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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既白 著 天下不治，在于人心不治。人心不治，在于欲念横溢。欲治天下，首治人心；欲治人心，首治乱象。从老子《道德经》第三十八章的理论描述中我们赫然发现，在老子的理想世界中有一套堪称完美的社会管理模式：那就是“法家他律做基层，儒家自律做中层，道家自性做高层”的“法儒道层级管理”模式。为什么说只能“法家他律做基层”呢？  法儒道层级管理模式图 因为治乱不过是个手段，治心才是务本正道，儒家的积极态度和责任担当，道家的无为而治，顺势而为，才是“天地人”三才的正本清源，“法儒道”三位一体的综合治理模式，才是符合阴阳之道的最佳拍档。若是只为治乱而治乱，只以强力统一天下，纵使成功，天下非但不治，只会更乱。 众所周知，法家主张法治，强调他律，利用人们趋利避害的天性，主张制度管人，照章办事，以利御人，威逼利诱，行事讲究效率，不拖拉积压，强调制度的稳定性，反对朝令夕改，主张“国贵少变”。管理基层靠法家思想，法家主张法治，强调他律，是对公共范围领域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 法家在人性问题上提倡性恶论，主张要拟制人性的恶，强调他律和规则管制对人性的钳制，对人性的恶进行堵截和压制。因此法家思想中关于“法、术、势”的三大精髓，都是针对人性中的“恶”而设置的，这种恶不仅仅是自私自利的恶，还有见利忘义的恶，这些都是人性中潜藏的恶的一面。故“因时立法，因事制礼”成为法家的重要特点，韩非子亦在《韩非子·八经》中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性”。 但天下不治，在于人心不治，人心不治，在于欲念横溢，而以“威逼利诱”为主的法家，则无形中更加助长了人们内心的“物欲横流”，然“势利之交，难以经远”。故法家可以使国家在短时间内得以强大，在弱肉强食的乱世环境中优先生存下来，但不能长治久安，原因主要有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  势利之交，难以经远 客观方面：比如任何法律都是人制定的，因制法者本身客观方面的局限性，制定的法律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滞后性，需要根据新情况不断地进行补充改进和完善细化。在这个正常的补充完善过程中，就会有少部分人无意识逃脱法律的管辖和制裁，甚至是有意识的钻法律的空子、刻意的投机钻营。 主观方面：比如立法是法治建设中的首要环节，任何公正的立法都应该以民众为主体，反映出公众的意志。法家是推崇“依法治众”的，但在法家的理念中，立法主体从来不是民众，而是君主个人或个别政治寡头。制法、立法一旦成为君主的事情，实质上并不能完全反映民众的意志，这样的法与当代的法治思想截然不同，自然罕有公平正义，法家的立法排除了民众的参与，不能完全得到民众的认可，甚至进一步形成了社会的严重割裂。 比如制法者、执法者也有主动知法犯法、徇私枉法，在具体执法过程中选择性执法、挟私报复、夹带私货的个别现象，就会更加激化这种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使法律在推行中面临极大的困难，那就必然要借助于权势，威严的权势于是成了法律的依靠和保证，于是韩非就明确提出了：“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厚德之不足以止乱也”的论断。  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 但以暴制暴、以恶制恶行霸道，治标不治本，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因为“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中说·礼 乐》）。比如当今西方社会“剪不断、理还乱”的非法暴力游行和此起彼伏的“美丽风景线”，就是最典型的案例。 因此老子不但没把“法”纳入到下德的范畴，还在《道德经》中给出了：“故失道而后德，失德面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的经典论断。老子认为，仁、义、礼是高于法律的下德范畴，而法律只不过是一种治国之器物，过分强调他律性和强制性，根本谈不上“德”的范畴，所以“法家他律做基层”，适当其实，适当其所。  一阴一阳之谓道，偏阴偏阳之谓疾 “一阴一阳之谓道，偏阴偏阳之谓疾”，人类实践天道是有层次的，履行法定的义务，要照合约去做，讲话要算数，一切要合法，这些都是法家携人性之阴，主张人性本恶，“以恶制恶行霸道”的基本履道方式。但如果仅仅以一切要合法为基准，那人类很快就无耻了----只要合法，不凭良心，我怕什么？只要不违法，什么事情都可以做，那就是不凭良心！凡是做了合法或者说不违法的事，还被众人唾骂的，就表示不合理，这个时候还理直气壮、气焰嚣张，那就是无耻之徒。  闻过而终礼，知耻而后勇 于是面对这种情况，儒家在《礼记·中庸》提出了补充的解决办法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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