺和其他许多军用物资。进军都山，首战告捷，抗联部队士气高涨，对建立根据地充满了信心。 但进军都山的八路军四纵队在抚宁、青龙边境连续遭敌阻击，遂改变原来的计划，退回滦河以西。9月中旬，八路军四纵队在迁安的莲花院(今属迁西县)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如何整顿部队和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因为八路军四纵队进入冀东地区以来，连续苦战，几个月来损失较大，人员军需都极需补充休整，特别是四纵队的领导听说敌人还要大举围攻孤悬敌后的冀东，结合部队急需休整的实际情况，个别领导已有撤回平西之意。 从冀东本地的抗联队伍来看，虽然士气高涨，但队伍庞大，成分复杂，指挥不统一，其他各路起义队伍都鱼龙混杂，如不及时整顿训练，就很难抵抗日伪军的进攻，建设根据地也就成为空谈。 在会上，多数人认为，冀东是平原，与京津、东北毗邻，交通方便，利于敌人调动，起义队伍未经过整训，青纱帐倒后，主力坚持很困难，起义队伍损失可能更大。但是，也有少数人认为，冀东形势很好，党在这里有相当基础，群众条件也好，又有相当的武装力量，是可以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双方各抒己见。 会议最后决定：四纵队主力撤回平西，依托平西；同时，动员—部分起义部队，也撤到平西整训，明年再回来；主力撤退后，留下三个各百余人的游击支队，继续坚持冀东的游击战争。具体分工是：留陈群支队坚持丰玉遵地区；包森支队坚持遵化以北地区；单德贵支队坚持密平蓟地区。  这次会议后，宋时轮同志遂放弃了在都山建立根据地的计划，率四纵队第三十一、三十二大队返回潮白河以西。 9月17日，邓华致电聂荣臻，提出：“冀东形势很难支持”，主张'……主力转到白河以西，地方武装则尽快争取拉到平西去整训…．．” 9月26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刘少奇同志联名致电聂荣臻转宋时轮、邓华并冀热边特委，不同意主力西撤。电文指出：“有全国坚持抗战有利形势与华北普遍的游击战争，加以八路军远近距离的配合，有广大群众的掩护，有雾灵山、燕山、五龙山东西千余里之大山脉便于回旋，冀东地方党有相当基础。根据以上各种条件，创造冀热察边区根据地，创造相当大的军队，是有可能的。但环境是严重的，工作是困难的，必须以高度的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克服斗争中的一切困难，坚持统一战线的原则，建立坚决持久抗战胜利的信心，克服起义的新军中不可免的复杂的严重现象”，“在整顿队伍与创建根据地的工作上，必须要有计划与工作中心。我们认为，目前主要的力量在白河以东之密云、平谷、蓟县、兴隆、遵化，以部分的力量在白河以西创造根据地”。  邓华同志接到中央指示后，拿不定主意。因为莲花院会议后，四纵队把会议情况和意见已上报晋察冀军区和八路军总部，此时四纵队党委已决定西撤，正在等待总部的指示。于是，邓华遂邀请我和胡锡奎，在迁安的新庄子村开会，商议怎么办。我和胡锡奎在会上态度很坚决，肯定在冀东能够坚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我表示，如果四纵队坚持西撤，我要带领抗联队伍，就地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经过讨论研究，会议最后决定，按照中央指示，继续贯彻铁厂会议精神，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建设以冀东为中心的冀热边抗日根据地。 9月下旬，宋时轮从蓟平密地区发来电报，告知邓华：武汉失陷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已分出兵力巩固其占领区，敌人要分七路向这里大举进攻，蓟平密地区也站不住脚，要求邓华也带队西撤。 这时，河北省委书记马辉之也率省委机关人员，由天津抵达冀东，他们是按照中共中央原来的指示精神，来到冀东与八路军四纵队会合，准备参加领导创建冀东抗日根据地工作的。邓华向马辉之通报了敌情形势，也商议了四撤事宜。由于省委领导当时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对在冀东建立根据地、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缺乏信心，因此，也同意了四纵队坚持西撤的意见。 1938年10月1日，刘少奇同志致电中共河北省委：宋部西移，冀东同志们应坚持游击战争，并进行创立根据地……李运昌等部队，如果可能的话，以改变成八路军为好。本月8日，朱德、彭德怀、刘少奇同志电示宋、邓，再次指示不同意西撤，指出：“目前即将冀东游击队大部拉到白河以西，将要发生许多困难”，“邓华应尽可能争取在遵化、玉田、迁安地区，持久进行整理部队、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并强调指出：“只有到万不得已时，才可率主力向白河以西转移”，但仍“应配备必要的基本部队及干部与地方工作人员原地区活动，坚持当地游击战争，但省委主要干部马辉之、姚依林等应随主力西进”。 1938年10月上旬末，由邓华同志主持，在丰润县九间房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八路军四纵队、河北省委、冀热边特委和冀东抗联主要负责人邓华、马辉之、姚依林、胡锡奎、李运昌、李楚离、王仲华、高志远、洪麟阁、杨十三等人。邓华主持会议，分析了形势。在会上，多数人认为，在敌人很严重的进攻面前，当时的形势已到了万不得已之时，决定八路军主力和抗联西撤，留下四纵队的苏梅、陈群、包森、单德贵、赵立业等几位干部，组成三个支队坚持冀东。这三个支队各有200来人，分散在基础较好的地区。三个支队的统一指挥是冀东军政委员会，军政委员会书记是原四纵队的政治部副主任苏梅。地方上只留周文彬—个主要干部任地委书记，负责地方工作。 从铁厂会议到九间房会议，竟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在冀东，我们经过多年的工作，党的基础和群众基础已经很好，抗日武装大暴动又如此轰轰烈烈规模宏大，党中央在冀东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决心非常坚决，为什么又要西撤，放弃坚持冀东抗日游击战争呢?因此，我在九间房会议上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赞成西撤，并阐述了在冀东创建抗日根据地的优势和理由，但赞成者很少，只有洪麟阁表示赞成。马辉之还代表组织，专门找我谈话，让我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保留个人意见，服从会议关于部队西撤的决议，开始带领抗联部队西撤。 西撤受挫 1938年10月中旬，部队西撒开始。原计划分两路走，一路经遵化、蓟县、密云到平西；一路经丰润、玉田、三河到平西。四纵队的主力和抗联部队，总共约5万人向平西开始撤退。 当时，鲍子菁的队伍没有动，国民党七、九路军和其他杂牌军不听调遣，也没动。踏上西撤征途的部队，共分成三个梯队向乎西进发：第一梯队是邓华的八路军支队和高志远的抗联部队；第二梯队是洪麟阁和陈宇寰的抗联部队；第三梯队由我率部殿后。 早在9月下旬，宋时轮同志未等中央复电批准，就已率四纵队一部分主力和蓟县抗联部队开始向西转移，越过潮白河，退至赤城龙关一带。这次总撤退，除了抗联主力部队要随四纵队主力西撤，冀东各县的抗日政府的干部，也一起随部队西撤。 由于西撤没有经过严密组织，部队也没有经过严格训练，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5万人的大部队拉成一字长蛇阵，浩浩荡荡地向西进发，前边的队伍已到潮白河，后边的队伍还没有动。这样走法，行军非常缓慢，有时一天一夜才走十几里路，而且沿途的老百姓也受不了，因为西撤的部队走到哪里就吃到哪里，前面的部队可以勉强维持，后边的部队就没饭吃了。只好自行觅食，把沿途的柿子、核桃都吃光了。 这时，正值深秋季节，天气渐冷，西撤的战士们仍然穿着单衣，风餐露宿，又饿又冷，这些刚刚组织起来的农民，丢下锄头，拿起枪杆，抛家舍业，远离故土，思想上本来就不通，再加上环境艰苦，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离队逃跑现象。尤其是在西撤部队走进狭长的山路后，前呼后拥，行军更加缓慢。加上沿途不断遇到敌军的截击，部队战士开始出现逃跑现象，而且越来越无法控制了。 敌人得知暴动队伍西撤的消息后，连续组织兵力在半路亡对我们围追堵截。暴动队伍忍着饥寒，与日寇、地主武装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殊死拼搏。10月10日，在蓟县马伸桥的老山头村，敌人截击了陈宇寰部。陈宇寰部是随邓华部队一路走的，随部队转移的还有地方上一批负责同志。当日寇攻上来时，王仲华同志命令曹致福带队阻击，掩护领导机关转移。 在战斗中，陈宇寰不幸被日军的炮弹击中牺牲。曹政福带领的阻击部队打得很顽强，打退了敌人几次进攻，阻击部队牺牲了110多人，完成了阻击任务。这支部队过潮白河时又遭敌人阻击，仅过去了1000多人，牺牲于河中上千人，部队战士的鲜血把潮白河都染红了。 1938年10月11日，聂荣臻电示宋时轮并告邓华：关于四纵的行动，曾由军委总部致电指示，希望你们详加考虑，坚决执行你们艰苦困难的工作。实现根据地之创立亦非易事，只能战胜一切困难，在艰苦过程中来创造。如果你们拟回平绥南部，则势必完全放弃冀热。请你们在现地立下决心，站稳自己的足跟，以便解决一切问题。 10月15日，马辉之、姚依林、邓华致电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电报中报告了部队西撤的具体情况，并准备部队到平西后，对部队进行整训，然后再回冀东坚持抗日游击战争。还提出：“如果在冀东继续坚持抗战，是非常不利的，我们负不起这样重大的责任。如果必须在此坚持，则必须：一要将11支队派到冀东，加派两个团的兵力来此；二要立即派军政干部14人，团级干部12人，营级干部36人，连级干部108人；三要支援一批手榴弹。如果以上三条不能解决，则部队还是西撤有利。并强调提出，河北省委和四纵队领导的意见，还是以继续坚持西撤为好。实际上，对党中央和北方局应当继续坚持冀东抗日根据地的明确要求，完全采取了抵制的态度。 部队在西撤中，洪麟阁的部队在蓟县马伸桥台头村，也遭日伪军截击，洪麟阁被敌人的炮弹炸死，部队一下子跑散了。李楚离同志赶紧召集剩余的部队，继续坚持西撤。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王稼祥同志，又联名致电冀热边特委并告宋时轮、邓华：“你们应坚持冀热边的艰苦斗争，创造根据地，培养基干部队，以最大决心，克服发展中所遇到的一切困难。营团两级干部可派数个，连级干部可派十个到你处工作。” 10月17日，刘少奇同志又电示河北省委：“冀东游击队四五万人一齐西退，是很不妥的计划，危险极大。因此，我们不同意总退却。可组织一万人的适当部队西退，由宋、邓护送至察南交八路军收编，其余部队都坚持在冀东打游击，扩大抗日游击区。”可惜，收到这些电示时，西撤的抗联部队在日伪军的围追堵截下，大部已失散了。 我带领的部队走在最后，部队行至平谷县大华山、镇罗营一线，受到日军和伪军的截击，经过我们英勇反击，打退了敌人。 部队继续前进，到了密云，部队怎么也走不动了，拉得太长了。结果在瓦罐头与敌打了一次恶仗。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我指挥部队上山，敌人用炮轰。猛烈的炮火一响，一些新兵就慌了，已经失去了斗志。经过一天作战，我方被炸死、炸伤了600多人。 西撤部队连遭日伪军阻击之后，许多刚参军不久的农民，不愿意远离家乡，因此，开始军心涣散，斗志衰退。抗联西撤部队再也稳不住了，成批成批地散去。路南的39总队3000多人，原来挺有战斗力，结果仅一夜之间就都跑散了，陈宇寰的三个总队也溃散了。当时，我们没有军用地图，也没有电台等通讯设备，只有被动挨打。记得当时高敬之的部队一夜跑了一个大队，他问我：“李司令，怎么办，这样子也不能前进了，不然的话，人都得跑光了!”我也更加强烈地意识到，继续西进是十分危险的，不是全军覆没，就是全部跑光。 在这严重的时刻，何去何从，必须做出决定。我率队伍来到了平谷县北的樊各庄。这时，李楚离也率洪麟阁的余部，来到这里。 经我提议，在这个村召开了有部分抗联负责干部参加的紧急会议，我和胡锡奎、李楚离都参加了。经过一天一夜的激烈争论，我始终坚持停止西撤的观点，力排众议，最后会议决定队伍立即停止西进，返回冀东，坚持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游击战争。决定由我和李楚离分别率领剩下的抗联队伍6000多人，分北、南两路返回冀东。李楚离走南路，经宝坻返回丰润地区。我率部队由北路返回丰滦迁地区。 东返借船 此时，日寇对武汉的进攻已告结束。他们乘我抗联主力和八路军四纵队主力西撤的时机，重新部署了兵力，进一步加强了冀东的“防务”。于是，在刚刚燃烧过抗日大暴动烈火的冀东大地上，再次出现了汉奸横行，伙会猖獗，土匪蜂起的混乱局面。 原国民党部队、参加过大暴动的“忠义救国军”第七、第九路军，除逃散的以外，全部都投降了日本人，被编为伪军、伪警或变成了地主联庄会武装。他们为虎作伥，肆无忌惮地杀害抗日暴动的军人及其家属和地方干部，使冀东人民重新踏人了痛苦的深渊。 我率领抗联第五、第九、第十总队、特务二总队、二十三总队、工人大队共计5000多人，迎着晚秋的风霜，在日寇追击的枪炮声中，日夜兼程，于同年10月末到达了蓟运河边。这时，蓟运河正涨着秋潮，波浪滚滚，水势很猛，挡住了我们部队东返的去路。据侦察员报告，河上的大桥已被日军重兵把守，部队难以通过；河边有船渡口，又被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第七、第九路军把守着。 前有大河阻拦，后有敌兵追击，情势严重。我和胡锡奎等同志商议对策，经我们考虑再三，决定走一步险棋。我此前就知道，国民党七路军的政治部主任李光汉，与我是黄埔校友，我是四期毕业的，他是五期毕业的，原来，他也加入过共产党。1930年，我们二人都被捕，蹲进了国民党的监狱，所以我们两人是校友加难友。后来，李光汉脱党了。我想，在当前紧急情况下，或许可以利用一下我们之间的这层关系，虽然很危险，但值得试一试。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同志们，大家都不同意我去冒险，随队当参谋的魏春波同志着急地劝阻说：“李司令，帅不能离位，您说什么也不能去冒这个险。要去，让我去试试吧，万一有个好歹，我也不怕!这支队伍离不开你!” 但为了部队的生存，我决意前往。我说：“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何况七、九路军中，还有我的黄埔校友，凭这个关系，我也要冒险去试一试。不然，我们就要走投无路。” 随后，我对胡锡奎同志说：“这次行动，确实凶多吉少，如果我回不来的话，就请你挂帅，把抗联队伍带到丰、滦、迁一带，继续坚持冀东抗日游击战争!”说完，我就带着红军干部孔庆同同志，向国民党七、九路军司令部奔去。 我和孔庆同同志骑着马，大义凛然地来到了国民党七、九路军司令部。首先见到的就是我的黄埔校友李光汉。他又引荐我们见了七、九路军总参谋长齐若斋，见面一攀谈，原来齐若斋也是黄埔军校毕业的。我把来借船渡河的意思，向他们二人说了一遍。没成想，他们二人满口答应，并请我们吃了饭。 席间，齐若斋、李光汉二人频频举杯劝酒。此时，我虽然外表很坦然，但心里有些紧张，我怕的就是他们摆的是一桌“鸿门宴”。于是，我推托自己没有酒量，不能喝酒。正在此时，突然，我瞥见客厅外进来了几个军人。 我心里顿时一惊，感到果然是他们给我摆了“鸿门宴”，因为在当时那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这种事情是很可能发生的。特别是，我知道，国民党九路军的司令王文，又叫王天魔，是国民党军统特务蓝衣社的重要成员。这次，他知道我来了以后，对我要暗中发难，想把我在这里扣留住，然后以此为要挟，逼迫抗日联军缴械，进行改编，以扩充他的势力。所以，他亲自组织人，闯了进来要抓我。 我马上很镇定地问齐若斋：“若斋兄，这是什么意思?恐怕不会是'鸿门宴’吧?!” 齐若斋抬头一看，蓝衣社的手枪队，已经冲进了客厅，他顿时勃然大怒，这不是当着黄埔校友的面，丢他的脸面吗?他一摔酒杯，破口大骂：“混蛋，谁让你们来的?都给我滚!都给我滚!” 可是，蓝衣社手枪队的特务们端着枪就是不走。这时，站在我身后的孑L庆同同志怒发冲冠，他手举双枪，呼地冲在我的前头，用身体护着我，对特务们大声喊着：“看你们谁敢动李司令一根毫毛，我就送他回老家!” 此时的李光汉，还真够朋友，他也立即带几个军人，护住了我，他冲蓝衣社的特务们大声喊：“李运昌司令动不得，他的部队多着呢!” 我一见这阵势，忙走到人们的中间，高声对大家说：“朋友们，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日本侵略者，咱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大敌当前，还是合作抗日为好!”我首先让孑L庆同同志把枪放下，齐若斋和李光汉随即喝令蓝衣社的特务们退出。 蓝衣社的特务们走后，齐若斋向我道歉。我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没什么，自家人，小摩擦。我们都要记住，共同抗日，才是大事!” 接着，我提出了部队要过河，希望借船的请求，请齐若斋帮忙解决。齐若斋很爽快，讲义气。他满口答应，急忙下命令给他的部下，迅速组织了几十条船只，并请李光汉帮我们带路，帮助东返的5000多名抗联部队，平安地过了蓟运河，向敌后抗日前线继续进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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